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端起酒喝了一口，易兰话里透出的些微信息让我感觉她对易红的事情有着很深的介入……我苦笑了一下，“高贵这样的字眼，和我也太不沾边了。我是个软弱无用的平常人……易红的死，最后的结论还是自杀？”
我含着满嘴浓郁的松叶气味盯着易兰。
“是。”她推了一下眼镜，忧伤地笑了一下，“我跟父母说，姐是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她得这病有好长时间了。”她停了一下，“其实这话也不错，精神分析学上不是有种说法，性格就是一个人的病，对吗？”
我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酒，身子一下飘了起来，我看着易兰说：“对不起，我有个问题一直很想问，易红怎么会和崔保周结婚？”
易兰苦笑了一下，说：“为了让她那个自私透顶的已婚情人‘安心’，她就回老家找了个头脑简单好控制的男人结婚，这样病态扭曲的分裂生活过了十年……”易兰点上支烟，喷出口浓浓的烟雾，“你不介意吧？”
我说：“你要是问抽烟，我不介意。”
易兰看着我，眼睛里露出笑意，说：“你真的很有意思。我再多说一句，崔保周拼命折腾着试图指控的那个凶手，也就是那个男人。当然，他被人利用了。”
我没有说话。最后得到的回答未必就是谜底。易兰说的也许是事实，但同样未必就是真相。
如果真相会刺穿自己的胸膛，还有多少人愿意要真相呢？
我也不要关于易红死的真相，我要她回来，回到我想给她的那座花园里来！
酒吧的落地玻璃窗外，暮色中一片惨淡的灰白屋顶，城市寒碜粗糙的一面露出来了。没关系，过些年会跟着那些大都市学着化妆到屋顶的。
“对不起，我还约了人，直接说正事吧。”易兰递给我一张卡片，“你收到的钥匙是银行保管箱的钥匙，登记的名字是韩波，我丈夫，这是号码和银行地址。”
我抓住卡片，目光还在看窗外。
易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钥匙是我姐提前寄来的，她说那天是你的生日，卡片当时从贺卡里掉出来了，我后来才发现，不过很快得到我姐出事的消息。我就没再给你寄……夏先生？”
易兰见我回过神来，微笑着继续说：“经过这段时间，我认为，不管我姐留给你的是什么，你都是有资格得到的。”
我生硬地和她握手，说：“谢谢，再见。”
我出门的时候，和一个有些面善的男人擦肩而过，我想不起来是谁了，回头，那人笑着和易兰热情而礼貌地拥抱在一起。
我空着肚子喝的酒，感觉很不舒服。电梯间旁边有个侧门开了条缝，外面是天台。我推开那门出去了。风很大，天台上没有人，空气寒冷，可并不清新，我吸了一口，胃一反。我又吐了。
我的头抵着冰冷的马赛克墙面，身子佝偻着。内脏抽搐，吐的都是酸苦的水，从脖子到头都憋胀起来，我难受得撞了一下头，久违的眼泪突然被撞了出来。
我哭着哭着笑起来，我对这酒店过敏，来一回吐一回。我慢慢有力量站直了腰，我摘下眼镜擦了擦泪又戴上，这时两个保安焦急地冲过来，一边一个抓住了我的胳膊，“对不起，先生，请离开这里……”
他们虽然措词礼貌，肢体语言却是要架着我强行离开。我挣了一下，手里的卡片掉在了地上，我看着那张卡片，如果我说话，完全可以把它捡起来。可我没有说话，很顺从地被两个唯恐失职的保安架走了。
天还没黑透，那张白色的卡片在深灰的地上。老远还能看得见。
我当然没有办法去打开那只保管箱了。
软弱的我回去接着过自己的日子了。
日子更简单了，除了上课，就是看影碟和书。每个月见一次我的婚外女友，我给她打电话。本来我也没什么朋友，现在老周也不和我联系了，主要是因为我把手机停了。没了手机号码，一个人就从现实社会消失了。
下雪了，腊月才下入冬的头场雪。
周末，我坐16路公交车回家，车上很挤，可出了市区我就有座位了。我到终点站下车，顶着雪走回家去。
今年新栽的腊梅五条细枝上开了三朵花，开了门我就闻到了清冽的香。
我生火弄饭，吃饭的时候炉子上炖着水，蒸腾起的水汽让屋子温暖湿润，水仙还是只有绿叶子，我有些担心买了假的，可凑过去一看中间抽的条头上进出了花蕾，心里很高兴。
从柜子里摸出花生米和半瓶白酒，为了水仙花也得喝一杯。
我说的有道理吗？
我翻着刚买回来的一堆影碟，看喜剧吧，轻松点儿，有助于消化，《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以前买过，被前妻扣留了，又买了一张，再看一遍。
我最喜欢看那段，女主人公一个一个数经历过的男人，数到第二十三个，休·格兰特开始出汗。
我是第几个？
我温柔地笑着问挂在书架上的那枚钥匙。
别生气，你看，什么都可以变成喜剧，包括葬礼，甚至死亡本身。
如果肉体带着全部的过错、罪孽和肮脏的污点死去了，释放出被囚禁的灵魂，难道不是大欢喜吗？
现在不常听到人提起你的名字了，很偶然的一次，我听到有人用“易红二世”称呼另一个女子，我觉得很悲凉。
不管别人怎么理解你的生和你的死，我都能平静地沉默了。
我们不能不低头听某些声音。就像每次回家看父母，总要听他们对我的责备和劝导一样，在他们眼里，我愚蠢糊涂地把人生搞得支离破碎，很让他们忧心。我总是低着头，十指相抵，我忽然发现我这个习惯性动作，像祈祷，也像忏悔。
我也会这样十指相抵地坐在椅子上看着钥匙，想你在那箱子里放了什么。
如果你真的那样做了，像你那位戴宽大眼镜的妹妹暗示的那样，留下一笔菲或不菲的遗产，为此我很不厚道地认为她庸俗，虽然她的打扮谈吐像个知识分子，我很希望我能像我那个善良的婚外女友一样感动地笑笑，可你知道，我这人不厚道，估计我做不到，所以我不敢去打开那箱子。
不过我宁肯相信你只是在那里留下了几片写着文字的纸，上面是要告诉我的话，不关乎任何人任何事，只是你细腻真实的生命感觉。如今那些话孤独地躺在冰冷的金属箱子里，没关系，别替那些话难过，它们躺在那里，安静地衍生出无穷无尽的话语来回应我对你喋喋不休的聒噪。
我的心以前是颓唐且坚硬的。坚硬得有时油滑尖刻，现在我依然颓唐，但却像融化的冻土，变得稀软无力了。
我觉得这是你留下的痕迹。
