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 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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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 讲记-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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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地方官又推荐公孙弘。七十岁的公孙弘推辞说:“我是因为无能而被罢官回来的,再举荐我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坚决推举他,公孙弘推辞不下,只好再去长安。
   这一次汉武帝封他为博士,又派他去西南视察民情。公孙弘出身贫寒,考察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忧心重重。视察报告又一次违背了汉武帝的本意,武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召见他。因为直谏而接二连三地碰钉子,公孙弘开始认真地琢磨为人和为官之道,并对自己的言行做了一些调整。慢慢地汉武帝开始喜欢他了,几年后公孙弘官至左内史、丞相,封为平津侯。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下面讲了几个古人苦读的故事,作为后学刻苦求学的榜样。
“头悬梁”的是晋朝人孙敬。孙敬,字文质,汉代信都(今河北冀州)人。好学,后入洛阳,在太学附近一小屋安顿母亲然后入学。他曾采杨柳为简,加以编联,用来写经,这是历史上“辑柳”的典故。《太平御览》上记载:孙敬“好学,晨夕不休”,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他苦读诗书,常常通宵达旦,困倦得眼皮都睁不开了,就弄根绳子把头发绑起来吊在房梁上。打盹垂头的时候,揪一下头发就惊醒了,继续读下去。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头悬梁”的苦读精神,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晋时知名的大儒。后人对孙敬的苦读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并谈,用以教育孩童。
战国时候的洛阳人苏秦,游说秦惠王,上书十次而游说不成。黑貂皮衣穿破了,百斤黄金用光了,回到家里“妻不下饪,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家里人都不理睬他。苏秦下了狠心,日夜苦读姜太公的《阴符经》,研究其中的奇谋策略。至更深夜半,头迷眼闭,但一想到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就拿一把锥子自刺其股,在大腿上扎一下,醒了以后再读。如此苦读,一年以后出山,说服六国联合抗秦,完成了合纵大计,自己也腰挂六国相印,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
这二位古人都是从布衣位列卿相,名扬四海的,都是得自于刻苦追求与勤学不辍,这种刻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苦读固然重要,但还应该讲求学习效率。现代的教育理论就极不赞成“苦读”,林语堂在《论读书》中就批评苏秦的做法是“愚不可当”并且说“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但是这二位苦读的代表并非一无所成,苏秦“终以酬壮志,功名传千古”,孙敬最终也是学有所成。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自己的书不好好读,借别人的书却看得很快,因为要还给人家。可见人读书是有惰性的,非逼着自己读不可,自己原谅自己就懒散了。由此可见,“苦读”并非要不得。孙敬和苏秦的做法或可商榷,但苦读的精神是一定要学习的,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时刻激励小孩子立志苦学,懈怠散漫是难成大器的。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缀。 

“囊荧”的典故说的是晋朝的车胤,“映雪”讲的是晋朝人孙康的故事。他们虽然家境贫寒生活艰苦,却能立志苦读,没有因为读书的条件差就停止学习。唐朝李渤有诗说:“次兄一生能苦节,夏聚流萤冬映雪”。说的就是此二人的典故。曾国藩也说过:“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各者,不求珍异也”。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车浚,三国时期作过东吴的会稽太守。因灾荒请求赈济百姓,被昏庸的吴主孙皓处死,此后车胤的家境就一贫如洗了。车胤立志苦读,太守王胡之曾对他的父亲车育说:“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因家中贫寒,晚上看书没钱点灯,他就捉些萤火虫放在纱布缝制的袋子里面,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灯光苦读。
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唐朝杨弘贞、杨番、蒋防都著有《荧光照学赋》,均是谈车胤之事。
孙康,晋代京兆(今河南洛阳)人,晋秘书监孙盛的曾孙、长沙太守孙放之孙。孙康幼时酷爱读书,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他想夜以继日地攻读,可此时家道中落,没钱买油点灯。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了。特别到了冬天,长夜漫漫,他有时辗转很久难以入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躺在床上默诵。
一天夜里,他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大地闪闪发光使他眼花缭乱。孙康心中一动,映着雪光可否读书呢?他急急忙忙跑回到屋里,拿出书来对着雪地的反光一看,果然字迹清楚,比昏黄的油灯要亮得多!
整个冬天,孙康都夜以继日地苦读,从没有中断过。孙康砥砺求进,学有大成,终成晋时很有名望的学者,南朝宋景平年间官至尚书左丞相,封德阳县侯。
元朝初年,孙氏族人从河南龙门迁到浙江湘湖,以“映雪堂”命名孙氏祠堂,以记念祖先孙康“映雪读书”的事迹。 

