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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大人，开开门，是埋尸队的……这个这个当兵的还活着，大人不开恩救他，他还要给鬼子枪毙一次！……”
法比存心用洋泾浜中文话说：“请走开，这是美国教堂，不介入中、日战事。”
“大人……”这回是一条流血过多、伤痕累累的嗓音了：“求大人救命……”
“请走开吧。非常抱歉。”
埋尸队队员在门外提高了嗓音：“鬼子随时回来！来了他没命，我也没命了！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我也是个教徒！”
“请带他到安全区去！”法比说。
“鬼子一天到安全区去几十次，搜中国士兵和伤病员！求求您了！”
“很抱歉，我们无能为力。请不要逼迫我违背本教堂的中立立场。”
不远处响了几枪。
埋尸队队员说：“慈善家，拜托您了！……”然后他的脚步声便沿着围墙远去。
法比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能让门外的中国士兵流血至死或再上一回刑场，也不能不顾教堂里几十条性命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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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曼神父此刻从夜色中出现，仍然穿着主持葬礼的袍子。
“怎么回事？！”他问阿顾和法比。
“外面有中国伤兵，从日本人枪葬现场逃出来的。”法比说。
英格曼神父喘息着，一看就知道，他脑袋里也没一个想法。
“求求你们！”伤兵一口外地口音，字字都是从剧痛里进出来的。
“现在不开门也不行，伤兵要是死在我们门口，倒更会把我们扯进去。”法比用英文说道。
英格曼看看法比。法比不无道理，但教堂失去中立地位，失去对女学生们的保护优势，这风险他冒不起，他说：“不行。可以让阿顾把他送走，随便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阿顾说：“那等于送掉他一条命！”
伤兵在门外呻吟，非人的声音，一听就是血快流尽了。
从书娟的窗口看，穿着黑衣的两位神父和阿顾像下僵了的棋盘上的三颗棋子。催促英格曼神父开门的也许是“血要流尽了”那句告白。他果断地从阿顾手里拿过钥匙，哗啦一声打开那把牢实的德国大锁，拔开铁制门栓，卸下铁链。好了，沉重的门打开了，女孩们释然地喘口长气。
但英格曼神父又以更快、更果断的动作把门关上，把来者关在了门外。他哗啦哗啦地打算上锁，但动作极不准确，法比一再问他，他都不说话，终于，锁又合上。
“外面不是一个，是两个！两个中国伤兵！”他说。神父明显感觉自己的仁慈被人愚弄了。
埋尸人的嗓音又响起来：“那边有鬼子过来了！骑马的！……”
看来，刚才他是假装走开的，假装把伤员撇下，撒手不管。他那招果然灵，对经历了一次枪决血快流干的伤兵，这些洋僧人不可能撇下不管，英格曼神父刚才果然中计，打开了门。他谎称只有一个伤员，也是怕人多教堂更不肯收留。
“真听见马蹄声了！”阿顾说。
连书娟都明白，骑马的日本兵假如恰好拐到教堂外这条小街，门内外所有人都毁了。
“你怎么可以对我撒谎？明明不止一个伤兵！”英格曼神父说：“你们中国人到了这种时候还是满口谎言？！”
“神父，既然救人，一个和一百个有什么区别？！”法比说。他是第一次正面冲撞他的恩师。
“你住口。”恩师说。
虽然门外的人不懂门内两个洋人的对话，但他们知道这几句话之于他们生死攸关，埋尸成员真急了，简短地说：“马蹄声音是朝这边来的！”
英格曼神父揣上钥匙，沿着他来的路往回走去。刚走五六步，一个黑影挡住他，影子机敏迅捷，看得出它属于一个优秀军人。
书娟旁边的苏菲发出一声小狗娃的哼唧。仗打进来了，院子就要成沙场了。
“马上把门打开！”偷袭者逼近英格曼神父，远处某个楼宇烧天火一般，把光亮投入这院子，一会是这里一摊光亮，一会又是那里一摊。光亮中，女孩子们看见军人端着手枪，抵住英格曼神父的胸口，一层黑袍子和干巴巴的胸腔下，神父的心脏就在枪口下跳，书娟想，要是军人敏感些，一定能感觉到那心脏都跳疯了，混乱的搏动一定被枪管传导到了他手上。
法比从英格曼神父手里夺过钥匙，把门打开，放进黑乎乎的一小群人，一架独轮车上躺着一具血里捞出来的躯体，那个能说话的伤兵拄着一根粗粗的树杆，推独轮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件黑色马夹。