春天来了，我买了两株玉兰栽在院子里。很细的干，光秃秃的枝，忽然就开出很大的花来，一株是白的，而另一株却是紫红的。后面那排房子里的老人找我来下围棋，他说白的是玉兰，红的叫辛夷，这花被大诗人王维表扬过的。
我决定在路边栽两排一串红，因为忽然想起，你给我说过，小时候村子里的伙伴儿，常冲着你大叫一串红一串红……
你将随着我喋喋不休的聒噪，在这里复活。
我依然无法断定。是否就是你想要的，但却是我想给你的，一座真正的花园，下面有土，上面有阳光，中间有风，一年四季花开花落……
责任编辑 程绍武
巴拿马诱惑
赵剑平
1
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时。香港国际机场。波音七四七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后终于驶入跑道。伴随一声撼天动地的吼声，飞机腾空而起，刺破茫茫的海雾，冲向一片浩荡的阳光。
透过舷窗，袁仁国感觉前方一片眩光，在这片令人眩惑的光亮中，他看见一只黑色的鸟时而箭一样飞翔，时而又折断翅膀一般痛苦地翻转。他问坐在旁边的罗双全，他是他的总经理助理。罗双全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又问后面的周思一，周思一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周思一也摇了摇头，也什么都没有看见。
袁仁国不吱声了。他细细地揉了揉沉重的眼睛。眼睛轻松一些，那忧郁的幻影也在前面消失了。年底了，又要召开股东大会了。他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够入睡，就琢磨董事会报告。每一年这样会那样会的，大多秘书做文章，他发挥一下，就可以有声有色。即使来不及弄稿子，他用他诗人才有的那种秉赋，应时应景，即兴凑一个四言八句，加上超人的记忆力，也能够把一个死气沉沉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但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上的报告，从构思到文字，哪怕再苦再累，他都要自己做。这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激情的表演，但每一个字，他都要求掷地有声。给股东们以力量和信心。
想到这里，他嘴角禁不住撇了一下，多少带了一点自嘲。
如果可能，他真希望飞机转向，捎着他和他的战友回故乡。
一片蓝色的绸缎开始在脚下舞动。渐渐，这一块轻盈柔软的绸缎越来越沉重，并无边无际地延展出去，跟仿佛洗过的蓝天融在一起。飞机向东，毫不犹豫地扎进这浑厚饱满的蓝，来到太平洋上空。
一切都不可逆转。何况，此次美国之行，先有外交渠道疏通，后有旧金山市政当局响应，惊官动府，还有民间力量的参加，不可能说不去就不去，或者依了母亲的，推迟两个月，过了年再去。再说呢，他也抗拒不了那种诱惑，历史的诱惑，文化的诱惑。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对他而言，只是民国时期几张发黄的报纸，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记载，只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认同。可作为一家特大型企业的掌舵人，却没有看见过自己产品当年获奖的金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种遗憾。更何况获奖的过程那么传奇，而获奖的细节又那么神秘。多少年来，准确地说，还在车间当工人，他听着那些亦真亦幻的传说，实际上就在脑子里开始演绎那个获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合理不合理，荒诞不荒诞，只有老天爷知道。
但这样一种演绎却是可怕的，它不但使一个人的身份属于企业，还使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文化上融入企业，大半辈子过去，他就呆在企业没有动一下窝。这之前，他也曾动过念头，去那个发生故事的地方，证实一下那个空白，结束这种演绎，但总觉得有一堵墙挡在那儿，怎么也越不过去。
一堵什么墙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今年一开春，就像阳光驱逐冬天沉沉的霾气，他一下醒豁过来，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成熟了。是的。茅台酒去年突破万吨大关，终于实现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年的要求。三十多年光景，多少人憋足了劲，一直把茅台这艘古船往前推，才达到了这个光辉的顶点。
登泰山而小天下。现在，他看见了从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
民族品牌是什么呢？它不可能就是一连串的数据。而在这些数据后面，还有中华民族这个巨大的内容，还有生动而又丰富的故事，由无数的人和因果关系组织起来的故事。它不仅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还熔铸了崇高的民族精神。当年北洋政府组织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展品，据可靠资料记载，重达两千吨，获取金奖的，除了茅台酒，还有其他类别、其他品种，可差不多只有茅台酒才经受住了历史的打磨越来越亮，一直走到了今天。这还不就是因为茅台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有崇高的民族精神追求。所以，新千年、新世纪，也是新的起点，他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不能让茅台文化有一点缺失，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简单的茅台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
