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雇人代耕，等于无田，佃于人，所得租息也仅够赋税。若以三亩田为桑，桑下可种菜，四旁以三亩田种豆、芋。豆起则种麻，两亩地种稻，两亩地种果木。以池养鱼，肥土则又可用来养桑，再以鱼易羊，蓄羊五六头以为桑本，这贫民便可立为殷实之家。”
他指了指田间百姓：
“这些人他们并不懒惰，愿意为了过好日子卖力，身为父母官遇到这么一群勤劳子民是福分。越是如此，就越是不该让他们受穷。我听说过湖州那里每到三月，亲友不相往来，夫妻不同房，官府不办公。所有人都只忙一件事，就是伺候蚕宝宝。因为这些蚕能给他们带来一年的生活资本，富足生活。上元县为何就一定不如湖州，他们可以过体面日子，我们也可以。至于水利问题，这是官府该负责任的事，过去的人做不好，不代表我就做不好，这里的堤坝必须要重修，保证百姓可以安心养蚕种桑，不受水患滋扰。”
顾实看看范进，“范县尊，此言当真？你可知这水利不比牛痘，三五年内或许出不了成绩。工程费工费时，一任之内或许难见成效，偏又要花消大笔工款，调集大批力夫，稍有不慎便会影响考绩。以往上元县令没一个人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你在上元一共也待不了几年，即使事情做成，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范进看看他，见顾实的眼中流露出某种莫名地兴奋，仿佛一件期待以久的东西，终于要落入他手中。话语中明显激将的成分更重。他笑了笑：“顾兄，你是个君子，并不善于说谎。所以今后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别想学别人的样子用计，那样反倒要被人笑话。你到底要干什么？”
刘勘之笑道：“守拙是赤诚君子，生来做不得谎，却又不想低头求人，还是我替他说吧。他想要带头治水，但是又没钱。想让你请他主持此事，又张不开口，是也不是？”
顾实那英俊的脸此刻已经涨的通红，一个大男人反倒是有些扭捏，手中的折扇不停地摆动，低头道：“元定你你误会了。我只是只是不知县尊是真有此意，还是随便说说。若不过是随口一说，我又何必白费气力。”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此仇不共戴天地。范进承认，自己的胸襟是不及这两人的。如果他们之间关系易地而处，自己只会想把成功者推进水里淹死，然后再去把未亡人变成自己女人，不会想着去给他帮忙做事。顾实拉不下脸来求自己是正常的，如果他真有毛遂自荐的勇气，在相府就不至于被人当面瓜看。
但是自己与他怎么看也是仇人，他不来坏自己的事就是万幸，还能给自己帮忙？
刘勘之这时介绍道：“我与顾家大郎是好友，曾听他说过。守拙当日在家乡主持过修堤，每日吃睡都在圩上，自己还搭了不少钱进去。在上元十八乡里，道德乡的圩子修的最坚固。可是前几年发洪水时，邻村偷偷派人挖了道德乡的圩子，以道德乡行洪，结果守拙的心血全都白费，为此还大病了一场。可见，守拙的本事是有的，就是得遇到个伯乐才行。”
顾实叹了口气：“每年水生之时，都有佃农到我家门外哭求减免租息，或是借贷度日，更多的时候，是借钱买棺木埋葬亲人。我看过他们的样子，绝望、无助、心死即便是在梦里，我也会被他们的模样吓醒。从那时起我就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乡亲不再受水患之苦，不至于被洪水毁去家园，夺去一年收成。为此我查阅古籍，又与江宁工部的都水司的小吏交朋友，向他们问计。自信可以修一条足以保乡亲百年安稳的圩子，便向家里讨了这个差。于工款用料亲力亲为，至于自己拿钱出来那种小事倒不必说。那道圩子是我的心血，也是我的一个试验，我想看看，我学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却不曾想到只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上元一县之地，修水利单打独斗意义不大，必须全县布局，乃至全府都要布局，不能单靠一个乡一个姓，那样的水利用处有限。”范进接过话来，“顾兄是明白人，应该懂得这些，不用我多说废话。而且你也应该知道，这种事不好做。如你所说，一般县官不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即便想做也做不成。既要向上峰要款，又要能顶住压力，非有大靠山大能力的人不可，而范某是最合适的人选。”
范进自己也觉得，自己这话的威力不输于一把锋利匕首，把顾实未曾痊愈的伤口又重新割开。所谓大能力，这话等于废话，顾实的治水能力估计比自己强多了。自己只能牵头，要说到怎么做，其实也是得找人。至于靠山，就是张居正女婿这一条，如果不是自己夺了张舜卿，顾实成了女婿，这大靠山一样存在。现在他不得不低头求己，说到底还是因为在张舜卿的婚姻问题上，顾实成了输家的缘故。
顾实大约是被放血放习惯了，对于这种伤害已经不以为意，反倒是点头赞同。“没错，我曾经与数十好友联名上疏，请应天府主持兴修上元水利，如石沉大海再无回音。这件事没有官府出面，肯定做不成，可是官府怕麻烦，又不愿意管这种事。你方才的言语让我相信，你确实有心思让上元变个模样，你也有这个本事从府里要到银两兴修水利。但是治水的事不是光有银子有决心就行，最关键是要有人，我家中存有上元近十年水情变化文书，又曾经主持过圩子。这件事你要想做成，就只能找我。”
