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
感谢多年来在我游历西藏、进行采访、讨论和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为我提供过各种帮助的朋友，为了避免给他们造成麻烦，这里不能提到他们的姓名，但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肯定无法把这本书奉献给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应该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
序一
今天，西藏的信息几乎被两部政治宣传机器所垄断。一部在北京，另一部在达兰萨拉。由于西藏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封闭状态，其他个人或机构在西藏独立获取信息（尤其是宏观信息）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关注西藏的人大部分只能把两部宣传机器当作主要的信息来源。糟糕的是，那两个来源提供的西藏信息几乎总是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面对这种荒谬状况，解决办法只好是先选择立场，决定站在哪一边，然后就把哪一边提供的信息当作真的去相信，而把另一来源的信息全视为谎言。这种方式不见得是人们愿意为之，实在也是没有别的依据去进行判别。西方社会怀疑并反感共产党国家的宣传机器，所以西方人和西方传媒几乎都相信达赖喇嘛；而那些具有“爱国心”（国家主义立场）的中国人，即使在其他方面反对中共，在西藏问题上却宁愿与中共站在一起。其实若对西藏有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就会觉得真假的判断并非那样容易。北京和达兰萨拉，两边所说都有真实的成分，同时也都一样存在许多谎言。尽管达赖喇嘛的个人人格值得尊敬，但他的宣传机器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宣传离事实真相之远，与北京实在也是伯仲难分。不过，如果一般的谎言都是说谎者故意骗人，有关西藏的谎言却往往都出于真诚。对中共来讲，它的确是打心眼儿里认为自己有理由夸耀它在西藏的统治，它给西藏投了那么多钱和物资，建设了那么多工程，再说它压迫西藏，它的委屈和愤怒肯定是由衷的；而达赖喇嘛一方对中共的指责，无论在事实上有多少出入，其基本立场的真诚则更可以确信无疑。由此，显出进一步的问题：即使不以“相信谁”去判断西藏问题的是非，而是力图以事实（尽管了解事实非常困难）为根据，也同样存在着立场问题。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标准，同样的事实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一些力图在中共与达赖之间保持公允的学者，他们似乎客观的研究成果却总是被对立的双方各取所需，使他们在事实上违背初衷地成为服务于不同立场的工具，自己的观点反而表现得左右摇摆，捉摸不定，既无法说明西藏的总体状态，也不可能说服对立的双方缩小分歧。实际上，今天的西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中共统治给西藏社会造成灾难性的毁坏，亦为西藏带来在现代意义上的长足发展；──藏人既有保留传统的愿望，亦有实现现代化的渴望，而传统和现代化却往往相互排斥；──一边是西藏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边农村和牧区却保持着千百年如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藏人对汉人的依赖和对汉人的憎恨存在着一个难以思议正比关系；──北京对西藏的政策既强硬又软弱；──汉人在西藏掌握无上的权力，而他们的权力在本质上又往往无效；──一方面大量汉人自发地涌入西藏，另一方面西藏的汉人人心思走，“无人进藏”成为中共治藏的难题；──中共对西藏的统治最宽松之时，反招致藏人更多的不满和国际社会的更多指责；……
同时，还存在着产生于不同立场和评价标准的矛盾：
──西藏究竟历史上就属于中国，还是直到本世纪中才被中共所占领？──未来的西藏应该独立还是归属于中国？──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西藏的民族意愿，哪一个应该是更高标准？──首先是应当使西藏普通百姓有更好的物质生活，还是首先需要争取西藏的民族解放和政治自由，为此不惜流血牺牲？──宗教对西藏社会的作用与价值应该怎样判断，是需要继续置其于社会核心的地位，亦或应该促其淡出西藏的世俗生活？──不管对于中国或是西藏，主权是否值得奉为至高无上，为此而双方你死我活地斗争无休？……
这些矛盾具有如此的根本性，如果研究者把自己的立脚点与这些矛盾置于同一平面，哪怕他的初衷是想公允客观，也难以驾驭和解决如此不相容的矛盾。而一旦陷于这些矛盾，是不可能找到贯穿一致的脉络的，只能被矛盾的双方来回拉扯，最终或是投向一方以解决立场的统一，或是落入无法自圆的分裂。我思考西藏问题，多年一直面临这样的困难。从去除北京和达兰萨拉双方的宣传谎言着手，考察和确认其中的真实成分，却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无法建立一个完整框架，无法统一，只能在上述矛盾中身不由己地来回摇摆。经过长久的困惑，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我们不能将自己置身于那些矛盾之中，把那些对立当作互不相容的独立事物，在它们中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需要超越那些矛盾，站到俯视它们的高度，将它们视为统一体，是同一事物之内的不同侧面，从而对它们进行整体的综观和分析，才能最终找到避免分裂和摇摆的新思路。从这种高度来看，所谓的西藏问题就不再是仅仅属于北京和达兰萨拉的争执与是非。实际上，西藏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的集中反映，是一个合并了各种矛盾的典型“病灶”。这个认识使我多年一直寻找不到的贯穿脉络随之在纷纭的历史迷团中显现出来。沿着那条脉络梳理下去，上述那些似乎无法自拔的矛盾分歧便有了一个可以依托的整体框架，有了进行统一认识和解释的基础。在这本书里，我就试图以这种新的视角，利用新的框架，对西藏问题进行一次重新认识和解释。