他要去。年近八十的老母亲拦不住他，就给他用红布缝了一件汗褂，让他穿在里面保护他那凡身肉体。
“妈妈，我是一个企业的书记，共产党都是讲唯物辩证法的，可不能信这一套。”袁仁国说。
“你那个书记是你的位置和思想。”母亲说。“你的身体可是我给你的，没有身体，你那个位置站不住，你那个思想也出不来，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可不能跟我抛撒……”
他看着老人家苍白的头发和浑浊的眼神，忽然想到哪一位作家说过的，人越年轻越具有灵性，而人越年老，则越接近神性。
“茅台现在这样红，我还不能沾一沾光，哪样洋的土的妖魔鬼怪都不敢近我的身……”袁仁国说。 “不是我不支持你，今年是你的本命年，要推迟几天，等过了年，翻了坎，到了明年，你不要说到美国。就是到英国，我也不会啰嗦你。”老人的心目中，英国要比美国遥远，也神秘，“本命年，剑高悬，你听我的，老老实实把这个红褂褂穿在身上……”
袁仁国接过了母亲为他缝的红褂褂。
出发前，袁仁国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这件红褂褂装进了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事实上，他并没有想到要穿上它。在他的整个的生命里，母亲跟红色，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排行老二，跟老三先后几分钟，在十月一日这个红霞满天红旗招展的日子来到世界上。父亲在区委书记的岗位上，正在山里忙着，听说一胎生了两个儿子，借了乡民的一匹马，连夜就赶了回来。他几乎想也没有想，给两个双胞胎兄弟大的取名叫袁仁国，小的取名叫袁仁庆。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父亲在一年的年夜饭多喝了两杯酒，这才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名字是老天爷给取的。老天爷啊，这还有选择吗。从那时候起，袁仁国就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跟祖国紧紧地联在了一起。现在，他肩负使命，走出国门，这件红褂褂却意外地像路标一样给了他一种醒示，让他须臾不敢忘记母亲祖国，不敢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袁仁国很自信。他算了一下时间，美国那边参与这项工作的朋友准备得比较充分，查资料，找线索，估计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再考察一下茅台在美国的市场。加起来八九天时间差不多了。再说吧，年底了，股东大会要开了，从分红方案到董事会报告的起草，那么多事情等着他呢。这一琢磨，人还没有从香港出发，他们就买了二十八日从旧金山飞香港的返程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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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十二月十九日，飞机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着陆。
当天，按照日程安排，他们来到旧金山市政府。市长助理陈立德先生听说中国茅台的老总来了，翘着拇指来到接待厅，亲自主持座谈。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到旧金山市图书馆和旧金山市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在图书管理员的帮助下，几个人复印的复印，抄写的抄写，忙得不亦乐乎。资料差不多了。他们又到万国博览会仅有的遗址博览会艺术馆参观。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在阿旺哥的帮助下，他们在旧金山跑了两天，居然从一个收藏家那里看到了当年博览会颁的一块金牌。袁仁国捧着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金牌，真是百感交集。美国人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可他们是多么珍惜和看重自己走过的路啊。而中国当年 “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卷进去，文物遭到破坏，古籍遭到焚毁；连茅台在万国博览会摘取的金牌，存放在贵州省档案馆，到后来竟然也不翼而飞……
一切事情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
十二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距离返程的时间只有两天。要找的人也找得差不多了，要寻找的答案也快有一个结果了，袁仁国一行开始往回走。
上午九点半光景，他们从拉斯韦加斯出发。汽车加满了油，便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