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本来人的想像力萎缩得不剩多少了，又都用这儿了，真是悲剧。”
老周的神情也有点儿忧伤，叹了口气，说：“悲剧？易红那才叫悲剧呢。开了那么多茶馆，现在多香的茶也闻不见了。”
我把开水冲进了紫砂壶，蒸腾出浓郁茶香的水汽模糊了我的眼睛。
上次在这个茶馆喝茶，是我最后一次见易红，现在想想，正是她死的前一天。请我来喝茶的是我前妻。
我是被哄来的。一个以前的同事说有事找我，等我到了地方，发现在座的还有我前妻，当然不能转脸就走，那个好心撮合我们的同事支应了一会儿就溜了。
我前妻幽怨地看了我一眼：“听说你现在过得挺好。”
我挺受不了她这弃妇腔口的，但我还是忍了。
她垂着眼，挂着脸，可口气是软的：“你也不问问我怎么样。”
我看看她：“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她眼皮一抬，声音高起来：“你觉得？”又忍下去了，停了半天，“女人是不是永远得不到她创造出来的男人？”
我忍不住了：“创造男人的女人，男人一般情况下管她叫妈妈。”
她突然哭了，眼泪纵横，把脸上那点儿脂粉给冲得乱七八糟。我的职业让我对人流泪有独特的理解，我默默地递过去纸巾，静静地看着她哭。
她哽咽着说：“我知道你恨我。可你不想想，没有我下决心跟你离婚，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不是我激励你，你能知道上进吗？我要一直惯着你，你还不是整天吊儿郎当混日子吗？”
我噎了半天说：“你可真够用心良苦的。”
这时我抬头看见易红被四五个人簇拥着上了楼，走着还跟身后的人说着，看那指指点点的样子，是在介绍那些照片。她抬眼也看见了我，一笑，跟身边的人说了句什么，然后朝我走来。
我起身迎过去，她朝我身后看了一跟，露出丝意味深长的笑。
我说：“我前妻。”
“哦，跑这儿唱‘马前泼水’来了？”她笑得眼睛眯了起来。
我也笑了：“说句你的话，厚道点儿，不好吗？”
她笑出了声：“不开玩笑了，我还有客人呢。回头给你电话。”她说着拿手拍了拍我的胸口，“去吧，厚道点儿。”
我回到座位上，前妻也不哭了，盯了一眼易红的背影：“你觉得她能跟你好好过日子吗？”
我看着她：“你觉得我是你说的那种好好过日子的人吗？”
她想了一下，说：“我觉得你是。以前我是不理解你，现在想想，还有几个人像你那样喜欢看书呢？”
我笑了：“看书能说明什么？”
她说：“说明你爱学习，说明你不俗气。其实你也没什么大毛病，就爱泡个茶馆，现在也泡不成了，工作吧，现在你也挺上进的……”
她说得我竟然有几分感动，倒不是因为她所谓的“理解”，而是她的态度，平心静气得近乎低声下气了。也许是易红那句“厚道点儿”起作用了，我也没再说什么刻薄话。
我说我的工作变了，可是我的生活方式没变，人也没改变，还是那样，吊儿郎当不求上进。
前妻笑了，是那种看透不说透的笑，弄得我也觉得自己那话特别不实诚，一听就是借口。
后来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闲话，她装作漫不经心地问起我买的房子。
我恍然大悟，立刻说：“我带你去看看，有点儿远，我开车来的，不过车是老周的。”
我带着前妻看了房子，回来的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说，临下车的时候，她突然说：“你真是个……”
“神经病？”我笑着接口。
“精神病！这回我说对了吧？”前妻恨恨地摔上车门走了。
老周听我讲这段儿，笑得趴在桌子上，连声说：“怨我怨我。”他勉强直起腰，还带着笑一哏一哏的，“就你说的咱单位那小子，撮合你俩的，打我电话问过你的情况，我就说你刚买了房，花都庄园三期，复式小楼，他说那都过高速路口了，挺远的，我说你有车怕啥呀？咱这儿又不是北京，四十米八车道的康庄大道穿城而过，堵车比撞车的机会都少。说这话快一年了，她怎么才找你呀？”
我也笑了：“估计做思想斗争呢。一个女人，挺不容易的，有时候想想，碰上我这么个男人也够倒霉的，真有点儿对不起她。”
老周在估摸我的心思，说：“我也想过劝你复婚，不过你这小子，太有主意，我觉得说了也是白说，所以就没开口。”
我说：“已经坑过人家一次了，不能再坑了。以前以为自己能阳奉阴违地在社会规则下苟活。事实证明，其他方面还可以，婚姻不行。在婚姻里，你不能一个人决定生活方式，要是—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严重伤害了另一个人的利益，正常人谁干哪？幸好没孩子。”
我看老周皱眉作思考状，笑着把车钥匙拍在桌子上。他拿着钥匙嘴里说：“先开着吧，住那么远……”
我说：“没事儿，学校答应给我一间单身宿舍，我放假才回去，放心吧。”
他收起车钥匙，突然说：“你跟易红……不会来真的了吧？”
我笑着说：“来真的和玩假的，谁能分得清？‘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说这话的是大师。”
