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又一次占领了拉萨乃至全西藏，并且以空前的程度虐待了达赖喇嘛及整个西藏民族，这次的报应却来得不像上次那样及时，至今还没有看到端倪。但是可以相信，盼望独立的西藏人正在昼思夜想地等待出现相同的报应──中国再一次发生分裂和动乱，那将是西藏再次实现独立的可能所在，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可能。那种期待并非完全是幻想。
5、民国对西藏的口头主权
自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维持38年的中华民国几乎自始至终陷在难以自拔的内忧外患中。先是延续多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刚刚奠定统一格局，日本侵略又使其投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等到日本投降，在抗日战争中坐大的中共立刻展开了夺取政权的战争。民国政府常常是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对偏远的西藏更是难以分出多少精力。这种状况使西藏获得了一个宽松空间，从而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得以维持完全独立。以往西藏虽然可以通过“架空”方式得到实质上的独立，但是身边有颐指气使的驻藏大臣，境内有耀武扬威的清军，总是不免处处掣肘。那四十年的独立却是彻底的，顶多与民国政府来点虚与委蛇的周旋，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那一段历史至今仍被很多人视为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根据。不仅如此，中国的内乱还使西藏能够以武力收复昌都、德格等康区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把边界大大地向东推进。固然十三世达赖喇嘛实行的新政及藏军从英国得到新式武器都是其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不过最大原因还是应该归于中国内地的动荡。当年指挥川军西征所向披靡的尹昌衡在权力斗争中被袁世凯关进监狱，新起的四川军阀则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连省会成都都成了他们的巷战战场。藏军围困昌都时，守将彭日升屡屡求援，民国政府任命的川边镇守使却因为与彭素有矛盾，坐视不救，致使昌都陷落，彭日升被藏军俘虏，最终客死西藏。随后英国人又从外交上介入，迫使民国承认了藏军胜利后的汉藏边界。民国之初的二十年，是中国最弱而西藏最强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历经民族灾难的考验和流亡的磨练，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他在驱赶汉人获得独立后，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对藏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和改编；引进英国、日本和俄国的训练方法；聘请外国教官；派藏族军官进英式军官学校学习；进口新式武器；发展西藏的兵器工业；西藏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留学生；他还建立银行，发展矿业、邮政，促进贸易等。西藏社会在张荫棠、联豫推行新政的基础上， 进一步得到现代化的启蒙。西藏取得的成绩致使英国最终“担心西藏相对于中国来说太强大，并可能导致西藏的扩张侵略和独立”，从而拒绝向西藏继续出售武器。如果英国人真有这种担心，那是过于夸张了。以中国的几亿人口对西藏的一二百万人，西藏再强又能强到哪去？即使在民国只能全神贯注于内部事务而对西藏无暇以顾时，仅为对付川边的地方军阀，就牵扯了西藏大部分军力。这个事实甚至主导了当时的西藏政治和外交。举例说，1920年西藏和尼泊尔发生争执，尼泊尔威胁要进攻西藏，由于西藏军队都用于防卫中藏边界，不敢调回对付尼泊尔，就不得不屈服于尼泊尔的压力 。西藏历史上一大公案──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的决裂，原由也可以追溯至此。维持防卫中藏边界的军队，一直是西藏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随着中国逐步被蒋介石统一，西藏还需要进一步扩军以增强抵抗中国的实力。这些原因使十三世达赖不得不做出西藏历史上破天荒的决定──向寺庙征税。虽然此前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之间已经存在矛盾，但是并不到决裂程度。历史上班禅喇嘛统治着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他是除西藏政府以外的最大土地所有者，不仅拥有大片庄园，还管辖着十多个宗（相当于县）。班禅自成体系，自己收税自己花，从不向拉萨上交。达赖的新税令规定班禅领地以后要担负西藏四分之一的军费开支，这引起班禅的强烈不满。随着矛盾尖锐，最终发展到九世班禅于1923年底逃亡中国，投奔民国政府，从此成为西藏“亲汉派”的领袖及十三世达赖的终生敌手。为扩军备战而增加税赋，不仅导致了班禅外逃，也普遍得罪了僧侣和贵族阶级。他们支持西藏独立，但是当需要他们为与中国的对抗付代价的时候，他们就生出不满之心了。尤其危险的是，要具备与中国对抗的实力，需要使军队走向现代化，由此必然产生对西藏传统秩序的挑战。在其他阶级都要为与中国对抗付代价时，最大的得益者只有军队。接受了新思想并且受过西式训练的军官们是一个年轻而有朝气的团体，他们有现代知识和团体精神，致力于西藏的现代化事业，并往往把西藏传统视为导致西藏落后的原因。他们相信西藏的前途和安全要靠军事力量保证，而不是喇嘛们的祈祷。他们羡慕并在生活中效仿英国人，衣着西服革履，见面握手，打网球和马球。军队口令用英语，奏乐用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吾王” 。