二
我没有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本学术著作。在我来看，西藏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基本认识，而不是考证局部与细节。如果连基本认识都不正确，再精确的考证也会成为“假帐真算”。基本认识不能仅从资料和文献里得到，更重要的来源应该是经验──即对西藏的亲身经历和体验。那不仅因为经验本身最为真实，还因为经验能够帮助人在众说纷纭的西藏资料中辨别方向。文献和资料无疑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但是没有经验作为依据，目前的西藏文献和资料经常是无法使用，因为它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大量矛盾，往往到了荒谬的地步。以西藏（西藏自治区）目前到底有多少汉人为例，达赖喇嘛1987年宣布的是，不包括军队，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数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九十万藏人 。这说法在各种国际场合被引用，似乎已经具有权威性。而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1987年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总数仅为7。88万 ，二者相差24倍。对两个数字，应该相信哪个，怎么确定？人口本该是最清楚的数字，都能差到这种程度，那些早已随风而逝不可再现的历史和公案，又会怎样呢？除了人为的有意歪曲，西藏资料的混乱也出于没有可信的统计。达赖时期的西藏不必说，数字的含混和矛盾让人常常感觉是随心所欲的产物。即使在共产党统治西藏后，引进了更有效的管理技术和文牍体系，数字混乱也照样让人吃惊。以官方宣布的藏族干部数字为例：1980年7月，西藏自治区官员向采访者提供的数字是47000人，几周之后，同样的官员向另外一批采访者提供的数字是33000人；1981年，在同一个月的《北京周报》上，这个数字一次被公布为27000人，一次被公布为36000人；1982年的官方报纸上，这个数字又变成29000人 。照理说手下有多少干部应该是执政者掌握的基本数字，因此应该是所有数字中最清楚的。80年代中共接管西藏政权已经20年，基本数字仍如此混乱，可想别的数字更需要仔细甄别。加上西藏有是一个具有神话传统的地方。那里特定的生活环境形成信息传递的口头性，在口口相传中加进每个人的想象，常常是传不了几个人，一个消息就成了故事。我在黄河漂流时，到鄂陵湖边的一个藏民帐房喝茶。鄂陵湖是黄河流经的高原大湖。主人讲起一个黄河考察队船刚刚在鄂陵湖上沉没。我知道那个考察队，而且和开船的回族小伙子有过交情，因此非常震惊。主人绘声绘色描述了沉船细节──船在湖上快速疾驶，湖下有一座山尖似刀的石山，船像鱼一样被山尖剖开了肚子，又像箭一样扎进水下。听完他的描述，我实在担心我的朋友已经性命不保。没想到沿着黄河再漂了几个小时，就看到了我的朋友在岸边手舞足蹈──他的船只是在黄河上通过一座木桥时没有顺直，被桥桩顶翻了，人和船皆无恙。这么近的距离，消息就能变形到如此程度，充分说明藏民族创造神话的天赋。西藏足以让文学家折服，也实在是一个能让考据者发疯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一位英国妇女也有同感。她对1959年西藏叛乱后流亡在外的西藏难民抱有极大同情。本来她被邀请写一本报道中共“暴行”的小册子，但是当她在西藏难民中间做了大量采访以后，不得不谢绝了写作。她说：“……凭良心说，没有收集到一个我认为是‘真实的故事’。从本质讲，普通的西藏人都是可信的、诚实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西藏人心目中的‘事实’与西方人所认为的确凿证据是不同的。认识不到这点是危险的。西藏农民从生到死都习惯于把传说和神话当作事实接受……”面对这种局面，经验能为排除其中的困扰起到多大作用？也许有人认为经验只能写游记，不可以作为整体讨论的根据。不错，经验肯定是局部的和不精确的，但是就好比知道一锅汤的咸淡不需要把汤全喝光一样，只要完成了随机化（把汤搅匀），一口的味道和一锅就没有区别。固然经验不能回溯历史，然而经验会提供感觉。感觉有时比考证更容易判别真伪和抓住本质，许多研究者对此都有公认。我在阅读西藏资料时亦感受这一点，如果没有对西藏的亲身经验，除非事先就选定立场，否则那些彼此对立的资料看得越多反而越糊涂。这时，正是经验提供的基本认识，给人以想象和判断历史真实的可能与自信，才有可能对资料进行判断和提取，在文字后面找到接近真实的材料。十几年来，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区）。我曾在那些地方骑马、步行、用自制的筏子沿河漂流，还有数次开车漫游西藏。我在许多藏民的牛粪炉旁喝过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庙求过宿，会见过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采访过当年的农奴和贵族，也和西藏的驻军打过不少交道。我之所以敢写这本书，就在于我有亲身的经验，成为让我建立信心的基础。我不会说这本书能找到关于西藏的什么真理，更不会说它可以对解决西藏问题提供“药方”。按照这本书所遵循的脉络和逻辑，西藏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而且那无解有一种宿命式的必然──不难想知：如果人类社会无法解决自身的总体问题，又如何能治好局部发作的一处病灶呢？也许我只能展开一幅西藏的画卷，让你随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历史与现实中遨游。那里的天湛蓝，雪峰耀眼，寺庙金顶辉煌，那里有青稞、牦牛、酥油茶和糌粑，几百万人民与神灵鬼怪共度了千年宁静，现在正被碾轧进那片高原的历史巨轮所震荡。朋友，让我们一起为西藏未来的命运而祈祷。
