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道三家，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
三家文化思想中，佛家偏重于出世。虽然大乘菩萨道是入世普度众生，但一般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的僧人，还是偏重于出世。儒家的学问，则是偏重于入世，教人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的道。当然，《大学》《中庸》中都谈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还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随心所欲。像一个人站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怀老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到宋元明清为止，都是如此。内在真正的指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标榜的（宣传教育上），则是孔孟的儒家思想，从来都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图书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哲学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家学说，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代，确切的生卒年月已无可考，大约比孔子年长三十岁。据说他的母亲感应到有一颗大流星入腹，怀孕十一个月才生下老子，母亲却因难产而死。神奇的是，老子在李树下“从母左腋出”，出生时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胡子，两只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为李耳。
老子博学多闻，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学者，因此作了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负责管理周王室的藏书典籍和档案资料。这个机会使老子接触到大量的王室密藏典籍、绝密的档案和史料，这是其他学者望尘莫及的。老子的声名越来越大，许多学者都前来讨教，孔子也专程前往洛邑，向老子请教有关礼的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记述，庙堂阶前有一尊“三缄其口”的金人，孔子问其背后的铭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虑”是何意？老子回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斋已”。
孔子离开后对弟子们说：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景王崩，王子朝（庶子）叛变，携带大批王室的典籍文物逃到楚国。老子是守藏室史官，负责管理图书典籍，为此受到了牵连。老子只好辞职，离开周都，准备从此隐居。行至函谷关时，关吏尹喜请求：“先生要隐居了，请为我们后人留下点东西吧。”于是老子口授了一部书，就是《道德经》。
《神仙传》讲得就更神奇了：有一天清晨，函谷关的关长尹喜子在关楼上望气。看到紫气东来，断定必有圣人过关，决定向他求道。果然，须发皆白的老子倒骑着一条青牛，踱到函谷关前要出关西行。关员要他出示通关文碟（今日的护照、签证），老子拿不出来，这可给了尹喜子机会。他正言正色地对老子说：没有关碟是不能过关的，你一定要过关就得留下点“好处”。老子穷得都没钱买马，哪里交得出“好处费”？被尹喜子逼得无奈，才传了这部《道德经》，然后出关西去不知所终。
尹喜子得到老子的传授，果然也成道了。于是他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亦不知所终。依道教的说法，老子之道的传承顺序是：老子传尹喜子，接下去是壶子、列子、庄子，一路传下去。到了唐朝，道家学说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教，老子变成“太上老君”，《老子》改称《道德经》；庄子变成“南华真人”，《庄子》改称《南华经》；列子变成“冲虚真人”，《列子》改称《冲虚经》。
后世对道家思想与《老子》的研究趋向和应用领域，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是学术的老子，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此类研究者，大都各有心得，各有各的“老子”。乃至后世“谋谋老子”何其多也，西方“老子”也为数不少。
第二类是修身的老子，就是把《老子》的思想，纯粹地用于个人的修身工夫、神仙丹道上面去，从唐朝的吕洞宾，一直到清朝的黄元吉，几千年来自成一个体系。
第三类是政治的老子，把《老子》归到谋略学中去，而且错误地认为《老子》讲的是谋略之术。于是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说到谋略，就联想到老子学说是很阴险的学问，是搞阴谋的，这就大错特错。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阴与阳一体两面，只是在用上有正面与反面的不同而已，但目的是一个，即达到阴阳间的平衡。
所谓用阴柔，是因势利导，不搞对抗、不勉强而为。是用顺道不用逆道。后世人误以为老庄的阴柔之学是阴谋之学，学老庄的人、用老庄之学的人自然都是阴谋家。历史上的陈平，曾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刘邦有六次重大决策都是采用陈平的计谋而成功的。但是陈平自己却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道家最忌讳阴谋，所以陈平断定自己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福泽不会长久，后来果真如此。
至于老子其人，由于缺乏可以考证的资料，历史上一直就是个谜。司马迁自己也搞不明白，所以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谈了李耳、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老子。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肯定不是他。但李耳与太史儋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到底哪一位是真老子呢？孔子见老子、老子西出函谷关，历史上都确有其事。老子西出函谷关，发生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是李耳老子，那时他至少也有200岁了。200岁的老人还移民，这件事连司马迁也不信。莫非是周太史儋？又苦于没有证据，所以老子的身世一直就是个谜。
1993年，中国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楚墓，出土了战国中期的竹简804枚，绝大部分作品是子思的儒家著作，但内中有《老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早期是不分家的。此次出土的竹简《老子》为战国中期的文物，墓主人的身份属“士”级，从出土的耳杯上镌刻的“东宫之杯”四个字看，墓主很可能是东宫太子之师。
子思少于孔子65岁，少于老子95岁，子思时代的竹简《老子》不是李耳亲笔，也是他的弟子所书，几乎就是原版《老子》。竹简《老子》才二千言，而非后世的五千言。比较发现，二千言《老子》的一百四十句话被改动，五千言《老子》的四分之一不符古意。很显然，我们今天见到的《老子》五千言是秦汉时期的修订版。
因此老子其人的悬案，今天可以下结论了：第一个老子是李耳，他是二千言《老子》原著的作者；第二个老子是“周太史儋”，是他西出函谷关，到秦国去见秦献公。太史儋是五千言《老子》修订本的作者，他在老子原著的基础上扩充、改造，重新组合篇章，使《老子》一书从内容到深度，都更加高远深邃。
庄子
