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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取出一捅钱，小心翼翼地说：“做件皮袄穿，好吗？”
“好的。”张爱玲说。在张爱玲看来，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亲的钱，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用得自由自在。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
她还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即使自己能养活自己，却也舍不得放弃这传统的权利。
这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3岁。
可是好景不长，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沉浸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而对于张爱玲来说，这却是她命运劫难的开始。她面对庆祝的烟花，成就了一段情感姻缘。但随着战争的消失，她才猛地发现这段情感脆弱得不堪一击。
张爱玲心中的美满情人，在一般中国人眼里，只是一个汉奸、小丑。
1944年11月，胡兰成来到了武汉。此时他已预感到汪伪政权支持不了多久了。在日本靠山池田的安排下，他主持武汉的《大楚报》，这是日寇企图扶植傀儡创立“大楚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胡兰成任社长，他带了沈启无等人任助手，由汉阳县衙门安排，住在县立医院楼下的两间大房子里，他们每天渡江去汉口上班。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半道上遇到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喊出的两个字是爱玲……”
来武汉不到一个月，他便与汉阳医院的一个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小周是见习护士，学的是产科，在冬天穿着蓝布夹旗袍，做事干练，很有青春朝气。她的父亲是银行职员，已经去世了。她是父亲与小老婆生的，因此，对胡兰成要求结婚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举行了一次结婚仪式，虽然他早已与张爱玲有婚姻之约，而且他告诉过小周他与张爱玲的关系。九个月后，日本投降了，武汉又回到中国人手中，汪伪集团的成员作为民族罪人被通缉，胡兰成成了丧家之犬，开始了逃亡之路。先到上海，与张爱玲相处一夜，第二天去了杭州，又往绍兴，到了诸暨斯家。斯家是他中学同窗斯颂德的家。胡兰成年轻时在他家住了一年，却对同学的妹妹有非分之想（他当时已结婚），被斯家礼貌地请出。不多久，他又来斯家做客，这家人仍把他当客。现在，他逃亡的落脚点还是斯家。斯家人带他东躲西藏，仍不安生，又由斯家人带他去了温州。投奔斯君的丈人家即小娘范秀美的母家。
胡兰成潜逃到浙江温州，还改了名字，冒称是张佩伦的后裔，叫张嘉仪。胡兰成本不是一个能自制的人，尤其在感情方面，加之畏罪潜逃、四处躲藏的处境，他再也不能企盼“现世安稳”了，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张爱玲。他便与范秀美同居了。
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老父亡故后，她在一家蚕桑场工作。她送胡兰成去温州，他又与范秀美结成了夫妻。他给自己找的说法是：“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他忘记了张爱玲、周训德没有？而此时，周训德正因与他的关系入狱受苦，而张爱玲呢？一路寻过来了。
1946年２月，张爱玲探得胡兰成潜藏的地址，冒着初春料峭的寒风，过诸暨，走丽水，远去温州寻夫。及至见了胡兰成，张爱玲幽幽地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含有宝珠在放光。”夫妻一场患难相从，千里迢迢特意来看夫婿，按说胡兰成应感动不已，但这个铁石心肠的人，竟粗声粗气地吼：“你来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回去！”
在来温州之前，张爱玲已听说胡兰成与范秀美同居的事，她宽容地想：一个身处险境的男人，远在外地寻找些安慰是难免的，何况秀美曾掩护过兰成，乱世际遇在一起，也只是权宜之计。并未因此责备他，相反，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对胡兰成和秀美的婚事，张爱玲对范秀美还有一种同命相怜之情。初见范秀美，张爱玲甚至说：“范小姐真是生得美的，她的脸好像中亚西亚人的脸，是汉民族西来的本色的美。”
张爱玲住在温州城中公园旁的一家旅馆里，胡兰成白天去陪张爱玲，晚上去陪范秀美。
在温州，这一个男人和两个女子，有时一起上街，有时一起在旅馆里抱头痛哭。用胡兰成的话说，“因为都是好人的世界”，相处倒也融洽。
一日，张爱玲又说起范秀美长得好，要给秀美画像。范秀美端坐着，张爱玲走笔如飞，胡兰成在旁边看，三个人兴味十足。眨眼就勾出了脸庞儿，画出眉眼和鼻子，正待画眼角，却突然停住了，一脸的凄然和委屈，只推身体不舒服，再也不肯画下去。
范秀美走了之后，胡兰成很纳闷地问：“这样的神来之笔，为什么不画了。”