某种程度上，他们内部的思想认同和团结已经具有了革新党派的味道，因此对西藏传统政治而言成为十分危险的力量。喇嘛们不能容忍其世袭权威受到威胁，他们认为西藏作为举世无双的佛国，最需要保护的首先是宗教的无上地位，否则，以削弱宗教为代价，保卫的是一个堕落为世俗的国家，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不能不考虑。虽然他深知军队对保证他的世俗权力及对抗中国的作用，但他同样不能容忍任何对宗教权威的挑战，因为他自己的世俗权力之源头，就在宗教。随着羽翼逐渐丰满，西藏的军事集团开始把改革矛头对准达赖喇嘛。他们私下串联，签定盟约，企图让达赖放弃世俗权力，只充当宗教方面的精神领袖，从而改变西藏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体制。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十三世达赖随即将那些具有亲西方倾向的军官解职。出于避免遭到反抗的考虑，解职都是以非政治的微不足道的理由，如有几位军官被免职是因为他们按照英国人的发式剪发。十三世达赖喇嘛由此决心削弱军队，并使西藏从现代化的进程退却。这个转折也导致了十三世达赖对外政策的变化。他发现依附英国并不仅仅是找个靠山的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渗透。前者在关键时刻不一定靠得上，英国从没打算为西藏与中国开战或为西藏担负防务开支，后者却对西藏社会具有显而易见的颠覆性威胁。相比之下，具有专制传统的中国在这方面倒是危害小一些。另外，从现实考虑，自从改革派军官被解职，西藏军队就开始滑向衰落。1931年藏军与中国军队在康区和青海发生战争，结果遭到惨败，西藏丢失了不少领土，汉藏边界再次西移，使中国对西藏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加强。如果在削弱军队的同时，还要继续与中国保持对抗，其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失败。精明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时做出与中国修好的姿态，开始在中国与英国之间玩起平衡游戏。中国人后来常常引用十三世达赖的几句话，说明他“拥护祖国统一”。一是他在1920年对甘肃地方政府的几个进藏代表所说：“余亲英非出于本心，因钦差（指联豫──作者）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势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 一是1930年他在拉萨接见国民党政府一名藏汉混血的女职员时所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以虚与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权利。”就西藏与中国在康区的领土之争，他表示：“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 暂且不说记载这些话的都是负有使命的中方人员，他们的记载是否准确，是否为了表现自己功绩而有意夸张和附会，即使十三世达赖真这样说了，就能断定是他的心里话吗？他既然可以对英国人“以虚与之周旋”，为什么不能对中国也用同样手法呢？说几句好听话不算难事，就像他对英国人“未予以分厘权利”一样，中国又何尝得到了什么？以口头几句话就断定说话者的内心，不但与政治领域的规律不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未免过于天真。英国人查尔斯·贝尔这样描写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他和中国人的不同态度：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在拉萨的中国使团和七个月后我所率的使团之间，差别非常悬殊！他们在拉萨停留的四个半月期间只会见过达赖喇嘛两次。为了弄清其是否身藏武器，每个成员都遭到无礼的搜身。进行搜身的时候，他们在罗布林卡等了两个小时，然后才被引到达赖跟前，通过翻译进行交谈。我刚一到，索本（膳食主管）即给我们两人端来酥油茶。在拜访和接见一般西藏人的时候，佣人总是站在后面，你什么时候喝，他就什么时候给你倒。但是达赖喇嘛要我们单独在一起，而且不要浪费时间。所以索本总是一倒完茶就走开。为了遵守西藏的礼貌，我呷了两口，于是我们两人谁也不再喝：我们两人都全神贯注于我们的讨论之中了。因此，我们完全单独在一起，没有第三者的干扰。我们以后的多次谈话涉及到许多国家、许多议题，甚至比在大吉岭时还要多，因为这时我对西藏的了解远比过去多，而且现在是在全西藏的心脏拉萨。我们经常交谈一小时左右。我从房门出来的时候，在二十码内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坐在长廊的尽头一起聊天。当我走过走廊的时候，他们就会起立，向我投以友好的微笑，似乎是在说：“这就是直接同我们的达赖喇嘛谈话的人，而且只有他们俩人在一起。”
贝尔所提的中国代表团，就是回来转达了十三世达赖“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之谈话的甘肃省代表团。由此可以看出，即便达赖对两头都是“以虚与之周旋”，态度也有明显不同。十三世达赖喇嘛重新靠拢中国，大部分是迫于无奈，而谈不上什么“拥护祖国统一”。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是巴不得中国陷入四分五裂，永远不要统一和强大的。贝尔描述过另一个细节，当十三世达赖听到日本已经向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施加压力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 。十三世达赖没有活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一天，否则那对他一定是值得庆祝的节日。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西藏很可能在民国时期就会重新被汉人军队重新占领，而不是非等到共产党时期。