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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金纪念章一枚，重约三两；金字银屏四扇，长均五尺，宽二尺；纹银浮图一，花瓶二，高各三尺许；纹银果盒一，径盈尺；珊瑚佛珠一串，计一百零八颗，粒皆大如拇指；绿玉碗二，精凝滴翠；福州漆挂屏四扇，技巧绝伦；余如湘绣屏画、景泰蓝器、细瓷餐具、金丝地毯，以及各色绸缎呢绒、粗细茶叶，凡二十六色、二百四十余件，纯系国产名贵之品，价值在十万圆以上，馈赠之厚，创民国以来之新记录。
西藏三百多六品以上的僧俗官吏，均有馈赠。西藏三大喇嘛寺上万僧人，也都得到布施，平均每人给藏银七两五钱，吴忠信自称“此次布施之范围既广，而每人所得之实惠，亦为空前所未有也” 。他还带去一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在拉萨大行医道，妙手回春，“活人无算”，治愈的病人包括达官显贵乃至活佛，同行者为此赠诗：“佛能活人难自活，君能活佛更活人” ，与共产党后来在西藏搞“统战”的手法如出一辙。然而所谓政治，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不被感情左右。西藏统治者收下厚礼，并没有因此改变原则，甚至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之前见一见转世灵童的要求都不同意，直到吴忠信以带团离藏为要挟，才取得藏方妥协。随后又在坐床典礼的座位排列上发生争执。最后是照驻藏大臣旧例给吴忠信安排的座位，这即被视作体现中国主权的重大胜利，为以后中国人多次援引。殊不知仅把主权体现在这点小事上，本身就已经说明这种主权的虚假与无奈。当时的西藏摄政热振历来被中国史界评价为“热爱祖国”、“拥护统一”。吴忠信进藏时热振对其态度友好，然而凡涉及实际问题，都圆滑地推托。使吴忠信进藏基本未取得实际成果。在吴忠信的亲笔记载中，热振对民国政府要求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一事回答如下：
（一）藏中内情复杂，人民疑虑夙深，此时骤设高级机关，易滋生误会。（二）英国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正密切注意中央与西藏问题之开展，不无顾虑。（三）按照十三辈达赖向例，此等重大案件必先交僧俗民众大会解决，预计万难通过，届时徒损中央威信，本人心殊不安。（四）此次完成达赖坐床典礼，汉藏情感恰臻圆满，此时吴委员长尽可先行返京复命，本人在此当再徐为运用，总期达到中央希望。（五）本人受中央厚恩，无时不思竭诚图报，既有所见，不能不掬诚相告。
其圆滑程度，可以略见。热振真正表现出“亲汉”是在与其后任摄政达札进行权力斗争处于下风之时。那时他的代表向民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请求中央下令要达札交权；二、借款二十万元作为帮助热振复出的活动经费；三、如果前两项不成功，务请国民政府派军队和飞机支援，迫使达札交权 。所以，亲汉不亲汉，关键在有用没有用。指望西藏人自觉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过是自作多情。1949年中国又面临政权崩溃。国民政府在中共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引起西藏上层的担忧。一位西藏的贵族官员后来回顾说：“我们长期同国民党打交道，因而已经很清楚，无论他们怎样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例如，他们甚至连派军队护送班禅活佛进藏都不能做到。他们声称要做这做那，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共产党非常强大，因为我们每天都听到这里或者那里被他们占领了……这些人的言行确实很认真。”同时，噶厦政府认识到，这是自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以来又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他们找了一个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似乎冠冕堂皇的借口──清肃共产党，逻辑却颇为牵强：汉人中有共产党，将来会把解放军引进西藏，共产党皆秘密工作者，隐藏甚深，无法区分辨别，因此为保险起见，只有将全部汉人驱离西藏。1949年7月，藏政府派兵包围国民政府驻藏各机构，封闭电台，限制汉人活动自由。但是这一次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在藏汉人没有军队和武器）。噶厦为汉人举行了宴会和送别仪式，然后分批将所有汉人在藏军押送下送至印度，驱离西藏。西藏又一次彻底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国民党政权那时已经自身难保，除了几句软弱的口头表态，不可能做出实质性回应。从一件事可以看出其政权机器瓦解的程度。当年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常希武回忆，他在1949年7月9日16时，用备用电台把噶厦驱汉的消息以“十万火急”之等级发往重庆总台，第二天上午10点又与重庆总台再次通报，并收到对方的收妥凭证 。然而国民党政府住印度新德里的大使直到7月21日才得知西藏驱汉，那时汉人官员已经全部离开拉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则拖到8月8日才回电噶厦表示抗议。西藏从本世纪的1912年到1951年四十年间，实现并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无论中国人怎么狡辩那段时间它对西藏实行了何种主权，都只能被归于牵强附会。从这个角度评论，那是足以使西藏独立事业自豪的四十年。然而历史有时会安排一些伏笔，最终是祸是福要在时间进程中逐步显现。