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如负薪”的典故,说的是汉武帝时代官拜会稽郡太守朱买臣的故事。《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
朱买臣未仕前,住在苏州城西穹窿山麓,因家贫又好读书,不得不靠卖薪度日。每次卖柴,他都是且行且诵古书,怡然自得。妻子崔氏见了觉得很丢人,跟他闹离婚。朱买臣劝说妻子:“我年五十当富贵,现己逾四十,俟吾富贵,当报汝功”。崔氏再也熬不下去了,就改嫁他人而去。
其后,经同乡严助推荐,朱买臣为汉武帝“说春秋,言楚词”。武帝大悦,封朱买臣为中大夫、文学侍从。朱买臣曾为武帝征伐东越出谋划策,后官至会稽太守。
朱买臣至会稽任太守时,“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就停车带回太守府中,供他们食宿。其妻十分差愧,自缢而死。元代有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的杂剧,讲的就是朱买臣的故事。
今天,苏州穹窿山东铜岭下有一块高大的盘石,相传为朱买臣昔时的读书处,又称“读书台”。山上的拈花寺,相传为朱买臣故居的遗址。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朱买臣因弹劾御史大夫张汤不实,武帝怒而将其处死。 

“如挂角”的典故,说的是隋朝李密的故事,他曾做过瓦冈山反隋义军的首领。李密,字法主,京兆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南),祖上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代,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职。李密并不懊丧,回家后发愤读书,因以放牛为生,故此常坐在牛背上读书。
   有一次,李密听说缑山有一位名士包恺,就前去向他求学。李密骑上一头牛出发了,牛背上铺着用蒲草编的垫子,牛角上挂着一部《汉书》。李密一边赶路一边读《汉书》,正巧越国公杨素骑着快马从后面赶上来,勒住马赞扬他:“这么勤奋的书生真是少见!”李密一看是越国公,赶紧从牛背上跳下来行礼。为此《新唐书?李密传》记载:“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
李密谈吐不俗,深深吸引了杨素。回家以后,杨素对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这个人的学识才能,都在你兄弟之上,将来你们有事可以与他商量。”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密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杨玄感兵败被杀,李密逃亡,后加入瓦岗军,人称魏王。李密发布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数说杨广的十大罪状。其中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话。意思是,用尽南山的竹子作竹简也写不完他的罪行,决开东海的水也洗不尽他的罪恶,为后世留下了“罄竹难书”的成语。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北宋时期,四川有一个名叫苏序的人,从小不爱读书,晚年却读起书来,还写了不少诗。苏序有三子,依序是苏澹、苏涣、苏洵。苏澹和苏涣都以文学举进士,苏涣更是进士及第。衰落的苏氏家族开始中兴,并为五代以来的眉州贡举破了天荒,读书风气为之一变。后来眉州出了学者千余人,苏氏一家确实起了示范作用。两个哥哥高中进士,对苏洵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力的鞭策,但苏洵还是游荡四方,不用功读书。十八岁上苏洵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十九岁结婚以后干脆就不再读书了。 
苏洵的妻子程氏,是大理事承程文应之女,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文化修养。她对苏洵的所作所为,非常忧心,常常为此闷闷不乐,担心她的夫君会从此断送了前程。苏洵也察觉到妻子的忧虑,开始悔其少时不学之过。二十七岁的时候,他终于幡然悔悟,终日端坐,奋发力学,不再出游。苏洵在二十九岁时再度赴京考进士,尽管他为人聪慧,辩智过人,但因其所学与科举考试要求的章句、名数、声律之学不合,结果还是没有考上。三十七岁时,宋仁宗举办特考,他再度赴试还是没有考上。就在此时,他在异乡接到父亲苏序的死讯,急急赶回家中奔丧,心中非常难过。 
常人受到这样的剌激,通常都会放弃读书。但是苏洵却由此领悟到,人不应该为了考试而读书,故此绝意功名不再走此科举之路,开始为自己而读书了。苏洵毅然烧掉过去为考试而做的几百篇文章,重新阅读古书。他忽然发现不为考试而读书,书中的精华反而尽赴眼底,真正尝到了读书的乐趣了。
苏洵如此用功八年,前五年养精蓄锐,不写一文。五年之后,方才动笔将心中的所积所感一吐为快。他的文章文风古朴、文理深邃、文意幽远,得到欧阳修等文坛领袖的赏识。嘉佑元年,苏洵亲自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赴试,一举成功,双双及第。两个儿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父亲纯朴的文风。苏洵与苏轼、苏辙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继“三曹”以后的“三苏”,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家。可惜苏洵年寿不永,死时仅五十八岁。
苏洵的大儿子就是苏轼、苏东坡,号老泉山人。“苏老泉”实际上说的是苏东坡,后人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把称谓搞错了。 