第五部分现代著名作家 张爱玲（4）
张爱玲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看上去竟似有夫妻相，难道这就是前世姻缘。心里不由一阵惊动，就再也画不下去。”
那天晚上，胡兰成依旧做着他那数美并陈的梦，他仍旧想保持目前的格局，即名分上有张爱玲，意念中有周训德，现实中有范秀美，只不过要将这种局势让张爱玲知道。他将他记述他和小周交往的一篇《武汉记》拿出来让张爱玲看，张爱玲只翻了几页，就丢在桌上，说：“看不下去！”
胡兰成又将他想去武汉自首，以此营救狱中的小周的想法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感到委屈。张爱玲说：“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下写下‘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你何曾给我安稳？在我和小周之间，还是要你做出选择。你说我无理也罢。”
胡兰成辩解：“我和你是仙境中的爱，而与小周、秀美是尘境中的爱。”并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没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生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说不上取舍的话。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与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如天命一般不可移易。”还说待张爱玲如己，待小周如客，克己而待客，宁可委屈张爱玲，不愿委屈小周。
最后张爱玲伤感地说：“我要你选择，你到底不肯。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虽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尘境中的爱情击碎了仙境中的爱情，剩下的只有悲伤和痛苦，张爱玲的心灵再也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张爱玲遇到了胡兰成，由相知到相爱，由情人到伴侣，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见胡兰成不愿舍弃小周、秀美，张爱玲的心碎了，绝望了，她本能地意识到：在胡兰成心目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于是，她决心回上海。
随着情感的破灭，张爱玲凋零了，枯萎了，枯萎的不只是青春和爱情，还有她的文采和才情。在很长一个时期，她没有再写东西，而且她再也没写出像先前那样富有灵气和才情的作品。
第二天，她走了。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不几日爱玲有钱寄来，亦有信来：“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撑伞站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都说女人情多泪亦多，但张爱玲是很少流泪的。与父亲反目时，她大哭过；在香港求学时有次放假炎樱没等她而先回了上海，她伤心痛哭又追她而去；再就是这一次……天公应离情。二十多天的温州寻夫行结束了，阵阵春雨，淅淅沥沥，缠缠绵绵。雨水和泪水中满腔的哀怨包围了爱玲，把昔日的热焰浇泼殆尽，把欲仙欲死的爱境冲刷得人去楼空，把一代才女的爱之繁花打落得残红遍地……
他俩仍偶有通信往返，但日渐疏稀。到了1947年春天之时，爱玲的信亦有了“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之类的词句。但她仍常给他寄钱，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这时胡兰成的情况有了松动，尽管还是隐姓埋名。此时他正在撰写“论中国社会与现实”的书，名曰《山河岁月》。（这本书费时数年，几易其稿，后来在日本出版。）他还在温州中学和淮南中学教书。他仍然怀着“要出去到外面看天下世界”的梦想，“想法子结识新人”。时逢梁漱溟先生调停国共纷争，屡屡被时人注意。胡兰成就给他写信，称他“于学问之诚，可算今日中国思想界第一人”。梁先生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于是二人常有通信来往。胡兰成有时也去听温州戏。我看了温州戏，想着我现在看一样东西能晓得它的好，都是靠的爱玲教我。又我每日写《山河岁月》这部书，写到有些句子竟像是爱玲之笔，自己笑起来道：“我真是吃了你的涎唾水了。”
1947年11月，胡兰成悄悄来到上海，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又走了。他不忏悔和谴责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处理“不当”。他又问张爱玲对自己写的那篇含有与小周交往内容的《武汉记》印象如何，又谈起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二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时间是6月10日：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吉”，小劫，劫难之隐语。），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从此绝了音讯。