刘勘之道：“守拙，你何以认定范兄自己不能亲为？”
顾实的眼睛似乎又泛起了几根血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非有此恒心不能成大事。范县尊可曾吃得了这等苦头，忍得住那等寂寞？到时候只怕贪图享受，把河工扔给下面人，自己跑去逍遥，那河工又怎么修的成？”
范进倒也不辩驳，只道：“守拙兄所言极是，那我们就一言为定，范某负责去要钱要公示，顾兄就负责治水，不知顾兄意下如何？”
顾实道：“我可以答应你的邀请，但你也要答应我的条件。治水之事由我全权负责，你不许插手，也必须安排熟人来供应工料。另外安排你信得过的人，监督用款，有一文钱流到他处，你立刻就可以来打我的板子，如果用的没错，你就不能过问。最后治水之功是我的，你不能夺，要代我上奏张相，最重要的是，治水之事作成后，你要向张小姐说清楚，这事是我做的，与你无关！”
第四百二十六章 清丈田地（）
情商不足，有轻微社交障碍，缺乏自信，从小到大缺乏正向激励，以至于内心深处迫切需要别人认同，这就是范进对顾实的评价。虽然顾实自身有功名又出自名门，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真正的苦，比起那些田间肉袒深耕的农人来说属于绝对的成功人士。但是在其心里实际是颇有些自卑的。
他的才学一般，连秀才中的都很勉强，尤其是在江宁这种文风兴盛的地方，以及顾家这种书香门第，他这种功名实际是得不到同族认可，背地里还会被责难的。既不能读书应举，又不善于经商，于社交上也很蹩脚。自身虽然性情谦和人缘好，但是真正的朋友没有几个。
年纪不大就成了鳏夫，好不容易得到一次修大堤的机会，还因为邻村的破坏而失败。可以说他从小到大，就没怎么成功过，属于标准的倒霉蛋。在进京后又难免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固然他心胸豁达，不以此事为忤，可是作为男人，靠未来老丈人赏饭吃，心里总归是不舒服。就连许诺婚姻时，都先告知他张舜卿不是完身，这更说明张家眼里，把他看的并不如何重要。
更伤人的是即便是这样的婚姻都维持不住，他可以退让包容妻子，但妻子却不想包容他。在被张家打发回乡下之后，固然靠着张居正的干涉他拿回了一部分家产，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实际比过去更为自卑。
治水，算是他唯一一件有可能做成的事业。这方面的才干，也是他唯一的一点长处。只是当下读书人注重文章，治水这种实际才能并不被人重视，平日说出来，也没人当回事。在张居正那里，这种才能倒是个家分项，可惜他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精神，却显然不合张居正心意。找他当接盘侠本意就是让女儿过的舒服，可以放心欺负人不用被欺负，要你个不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丈夫那不是让女儿守活寡？
他唯一可以施展才华的机会就是现在，治水成功不但是为家乡造福，更重要的是，可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废物。证明自己可以靠着双手，做出一番事业来。他这种想法和精神，范进能够理解，左右是用他才干，也不介意多给他一些好话来听。
顾实不是刘勘之，他缺乏后者的睿智与洒脱，草草成亲与其说是放下不如说是自暴自弃，随便找个人结婚就算了，只要抢在张舜卿前面成亲就行。至于和谁，都没有关系。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成为朋友，即便是在昨天晚上的唱合之后。
不过合作伙伴不一定非要是朋友，为了共同的目标或是利益，哪怕是仇家也完全可以合作愉快。范进允诺了顾实提出的全部条件，又郑重地向他施了个礼，代替上元子民请顾君出手治水。
紧接着又向他抛出一个宏伟的前景，如果上元县治水成功，未来应天府、东南各省，最后到大明最大的财政缺口之一：黄河水利工程，都会有顾实的功劳。到时候他就是万家生佛，人间龙王，说不定朝廷还会特旨提拔，因为顾实这方面的才干授予其官位。
虽然顾实表面上依旧高冷，但是从他那急促的呼吸和隐隐发红的脸膛范进敢保证，他绝对动心了。这么一个缺爱缺认同的好人，为了荣誉可以牺牲性命。就凭自己的好话和恭维，他会不惜累死在大堤上，也会把上元水利修到最好。
可惜啊，他的情商还是不够，始终没搞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不管他把水治的多好，堤坝修的多结实，张舜卿都不会在意。最多只会说一句这人有些才干，并不会因为错过这么个男人而有半点后悔。
刘勘之远比顾实聪慧，其中关节倒是可以看的出，但是却没必要说出来。毕竟上元治水一事如果做成，对于本地百姓是一件好事，于大明朝也是件好事。范进提出的那套复式耕种的方案在浙江的乡村里有人在搞，但是由于消息传播的落后性，这边知道的人不多，即使知道也受限于洪水威胁搞不起来。如果真能广泛推行开，确实可以令百姓得利，他自然不会去破坏这一切。