“可不大师吗？”老周笑着拍了我一巴掌。
茶馆二楼朝车站方向的窗子密封了，又装上了仿古的雕花格窗，安静多了。四月的暖阳从格窗里透进来，光洁的桌面也有了花开富贵的图案。我已经不知道壶里的茶是第几道了，还有茶味，很淡，屏风挡着，看不到楼梯口的护栏，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易红的地方。仿佛一个神秘的循环，她来了，又走了，我的生活也跟着兜了一个圈子。我慢慢喝光了杯子里的茶，刚才是跟人家老周假装淡定从容，而此刻，我的心真的静下来了。
老周这时慢悠悠地开口说：“我想起件事，本来不好意思说，现在人不在了，说说也没什么。去年秋天，政协搞旅游窗口单位监督检查，我还是跟易红一个组，查到了关帝庙，碰上关公协会的老丁，这人懂点儿周易八卦，神神道道的。怎么就说到了按阴阳五行给人算名字，说了一会儿大家也都散了，三三两两站在大殿里头抽烟说话，我也没留心易红又去找他，无意间走近了点儿听见老丁的话，‘东方属木，又逢着夏，可不是郁郁葱葱嘛，这名儿好，这人要经常穿青色的衣服，旺运道……’我想，她问的该不是你吧？”
七 钥匙
易红送了我四件款式质地不同的青色毛衣，这种蓝不蓝绿不绿的颜色挺少见的，不知道她怎么找来的。她没告诉我为什么要送，但我还是经常穿。
现在我不穿了，我常穿黑颜色的衣服，耐脏，夏天的T恤也是黑的。我心里这样对易红解释，青在汉语里有时候也用来指黑色，比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再比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用不着说到三比如，易红肯定会说：“你说的有道理……”
我的教师生涯还算顺利，学生不讨厌我，因为我说话够酷，但我教给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很主流的，这就是我说的阳奉阴违。
我和那个婚外女友中断一年多的交往又恢复了，打她电话她就来了，我很感激，觉得她很善良。
我给她买了套化妆品，牌子挺高档，她也有点儿感动，抱着盒子说：“你的事儿我听说了。”
我笑笑，没接着往下说。从宾馆出来我请她吃了顿饭，叫了不少的菜，却没怎么动，都让她打包带回家了。
在学校闲暇的时候，我常拿着那把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钥匙发呆。易红的事情还没有结果，她还应该在冰柜里躺着。
那只是她的身体。当她还在她的身体里面的时候，身体常常让她感觉到分裂的疼痛。我的手摸上去都能感觉到皮肤下面的裂痕。我长久地吻她所有的肌肤，我想用嘴唇的热度融化她弥合那些裂痕。
她含混地问我：“你怎么那么有耐心呢？”
我说：“我不想看到你做爱起身后那点厌恶和怨恨。”
她吻着我的胸口说：“我不是对你……是做爱……”
她的长发散满我的身体，我摸着她的头发说：“这就是你的病。恰好我是医生，而且是专家……”
她笑起来，“医生，得需要很多疗程吧？”
后来某些时候，我觉得她真的能好起来。她的身体在我的怀里光滑而柔软，满足快活得像个孩子，只有那个时候，她眼睛里才会泛出粼粼水波一样的微光，和她平素充满魅惑力量的光不同。
那光是从她心里很深的地方照出来的，穿过重重障碍和束缚才显露，所以如此微弱。
这微弱的光如今在那双眼睛里永久地熄灭了。
可她躺在冰柜里的身体依然不得安宁，关于她死因的纠纷还在继续。
最近一次警方找我调查情况是一个月前，还是在确认最后一个电话的内容。从尸检确定的最后死亡时间断定，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安眠药已经进人体内。所以这个电话的内容至关重要。
我的陈述没有丝毫的改变。
当然，我说的并不是易红的原话，但我认为其他的那些细节，对于我们俩之外的其他人，没有意义。
她说：“对不起，我遇到件事，今天不能见了。对了，我告诉你，花落下来的时候，是有声音的，安静下来，能听见……”
我问她在哪儿，她没有回答。可能她一直举着电话，让我听落花的声音。
“……如果你那儿不安静，就听不见。我累了，想睡会儿。说不定能梦见个花园，我想要个真的花园，下面有土，上面有太阳，中间有风。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有花落，我们俩一块听……”
易红不知道，我有一个基本符合她所做描述的花园。
我买的房子离市区界还有十几公里，是一家从东北内迁的兵工厂的家属房。那家兵工厂后来转民用了。生产发令枪，再后来发令枪也停产了。一厂子的下岗工人都豪迈地“从头再来”去了。好多人开出租车，也有把厂里的发令枪改造了和子弹往外偷着卖的，抓过几次，现在可能没了。卖我房子的这家，男人就是因为偷卖私自改造的发令枪被判了几年，出来后想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