中国人比西藏人更早地进入国际社会，接受了西方的主权标准并且学会了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当它无力对真正控制西藏做出实际行动的时候，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向世界不停地宣称西藏属于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咬文嚼字，坚持自己对西藏的主权，在任何涉及到西藏问题的文件上进行字面上的坚守。国民党政权在这一点上做得很认真。同时西方国家也不能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尤其又是二战时期的盟国，于是它们满足于当时的现实──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则把西藏当作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这种双重标准是后来西藏政治地位之混乱的来源之一）。当时的西藏却没有从东方式的思维转变。正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就宁愿把自己封闭在雪山深处，不理睬外面事情，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和中国人争论那些口头概念。查尔斯·贝尔记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愿进入国际社会的理由。十三世达赖这样解释：
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可能希望向西藏派驻代表，其他国家的旅游者也可能希望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些代表和旅游者就可能向我本人和西藏政府提出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我们的风俗习惯往往与欧美不同，而我们又不希望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有可能来西藏，企图传播基督教，就有可能与我们的宗教唱反调，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当历史为我们拉开距离，回头再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西藏在长达四十年的独立期间，充分利用中国无暇西顾的有利时机，积极进入国际社会，争取确立西藏独立主权的合法地位，后来共产党中国占领西藏时，西藏就不会落入那样孤立无援的境地。西藏未来的历史，也可能因此有所不同。直到共产党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西藏才想起派人到国外求援。当西藏特使以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为根据，说明中国对西藏没有主权，西藏是一直作为独立国家进行活动时，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西藏特使的态度很不客气，他批评西藏人说：
中国从未承认过《西姆拉条约》，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认为，由于中国没有签署《西姆拉条约》，所以西藏是独立的。可是西藏在当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这是一个错误。后来，当你们有时间和机会做（关于独立的）事情时，你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这又是一个错误。在此期间，中国表现得非常高明，在国际社会广泛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尼赫鲁何尝不希望西藏独立而获得一块与中国（尤其是好斗的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缓冲区，但是他只能一针见血地告诉西藏人，以国际法验证，没有充足的理认为西藏是独立的。确实，历史应当以事实为主要根据，但是主权概念却首先是在法的意义上存在。法的基础就是那些看似虚的允诺和表态。因此，不管中国过去是否实际控制了西藏，在法的意义上却难以剥夺它对西藏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从官方的角度，迄今一直难以把西藏与中国割裂开的原因。西藏四十年的自我封闭，无形中帮助固化了一种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格局，成为主张西藏独立的人难以跨越的障碍。而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中，还以一种标榜口气描述自己的封闭：
数百年来，西藏人长期在远离尘世的高山深处过着隐居生活，臣服于世所公认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统治，接受他所赐与的福泽恩惠……作为一个献身佛教教义的民族，西藏人很早就具备了避开战争、和平安宁地生活、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和技巧，他们凭藉自己所处的地理天险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从不卷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