他指了指田间，那里有几根翎毛时上时下，时而能看到，时而就消失不见。“治水之事乃是个大工，不可操之过急。从请公示到筹措款项购买工料，非朝夕之功可成。事缓则圆，总要循序渐进才好，守拙也不必操之过急。倒是眼下之事，让我颇有些兴趣。眼下退思所行之事，于守拙家业大有妨碍，我还当你要他停止清丈田亩呢。”
顾实正色道：“元定兄何出此言？耕田纳赋，乃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既然种了田，就该交皇粮国税。应受优免，乃是朝廷恩典，于恩典之外的田额理当纳赋。顾寿山以往勾结粮官，从中做了许多手脚，还更改了田地这些事我一概不知，否则第一个会向官府说明真相。县尊眼下做的事，正是我顾家早该做的事，我们拖了这么久，如今让衙门的人受累，小弟心内难安。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么会阻止。”
那些起伏不定的翎毛正是县衙门公人头上的佩饰，就在范进与刘、顾两人于树下闲谈时，这些公人已经脱了鞋卷着裤，在泥水里走来走去。
他们当然不是在无意义的乱走，而是在做一件极为重要，却又甚少有人愿意做的事：丈量土地。
虽然在秦代就统一了度量衡，但是到了明朝，各种度量单位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数值，而是根据具体的场合情况有不同的标准。
就以尺为例，明朝的“一尺”并不是个固定长度。分为裁衣尺、营造尺、量地尺三种，依据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标准。其长度规定都是根据宝钞纸而来，在一尺这个标准上，三种尺之间的长度都不相同。
对于民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来说，亩的概念也不是恒定值。一“亩”地并不是个固定大小，在不同的省份，一亩地大小不一。有的地区，则是以粮食产量作为亩的恒定标准，保证每亩田地的产粮数近似。
上元县目前奉行的计亩标准是三百六十弓为一亩，这就需要有人去测量，才能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否则指着一片田地，随便说个亩数，只要不出太大的偏差，靠肉眼根本看不出来。而这种统计上的差额，正是当下一些乡绅以及胥吏的收入来源。
士绅的优免不是无上限的，后世所谓举人田地免税的说法并不准确。举人的优免田额在当下与秀才没什么区别，之所以举人可以得到大笔投献是在于其官员预备的身份，拥有了和地方官府交涉的资格。为了维护他的体面，其名下的田就没人去丈量，只需要他报个数字。说多少，就是多少，没人去追究。
乡村自己开的荒田是要报备的，报数字的时候随便说个数字，只要衙门里有人，就这么认下来，修订到鱼鳞册页里成为收税标准，按多出来的地，就是收入来源。像上元这种频繁发生洪水的地方，一场洪水席卷之后，有些原有耕田变成泽国，不能再作为田地耕种。上报朝廷时，这个数字做一个增减，都是收入上的重要来源。
作为朝廷财政收入根基的田亩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地没人丈量。每次统计时，都是由地方的粮长统计自己管境内的可耕种土地数。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全村的利益，把田亩报的比实际数字小，是所有粮长都会做的事。而明朝廷控制下的田地就这么一点点被蚕食掉。当然，这里面士绅优免以及藩王田地的因素更重，但是这种丈量土地中的私弊，同样不可忽视。
至于为什么不官府出面丈量，道理也很简单，受累不讨好。清丈田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要顶着日头在田间行走计数，注定不可能由官员完成。朱元璋制定吏役无事不下乡制度，就是因为他当年在乡间是确实见过如狼似虎的吏役是如何迫害百姓胡作非为的。那些人的行为，会导致百姓对朝廷心生怨恨，一旦怨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酿成民变。
连正常的工作都要借机压榨百姓，中饱私囊的吏役，做这种苦差事更不可能规矩。清丈土地本来就会招来百姓的猜疑，再有这些人的压榨，民变随时可能发生。事后追究责任，主官就难逃罪责。再者，检地那些人其实和负责帐册那些人是同一批，到时候他们收了贿赂，还是可能按着乡绅的数字报上来，那这种检地还有什么意义？
即使遇到负责听话的衙役，地也不是那么好检。眼下没什么工具，都是靠自己的步子去丈量。大家身高不同，步子本来就不一样大，这种勘察方法肯定不标准。事后乡绅闹起来，两次丈量数字必定不一样，主官还是要背锅。
这年月大明官场已经进入得过且过阶段，谁也不愿意没事去做背锅侠，索性就随他去了。
士绅逃避赋税，再通过“诡寄”“飞撒”等手段，把赋税摊派到无钱无势的普通人身上。如果遇到有良知的官吏，这种行为就可能被揭穿。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乡绅也会有意挑起百姓与清丈人员的矛盾。终究是百姓人多，衙役人少，一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