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他们年纪那么大了,才开始后悔读书太晚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应该及早想一想“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道理,提高警觉性。 
   读书在人的一生中,有最佳“黄金期”,也就是十三岁之前。在这段时间里读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错过了人生的前十三年,无论你今后多么努力地弥补,无奈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发育已经定型了,再背书记不住了,那时就“犹悔迟”了。
曾国藩曾经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能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仑之一粒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退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退名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 

像五代时期的梁灏都八十二岁了,殿试的时候对答如流,在众多的士子里面夺魁做了状元。
北宋年间有个文人叫梁灏,少年时曾立下誓言不考中状元誓不罢休。结果时运不济屡试不中,受尽别人讥笑,但梁灏并不在意。他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就离状元近一步”。梁灏从后晋天福三年开始应试,历经后汉、后周,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才考中状元。为此,他曾写过一首自嘲诗:
  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年始成名。
  饶他白发头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
  观榜更无朋侪辈,到家惟有子孙迎。
  也知少年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
   历史上的梁灏为北宋太宗时的进士;中状元时年方二十三岁。辽军攻打宋朝时;梁灏曾上书朝廷献策,宋人陈正敏著《遁斋闲览》中说:“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所以后人将梁灏画成白须皓首的样子,实属传说中的误会。
梁灏(963…1004年)字太素,宋朝山东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中状元,人称父状元,曾任峡路安抚使、关右安抚使、翰林学士等职,在任开封府尹时暴病卒,年四十二岁。梁灏的儿子梁固,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中状元,人称子状元,曾任著作郎、户部勾院等职。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病逝,时年三十三岁。
梁灏父子二代状元,为官清正,皆有著作传世。直到现在其家乡东平县,仍有一“父子状元坊”,上有书法名家金一凤手书的对联:“是父是子同作状元千载少;为卿为相流传历代一门多”。此外尚存梁灏、梁固及其家庭墓群及宋碑两方。
历史上的有名的长寿老状元,唐代属柳公权(778…865年)寿数最高,八十八岁;宋代属黄裳(1044…1130年)寿数最高,八十七岁。他们也都是长寿状元,而非八十岁以后考中的状元。 

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人家功成名就了,人们才觉得惊奇称异,不晓得成功的后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早早立志。“人活一口气,树在一张皮”,人不立志,终归是个凡人。 
曾国藩教育子侄读书,提出三点要求,首先就是立志,然后才是持之以恒地向学。曾国藩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在中国文化里面,宋代名儒张载,张横渠先生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后世学者都以此立志向学,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读书求学。
上面举完了年老勤于学的例子,下面再举年幼志于学的例子。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 

北齐的祖莹八岁的时候就能够咏诗,能背诵《诗经》《尚书》等经典。祖莹,字元珍,南北朝时后魏人。《魏书?祖莹传》中记载:祖莹“八岁能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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