老子《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晰、最正确，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最彻底的，则是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人，宋后为楚所灭，故又称庄子为楚国人。早年曾为漆园吏，楚威王曾以千金聘他为相，庄子拒而不仕，隐居抱犊山中，据传得道成仙而去。唐玄宗时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宋徽宗时封为“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著书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其文汪洋恣肆、构思奇特、机智幽默、善用寓言，其中所论辩的道理，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对个人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庄子》一书号称“难读”。一难是言简，庄子是语言巨匠，从不用赘词；二难是庄子惯用寓言，常常是“假语存”而“真事隐”；三难是庄子性情飘逸洒脱，语言幽默诙谐，爱论辩、爱说反话，思维跳跃，很难把握得住。四难是《庄子》一书，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计三十三篇文章。学者们一向认为《庄子》内篇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则是庄子的门人后学所为，因为前后思想不连贯，有抵牾之处。因此如果对先秦道家思想没有研究，对文化背景不了解，就很难透彻理解庄子的思想。
几千年来，历代人物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贡献最大。
前面说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佛家偏重于出世思想，儒家偏重于入世思想，道家则偏重于可出可入、或出或入的“间世”思想。“间世”一词，就语出《庄子？内篇》的“人间世”。实际上《庄子》内七篇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讲了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不可以割裂开来。第一篇“逍遥游”，言明做人首先必须逍遥，不能为名利等世间的枷锁束缚羁绊。能逍遥才能齐物，才能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齐，所以第二篇是“齐物论”。能齐物方知养生，才有第三篇的“养生主”。知道养生就不去找死，懂得养生之理，才能间世。所以第四篇就是“人间世”。前四步功夫为修因，后面三步功夫是果报，就是“德充符”，此为第五篇。德充满了就是“大宗师”，应用于世间法就是“应帝王”，此为第六、第七篇。
庄子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得道的圣贤之人，对于帝王之术、谋略之学，不过是闲暇余事而已。如果只是求为帝王师，志在谋略学，那是下等中的下等。
《庄子？内篇》是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与曾子在《大学》中提出的，“内圣外王”的八步功夫，没有区别。庄子七步功夫的关键在“人间世”，“间”字是动词居中央，前可间人，后可间世。庄子告诫我们，处人处事都要“间”，就是要独立、不走偏锋，这就又合于子思的《中庸》思想。要间人间事，就不能硬碰硬，所以给你讲寓言“庖丁解牛”，懂了“以无厚入有间”的道理，就可以在人世间游刃有余了。
与厌世、弃世、愤世嫉俗的“出世主义”相反，庄子主张“间世主义”，他视天地万物之有若无、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蔽履。他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种间世思想是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后世将庄子的“间世”曲解为“玩世”，一字之差，结果则完全不同。
至于养生之道，最好先读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让王篇”中说：“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这是老庄之道的人生原则。懂了此道的人就知道富贵虽然是舒服的事，但太过了就会缩短寿命，所以处富贵中时要不以养而伤害自己。相反地，在贫贱之间不应以利累形。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奔波，但过分的贪求、过分的劳累，同样地会损害健康而危及生命，也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
以上是《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读书求学必须遵守的次第。
这一部分内容，以四书、五经为先导，引领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得以窥斑见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下面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主体。
古人总结求学的最佳途境，就是“听话”二字。“听话”就是遵从古训，就是听老师的话，按部就班的求学，不搞躐等，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正是我们现代人最缺乏的，是治疗浮躁病的良方。
治学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搞想当然。所以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再读《六经》，不能逆道而行。四书五经的底子打好了再涉猎诸子百家，一上来就学百家之言会迷失方向，失掉自我。
第三讲
在这一讲中，我们开始介绍《三字经》的第五部分。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高度浓缩的“中国通史纲要”，能用234个字勾勒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轮廓，实在是难能可贵，孩童时期如果能够背诵下来，会受用终生。
中国古代史的划分，宋元明清时代属于近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古时期，夏商周秦汉时代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时代是太古时期，伏羲氏以前就属于远古了。中国远古史的奠基就是盘古开天地，属于神话传说阶段，没有文字可以考证。现代科学认为，地球是在50亿年以前形成的，生物是在40亿年以前出现的，人类是500万年以前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先盘古氏距今至少有500 万年的历史了。
人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不学可以不可以？这是我们这一讲，首先要解决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离开因果而自存，因此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由因推果，以昭示未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述往事，思来者”；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找到历代兴衰、更替的道理；明白是非善恶因果的道理。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今天又为明天奠基。不了解昨天，就不知道今天是如何演进过来的，明天发展的方向也就无从把握。仅凭阶段性的观察，不进行历史的通观分析，就很难认识事物的真相，就有可能人云亦云，上当受骗。
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真正认可的没有几个。看看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就明白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课本，到今天还是“试用教材”。历史无非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怎么可以随心所欲的篡改呢？而且中国历史由一万二千年变成五千年、三千年、两千五百年、二千年，越来越短，还以为美国才两百年的历史，我们说两千年已经不少了，可见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根本就没有信心。
其次，在中国文化里面，历来是文史不分家，不懂史就无法准确地理解文，就有可能歪曲文义，张冠李戴。离开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就无法评价和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从伏羲氏算起，至今有一万两千年，从黄帝开始算起是五千年。黄帝时代，文字、历法、衣冠、音乐、医学都出现了，所以黄帝是人文初祖，我们说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皇帝开始算起的。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由河南汲县战国魏墓发现的《竹书纪年》推算，夏至今已有4100多年了。
从周公整理西周以前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