今天，西藏人认识到了那时的错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丹增格其这样说：“1950年之前，我们西藏人真是白痴。与其一成不变地自我孤立，不如对外开放和对外建立外交关系……很明显，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这一段时间去和外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在1950年代也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地就把西藏的主权问题给摆平。”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起那一段事情，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回答法国记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的采访时说：“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整个社会、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摄政本身都太无知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依旧以为西藏是块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会受到人世间各种纠纷的波及。真是盲从瞎信。”
第四章 主权与实力
中国和西藏以东方式关系交往了上千年，虽说也有交恶之时，总体来讲是和谐的。直到双方开始接受近代国际社会的主权观念，需要把原来的东方式关系按照新标准重新定位和梳理，这时西藏是否属于中国，名义与实质就必须统一，再不能像原来那样分离。这是两种不同系统所进行的转换，首当其冲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完成转换，如何才能把原来模糊的东方式关系转变成清晰的主权关系呢？既然过去的东方式关系是模糊的，就决定了不可能以西方式的清晰将其争辩明白。事实上，双方虽然一直按照新的主权体系寻找各自的依据，却只能是越争越糊涂。在我看，从东方式关系转换到西方式关系，在这样完全不同质的两个系统之间实现转换，是不能按照后者的标准去评价前者的，尤其是不能按照后者的标准重新安排前者已经形成的关系。现实的态度应该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对旧系统和从旧系统向新系统转换过程中的是非“既往不咎”。这种结论似乎缺乏道德基础，既成事实大部分都是实力较量的结果，认同这种既成事实似乎是赞成“以大欺小”。不过我认为这实在是别无选择。实力并非仅是从东方体系向现代主权体系转换的现实依据，其实也是主权体系自身得以维系的重要基础。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威慑、谈判、影响力、均衡、妥协等关键因素，实力在其中的作用都是一目了然的。连西方世界的领头国──美国的诞生，也是实力的结果。不是吗，垫在美国立国基础下的，是道德更多，还是印第安人的尸骨更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分不出足够实力西顾，又受西方制约，西藏因此才可能保持四十年独立。等到中共夺取了政权，大陆统一，没有大敌，国际关系上不再受西方制约，而结盟的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西藏的行动 。两个妨碍中国把西藏纳入主权控制的因素都不复存在，这时，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就一定会重返西藏。
1、不成对手的较量
我在青海果洛旅行的时候，听当地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中共军队准备进驻果洛地区时，先派人与果洛大头人进行接触。果洛部落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男人经常从事劫掠作为谋生手段。据说果洛大头人当时可以调动八千男人参加战斗。在接待中共军代表时，大头人集中了他的上千战士在周围挥枪舞刀，列队奔马，尽情炫耀。随后他以得意口吻向中共代表扎西旺徐（也是藏人，后任中共政权的青海省副省长）提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大还是果洛大？”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时，在准备去见英国的印度总督之前也问过一个问题：“总督会讲藏话吗？” 这种故事多少令人联想起“井底之蛙”的寓言。1949年9月3日，中共针对西藏政府7月份的驱汉事件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解放西藏”。面对正在势如破竹占领整个中国的中共，西藏政府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发表了一封被认为“天真得出奇”的信给中共领袖毛泽东，要求中共不得进入西藏，并且还对历史上已经划归了中国内地省份的领土管辖权提出要求 。不过，从目前得到的材料看，即使是中共高层，在与国民党进行的内战取得全局胜利之前，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西藏问题。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各大野战军进行的战区划分还不包括西藏。直到1949年10月宣布成立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重新调整战区，西藏才划归当时由刘伯承任司令、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但是，因为中共占领中国的战争是由北向南推进，第二野战军在西南的作战任务还很重，而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战事基本结束，所以中共中央曾设想先由西北军区（以一野为主）负责“解放”西藏，而后再由西南军区负责管理西藏。1949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毛泽东给西北军区的彭德怀发出准备进藏的电报。电文如下：
德怀同志并告贺习刘 ：（一）复班禅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彭德怀不愿意为将来要交给别人管辖的地盘去打仗，尤其西藏是那么一个艰苦、陌生且巨大的地方。当时中共几乎无人了解西藏，彭德怀为找理由推掉进军西藏的任务，派当时任西北军区联络部部长的范明率人作了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