1955年11月，一代才女张爱玲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走过罗湖桥头，带着心灵的创伤，告别了祖国。为了生存，她和一个比她大30岁的剧作家结了婚。11年后，瘫痪的丈夫去世了，张爱玲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清算汉奸，胡兰成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得灰溜溜逃亡日本，暂借东京一家杂货铺栖身，后结识了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与之姘居，过起醉生梦死的潦倒生活。晚年胡兰成移居台湾重操旧业，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书。
第五部分现代著名作家 张爱玲（5）
后来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去了美国，便借他的自传《今生今世》出版之际，向张爱玲百般挑逗，暗送秋波，指望重修旧好。张爱玲回信说：
兰成：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作参考，所以冒失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不知当年胡兰成对美丽多才的张爱玲始乱终弃出于什么难言的苦衷，但许多年以后，胡兰成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无数美好的时光，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表达了他无限懊悔和感伤的情怀：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第五部分现代作家 郑振铎（1）
郑振铎：（1898～1958年）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
郑振铎生于1898年，祖籍福建长乐。1917年夏，20岁的郑振铎自故乡温州来到北京投奔他三叔，次年考入一所高等院校——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他开始投身社会活动，成为本校的学生代表。当时在北京的福建同乡会十分活跃，不仅在诸如“五四”运动、“福州惨案”等大事件中积极做出反映；而且也为了本省的利益或问题常召集各高校的福建同乡会在北大师大开会。郑振铎虽出生在浙江，但祖籍是福建长乐县，所以也可算是个闽人，当然每会必到，到则慷慨激昂，这样，他认识了许多人，其中便有女子高等师范的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有3个还是福建籍。
他爱上了其中的一个——黄世瑛。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
禁不住爱情的煎熬，他先找了个机会跟“四公子”中他最熟的黄英说了自己的心事，可是等不及回音，便又给黄英写了一封信去。
黄英在入女高师的第二年开始用“庐隐”作笔名发表作品，“庐隐”终于成为载入文学史册的名字，而她的原名则渐渐被人淡忘了。
信中写道：“……我最近心绪十分恶劣，事事都感到无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觉无所着落，好像黑夜中，独驾扁舟，漂泊于深不见底的大海汪洋里，彷徨到底点了呵！日前所云事，曾否进行，有效否，极盼望早得结果，慰我不定的心。”
接到信时，黄英正与程俊英、黄世瑛等人在校园葡萄架下闲聊，本是好朋友，除了情书，一般来信几乎都是互相公开的。于是几人轮流看了信，等其他人都走开只剩下黄世瑛的时候，黄英悄悄问她：“振铎的信你看了觉得怎样？”
世瑛莫名其妙，反问道：“什么怎么佯？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黄英有些犹豫的，道：“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说了想你不至于恼我吧？”
世瑛有点急了，同时也猜到几分，嘴里催道：
“你不要吞吞吐吐了，什么事就快说吧！”
黄英道：“他信里说他十分苦闷，你猜为什么？……就是精神无处寄托，打算找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灵魂的枯寂！”说到这里，她不禁微笑了，“他对你十分信任，从前跟我说过几次，要我向你转达，我怕碰钉子，一时也未找到机会，今天他又来信追问，我只好告诉你了。我想他的人格，你总信得过，做个朋友，当然不是大问题，是不是？”
黄英知道世瑛的脾气，因此把话说得极婉转，但意思已十分清楚。世瑛听了后，半天没吭一声，后来说出来的两句也真令黄英丧气：
“做朋友本来就不成问题……但是不知道我父亲的意思怎样？等我回去问问再说吧！”
黄英想想，也无可奈何，于是说：“也好，但希望快点。”
可是怎么“快”得了呢，世瑛连跟家里谈的勇气也没有。
时间到了1920年的最后一个月，郑振铎忙着准备铁路学校的毕业考试，又忙着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他是最主要的发起者），可是大忙仍不能稍稍缓解他对黄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