门关上不久，从街口跑过几个日本骑兵，哼哼唱唱，嘻嘻哈哈，似乎心情大好。
门内的人都成了泥胎，定身在各自的姿态上，等着好心情的日本兵远去。全副武装的军人两手把住手枪，只要门一开，子弹就会发射。直到马蹄声的回响也散失在夜空里，人们才恢复动作。
书娟对小愚小声说：“我们下去看看。”
“不能去！”小愚拉住她。
书娟自顾自打开阁楼的盖子，木梯子延伸下去。她听见小愚跟其他女孩说：“看孟书娟！没事找事！”
书娟很不高兴小愚的做法。她原来只是私下拉小愚进行一次秘密行动，小愚马上把她出卖了。她从梯子上降落到工场里，轻轻拨开门栓，把门开得够她观望全局，书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做被瞒着的人，她知道瞒她是照顾她，但她对这种照顾从不领情，包括父母为了照顾她，从来不让她知道他们夜里吵了架，为什么吵。有时她看着母亲红肿如鲜桃的眼睛，问她是否哭了一夜，母亲还微笑否认，似乎不瞒她就是对她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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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书娟站在开了半尺宽的门口，看见院里的仗还没打出分晓。独轮车成了进攻坦克，嘎嘎作响地碾过教堂门口的地面，持手枪的军人现在是他们的尖刀班，书娟看见奇怪的黑马夹的胸前后背都贴着圆形白布，她断定这就是埋尸队员们的统一服饰。
“阿顾，马上去把急救药品拿来，多拿些药棉和纱布，让他们带走。”英格曼神父的意思很明显，此处不留他们这样的客人。
持短枪的人并没有收起进攻的姿势，枪口仍指着英格曼神父：“你要他们去哪里？”
“请你放下武器和我说话，”神父威严地说，“少校。”
他已辨认出了军人的军阶。军人的军服左下摆一片暗色，那是陈了的血。
他说：“神父，很对不住您。”
“你要用武器来逼迫我收留你们吗？”英格曼说。
“因为拿着武器说话才有人听。”
英格曼神父说：“干吗不拿着枪叫日本人听你们说话呢？”
军人哑了。
神父又说：“军官先生，拿武器的人和我是谈不通的。请放下你的武器。”
军官垂下枪口。
“请问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法比问持枪者。
“这里有什么难进？我进来两天了。”军人说，“本人是七十三师二团少校团副戴涛。”
一阵咬耳朵的声音传来，针锋相对的人们刹那间岔了神。书娟稍微探出身，看见以红菱为首的五六个女人从厨房那边走过来。这下她们不会再叫“闷死了”！她们看见了独轮车里血肉模糊的一堆，都停止了交头接耳。这些女人也是头一次意识到，这院子里的和平是假象，她们能照常嘻笑耍闹也是假象，外面血流成河终于流到墙里来了。
“日本人什么时候行刑的？”神父看着独轮车里的伤兵问道。
“今天清早。”埋尸队队员回答。
“日本人枪毙了你们多少人？”少校问道。
“有五六千。”拄拐的上士说，这是悲愤和羞辱的声音，“我们受骗了！狗日的鬼子说要把我们带到江心岛上开荒种地，到了江边，一条船都不见……”
“你们是一五四师的？”少校打断他。
“是，长官怎么知道？”上士问。
姓戴的少校没有回答。上士的方言把他的部队番号都告诉他了。“赶紧找个暖和地方，给他包扎伤口。”少校说。就像他攻占了教堂，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推车的、架拐的正要动作，英格曼神父说：“等等。少校，刚才我救了你们一次，”他指指大门口，“我没法再救你们。有十几个十来岁的女学生在教堂里避难，让你们留下来，就给了日本人借口进入这里。”他的中文咬文嚼字，让听的人都费劲。
“他们如果出去，会被再枪毙一次。”少校说。
红菱此刻插嘴：“杀千刀的日本人！……长官，让他们到我们地窖里挤挤吧！”
“不行。”英格曼神父大声说。
“神父，让他们先包扎好伤口，看看情况再说，行吗？”法比说。
英格曼神父说：“不行。这里的局势已经在失控。没有水，没有粮食，又多了三个人……请你们想一想，我那十六个女学生，最大的才十四岁，你们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做？你们也会做我正在做的事，拒绝军人进入这里。军人会把日本兵招惹来的，这样对女孩子们公道吗？”他的中文准确到了痛苦的地步。
上士说：“没有我们，日本人就不会进来了吗？没有他们不敢进的地方！……”