这消息是一个病人告诉我的，他们夫妻俩原来都是那个厂的，他老婆在酒店坐台，他靠老婆卖身钱养着所以心理失衡，难受得不想活，就拿钱来找心理医生救命。他一直说周围的人多艰难，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上有条很深的疤，缺了中指，其余的四个手指也蜷曲着不能伸直。
肿瘤科大夫对癌症晚期病人只能给吗啡和安慰剂，我也一样。我说生存是最大的道德，我还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孩子的培养问题。现在我们成了邻居，那时候他上小学的儿子现在也上了初中，周末我在公交车站下车的时候，好几次看到他拎着儿子的脖领子从网吧里出来。他见我还叫我夏医生，从他跟儿子搏斗的气势上看，他现在活得生机勃勃。
这人带我去看了那座房子。我决定买房子的时候刚认识易红，所以当时买房子跟易红没关系，我只是想要一个院子，想要一块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地儿。这里行政区划上归县里城关镇，十年八年估计也开发不到这儿，房子不值钱，我只花了八千块钱，就得到了半亩土地和三间二十年前盖的红砖瓦房。
邻居住得很寥落，很多这样的房子，空着锁着，白天能看见的都是老人，整个家属区只怕要有几千亩地，从我的院子向前看，空旷处是收割后的麦地，一些工人本来是农民，他们见不得地闲着。道路是粗大杨树掩映出的林阴道，向房子两边看，有人住的院子前还有菜地，间或有夹竹桃和大丽花掩映其中。
我开始建设我的乐园，我喜欢这里。
我真的种了不少美丽的植物，有的开花有的不开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摆弄这些植物的时候就会想到易红，我愉快地一厢情愿地想象着……
可我始终也没勇气真的带易红来。
我带我前妻来，用事实证明我比以前更不正常。易红当然不会把我当成疯子，但我对她的反应没把握。我很害怕她在我的花园里露出平和宽容的微笑。说些得体的感叹赞美的话，和我一起从压井里压出水，浇一浇园子，再扯两句陶渊明或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之类的话。
我的奢望是她在我的花园里，眼睛里也能泛出那微光，从心最深的地方放出来的光。
夏天快过去了，院子墙上本来就有的凌霄今年花开得特别繁茂。这种花被一位女诗人批评过，其实凌霄花给我的感觉却很优雅，也很矜持，甚至带点忧伤，因为它的落花很少残败，依然保持着优雅的花形和淡妆胭脂一样的花色，一如还在枝头。
我说的有道理吗？
假日在家的时候，我一边收拾园子一边在心里说着话，有时候会说出声，可以被认为是某种精神疾病的先兆了，但我知道我在给谁说话，我有听众的。
我常常看着那把钥匙想，她还会回应吗？
我一直没有想过，当那回应真的出现时，我有勇气听吗？
元旦前，我被一个电话请到了我醉酒的那家四星级酒店顶楼的酒吧，易红的妹妹在等我，她说她叫易兰。
我走进酒吧，就认出了易兰。她和易红体形五官都很像，但脸上那副宽大的黑边眼镜，让我觉得她们差别很大。她面朝着我，她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
我走过去，那个男人抬头，我愣了一下，猛然想起是易红的丈夫崔保周。
硬着头皮打了招呼，他的神情也有些尴尬。易兰把酒水单推到我面前，笑着说：“要不是上面有汉语，单看这些酒名，我会以为还在欧洲。”
服务生站在我们的桌前，我看了一眼桌上，就说和他们一样。
易兰完全无视那个姐夫的存在，研究地看着我说：“我姐说你很有意思。”
她的口吻里有让人很不愉快的优越感，我什么也没说，崔保周收起桌上的一沓文件放进包里，端起桌上的酒，说：“来，为易红干一杯，看来她死了，人人都有好处啊。”
他硬充出一种无赖的语气。老实本分的人被命运莫名其妙地耍弄了，他又能怎么样？大概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保持尊严的态度吧？
这次见他，我不紧张了，可我还是觉得难过。
当然没人和他碰杯。我点的酒上来了，我没动，依旧没说话。
易兰说：“你该走了。”
崔保周自己喝光了酒，说：“你怕啥？夏医生比谁都更清楚真相！”他强笑着说，“她不是已经办好了去荷兰的签证吗？她本来是想跑的，有人不让她跑，她能跑出地球吗？跑到哪儿都能逮回来，她得死，死无对证……”
易兰冷淡地说：“请你离开好吗？”
崔保周呆了一下，脸上出现了羞恨无奈的神情，就像是一个孩子无力推倒一棵大树。咬着牙对着树干又踢又踹，最后弄疼的只是自己的脚。
他就这样瞪了一会儿眼睛，易兰和我都没有说话，他哼了一声转身很快地走了。易兰朝我笑了一下。“对不起，”她端起杯子喝了口酒，说，“夏先生，我很欣赏你在整个事情过程中的态度，尤其是崔保周那条受伤的疯狗咬你的时候，你依然能保持高贵的沉默，让我觉得很佩服。”
我端起酒喝了一口，易兰话里透出的些微信息让我感觉她对易红的事情有着很深的介入……我苦笑了一下，“高贵这样的字眼，和我也太不沾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