即使在与日本交战时，蒋介石也曾强硬地表示要派军队进藏，要求“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飞机轰炸” ，并真地在青康方面对西藏作了军事部署。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33年年底逝世，享年57岁。他执政37年，领导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西藏独立的事业。他的死使中国看到了利用和平手段重返西藏的契机。1934年，以吊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民国政府派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专使进藏。那是1912年中国人被逐出西藏以来中国第一次大员进藏。黄慕松模仿清朝驻藏大臣，走四川到西藏的传统路线，仪容仪式也甚讲排场，力图唤起西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回忆。在黄慕松使藏日记中，记载了他在拉萨参加典礼时的队列：
一、 马队三十骑；二、 仪仗全副；三、 军乐队一班；四、 僧俗官四员领导；五、 彩亭，中置玉册玉印，外用黄皱纱围绕，遍扎彩球，国旗党旗交叉于前，四人肩舁；六、 郭队长率卫士四人护亭；七、 专使乘大轿；八、 全体职员乘马；九、 卫士十人。
不过他能做的也就限于摆摆场面，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实际进展。据他记述，他带去与西藏谈判的中国立场是：
甲、请西藏首先认定之前提二点：一、 西藏当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二、 西藏服从中央。乙、对西藏政治制度之声明：一、 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及发扬。二、 保持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可许西藏自治，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之内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预。其在对外，则必共同一致，凡关于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中央政府掌理，如：（一） 外交应归中央主持。（二） 国防应归中央筹划。（三） 交通应归中央设施。（四） 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应呈请中央分别加以任命。丙、中央既许可西藏自治，则为完整国家之领土主权计，自应派遣大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一面执行国家行政，一面指导地方自治。
对比可知，以上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也是后来共产党与西藏谈判“和平解放”的基础。西藏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是因为共产党的大军已经挺进西藏，它别无选择。而国民党政府仅仅靠仪仗队的威严是吓不住西藏人的。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18年间，履行摄政职能的西藏政府基本保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方针，一方面虚与委蛇地对中国进行口头迎合，另一方面坚定地保持西藏实质上的独立。他们对黄慕松表示，“与英人来往，纯为一种交际，西藏不能独立，惟中国可靠，但办事步骤，不宜过急” ，口径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如出一辙，就是不对具体问题作承诺，反过来全是要求从中国得到好处。最终黄慕松无功而返，其使藏成果是在拉萨留下了一部电台和一个联络机构。西藏政府随后照样同意了英国人也在拉萨设立电台和代办处，此举足见其玩弄平衡的意图。黄将军返回内地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管西藏事务。他把重新控制西藏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正在内地流亡的九世班禅喇嘛身上。西藏之所以产生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并存的制度，功能之一就是在达赖去世时，班禅可以继续履行宗教领袖的职能，不致在下一世达赖长大成人之前存在太长的真空。九世班禅喇嘛自1923年逃离西藏后一直由中国政府供养，如果他能在此时返回西藏，无疑有利于中国对西藏发挥影响。西藏及青康地区的藏人当时掀起要求班禅回藏的呼声。而西藏政府担心班禅返藏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增强西藏的亲汉势力，口头对班禅回藏表示欢迎，实际上层层设置障碍。然而无论如何，一个机会已经出现在中国面前，急于返藏的九世班禅喇嘛可以给中国提供足够的合法性，甚至可以“在班禅的请求下”动用武力，在把班禅送回西藏的同时重新控制西藏。正在这时，中国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中国变得更加需要依靠西方了。英国一直反对班禅返藏，更不会容忍中国对西藏用武。民国外交部立刻对派兵护送班禅返藏的方案提出异议，强调“此时国难紧急，在国际情形上，总以不引起任何强大友邦之反感为宜” 。国民政府只好暂且放弃经营西藏，全力对付日本人的进攻。1937年8月份的行政院会议决议：“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漂泊中国内地十五年、处心积虑盼望返藏的九世班禅喇嘛受此打击，三个月后即与世长辞，年仅55岁。因为班禅进藏问题陷入僵局的中藏关系由于班禅去世有所缓解。接替黄慕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借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