英格曼顿了一下。上士的辩驳是有力的。在疯狂的占领军眼里，没有禁区，没有神圣。他转向上校：“请上校体谅我的处境，带他们出去吧。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到达安全地带。上帝祝你们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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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推到那里面。”少校对埋尸队队员指指厨房。“给他们一口水喝，再让我看看他的伤。”少校像是根本听不懂英格曼神父的中国话。
“不准动。”英格曼挡在独轮车前面，张开的黑袍子成了黑翅膀。
少校的枪口又抬了起来。
“你要开枪吗？开了枪教堂就是你的了。你想把他们安置到哪儿，就安置到哪儿。开枪吧。”英格曼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六十岁是个死而无憾的年纪。
少校拉开手枪保险。
法比嘴大张了一下，但一动不动，怕任何动作都会惊飞了枪口里的子弹。
独轮车上的伤兵哼了一声。谁都能听见那是怎样痛苦的垂死生命发出的呻吟。这声呻吟也让人听出一股奶声奶气来，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刚变声的嗓音。少年士兵疼成那样，人们还在没完没了地扯皮，在如此的疼痛面前，还有什么是重要的？连生、死都不重要了。
“好吧，你们先处理一下伤口再说。”英格曼神父说。
“水已经烧热了！”陈乔治一直悄悄地参与在这场冲突和扯皮中，虽然一言未发，但立场早就站定，并自作主张地开始了接待伤员的准备，现在，洗礼池中最后的饮用水已在锅炉里加热了。
陈乔治忙不迭给独轮车带路，拄树枝的上士跟在后面。窑姐们此刻都从地下室上来了，一声不吱地看半死的小兵和跛腿上士，看不出是嫌弃还是恐惧，既像夹道送葬又像夹道欢迎。
姓戴的少校正要跟过去，英格曼神父叫住他。
“少校，把你的枪给我。”
军官皱起眉：这洋老头想什么呢？日本人还没能缴他的械呢！
“你如果想进入教堂的保护，必须放下武器。本教堂的优势是它的中立性，一旦有武装人员进驻，就失去了这个优越性。所以，把你的枪给我。”
少校看着他的异族浅色眼睛说：“不行。”
“那我就不能让你待下来。”
“我不会待下来的，可能也就待一两天。”
“在这里待一分钟，你也必须做个普通公民。如果日本人发现你带着武器待在这里，我就无法为你辩护，也无法证明教堂的中立地位。”
“如果日本人真进来，我没有武器，只能任他们宰割。”
“放下武器，你才能是普通难民在这里避难。否则，你必须立刻离开。”
戴少校犹豫着，然后说：“我只待一夜，等我从那两个伤兵嘴里打听到日本人屠杀战俘的情况，我就走。”
“我说了，一分钟也不行。”
“少校，听神父的吧。”法比在一边说道。“你自己伤得也不轻，从这里出去，没吃没喝，到处是日本兵，你能走多远？至少把伤养养，身体将息一阵再走。”他的江北话现在用来讲道理倒挺合适，听起来像劝村子里一对打架的兄弟。
戴少校慢慢地把枪保险关上，咔嗒一声。然后他把枪口掉了个头，朝向自己，让枪把朝着英格曼神父。
书娟看出他的不甘心，正如她刚才也看出神父被迫让步时的不甘一样。
第八章
那个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操练了几个射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提它呢？娘那×，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侦察的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有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友军因为毫不了解情况，把增援的机会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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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增援友军而按兵不动的部队中，有个三十岁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军的阵地，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进入城市，他们才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