Ⅰ 主权──纳入西方秩序引发的冲突
第一章 主权问题出现以前的中藏关系
“国家主权”在当今世界被奉为最神圣的概念之一，是不容质疑的公理和国际政治的圣经。主权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于西方，近百年来才在东西方的冲突过程中被中国和东方所接受。然而新秩序的引进同时给东方世界带来一个误区──东方人和东方国家在阐述自己的历史时，往往套用主权标准进行追溯，根据这一西方体系解释彼此的历史关系，寻找打历史官司的依据。这必然随之生出很多新的混乱和纠纷。东方本是按照自己的体系形成自己历史的，用别人的体系进行解析，本质上已经失去了活的基础，而变成死的概念，最终难免不落入玩弄文字的诡辩或唯我所用的强词夺理。西藏与中国关于历史的争论，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前人所言，历史就像小女孩的头发，任人编成不同的辫子。梳理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不是我所能及的工作，也不是这本书的目的，但是为了后面的叙述有一个来龙去脉，也为了让那些对中藏历史关系不太了解的读者知道一个大概，简略地描述一下历史概况，似乎是需要的。当然，这里交代的只能是一个最粗糙的“辫子”。
1、公主神话
德国电视二台驻北京的记者刘登立在美国长大。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后来在美国定居。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刘登立与父亲有很多不同看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与西藏的关系。父亲告诉他，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藏王松赞干布。当时还在上中学的刘登立反问其父，那时候尼泊尔也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为什么西藏不是尼泊尔的？把他老爸问得干瞪眼。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文成公主的神话认识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似乎中国把公主嫁到哪，哪就从此属于中国了。这是一种有些可笑的逻辑。事实上当时的西藏非常强大，势力范围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波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控制区，向北到今日的中国新疆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向东曾经占领中国四川、云南的大片领土。那个时期的藏民族以征服者的姿态，在整个中亚到处安营扎寨。唐朝开国的李氏家族本身带有突厥血统和文化背景，把联姻当作一种平定边疆的政治行为──可想，嫁一个公主远比调遣大军来得便宜。王室的女儿多得很，何况帝王并不嫁自己的亲生女儿（文成公主亦只是宗室之女）。唐朝前后嫁到“诸蕃”的公主有15人之多 。在嫁文成公主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已经把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将衡阳公主嫁给突厥处罗可汗之子。对当时那些游牧民族的首领，能得到一个让他们倾慕的文明社会（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朝代）的公主，那相当于底层粗人娶贵族小姐，心理意义远远超过婚姻本身。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知道了吐谷浑王娶了唐朝公主，也向唐朝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不知是因为松赞干布态度倨傲，还是因为那时唐太宗对西藏没给予充分重视，反正一开始唐太宗没同意。松赞干布大怒，带领大军先讨伐吐谷浑，继而攻入唐境，并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 ，何其豪迈。固然，以唐朝之强，不至于屈服松赞干布的武力，不过双方打了一阵互有胜败的战争，足以使唐太宗认识到吐蕃（西藏的古名）不可轻视。当松赞干布再次缓和姿态，撤兵并重派使者带礼物到长安求婚时，唐太宗便立刻同意将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连其所派的求婚使者都被赐予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为妻，可见太宗抚慰吐蕃之心的迫切，所以文成公主进藏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算是无奈。文成公主之所以比其他外嫁的公主更留名，大概主要是因为她被嫁得最远，嫁到最荒僻的地方，一去三十九年，至死没回中原，因而从惜香怜玉的角度更值得同情。她在去吐蕃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