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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早晨，安娜起床后见到了郭沫若留给她的信，知道他已经走了。这既在意料之中，又好像颇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安娜心里难过极了，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想起昨夜的情景，她悟到了郭沫若说的“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那句话和印在她额上的亲吻，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诀别。她惟一能宽慰自己的是：应该嘱咐的，她都已经告诉郭沫若了，那就是她对丈夫的临别赠言呀！她是支持郭沫若回国抗日的。
回国后，他接到日本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潜离日本后，日本宪兵就把安娜和长子拘捕起来达月余，毒刑拷打，以至不能行路。同时四个幼小子女在乡，也常遭到无赖的袭击。得此信后他的心犹如刀割油煎，曾写一首七律抒发了那时的心情。
之后，两国的交战使他们长期处于隔绝状态。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上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第二部分当代作家 郭沫若（4）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1938年，抗日烽火燃烧着中国大地，于立群取道香港准备去陕北，再次与郭沫若见面。出于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信念，她下定决心与其旧友分开，决然在香港新亚酒楼与郭同居。1939年夏，即将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长的郭沫若决定与于立群补办婚礼。这次婚礼，使于立群成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郭沫若这样的文人经常受到攻击和凌辱，有时是报刊文章，有时是黑势力流氓，于立群总是像卫士一样护着郭沫若。她爱戴他，支持他。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作为夫人的于立群经常陪同他去各地参观、视察、出国访问，参加一系列外事活动。他们地位显赫、生活幸福。虽然在动荡年代，有过失子之痛、受凌辱之苦，但是总体说来，生活对他们是丰厚的，晚年夕阳是灿烂的。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抚育五个子女，她是伴随着他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娜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携儿带女西渡大海专程来中国，开始万里寻夫。当安娜知道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她心酸地说：“我走……”建国以后，安娜加入中国籍，带领儿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77年，即郭沫若谢世前一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见一次面。经过安排，两位在年轻时曾如此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见面了。幸有这一次见面，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唏嘘叹息，难以自已了。
安娜夫人这些年来在中国，除住大连外，有时也住上海，因两地都有她的子女，她除了原先熟识的成仿吾等郭老的挚友外，平时极少与他人来往，也不参加社会活动。1983年她首次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期间，正值她九旬寿诞，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祝寿。但她仍然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亲一次，不过每次回日本总只呆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她表示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因为，她说：“我是中国人！”
第二部分白话文倡导者 胡适（1）
胡适：1891年出生于上海，当代学者，教育家，白话文的倡导者。
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的一家小茶叶店。其父胡传（字铁花）是晚清台东县县令，年过48岁时续娶不满16岁的冯顺弟为填房。胡适四岁胡传病死厦门，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一手抚养成人，后又历尽艰难供养他读书。孤儿寡母，还做几个大孩子的晚娘，日日周旋诸子诸妇之间。胡适稍有过失，母亲总是怪自己的儿子；遇到不开心的事，母亲经常闭门哭泣。她希望胡适和爸爸一样，将来有出息。在母亲的教育下，胡适在家塾先后读了《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札记》等。父亲虽死了，他祖传的程朱理学世袭遗风却在胡适的头脑里一天天坚定起来。
1904年，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胡绍之从上海回家探亲，胡适的母亲提出让十三岁的胡适随哥哥到上海求学。告别故乡前夕，胡适的叔父替胡适提了一门亲事，女方是临县望族江家的女儿江冬秀。江父已不在人世，冯顺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加上江母是读书人的后裔，便应许了这门亲事。胡适连江冬秀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订了婚。
在沪期间，胡适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读书。学习之余，胡适以笔作枪，讨伐封建礼教和迷信。1906年11月16日，《竞业旬报》第三期一下子发表了胡适的三篇文章：以“铁儿”署名的章回小说《真如岛》、以”希疆”为笔名的《敬告中国的女子》和以“期自胜生”为笔名的《说雨》。《真如岛》讽刺封建家长视儿女婚姻大事为儿戏，找瞎子算命，向菩萨求签。《敬告中国的女子》抨击男女不平等，呼吁社会重视女子教育，提倡女子一不要缠足二要读书。在大上海，许多青年都追求自由恋爱，胡适也曾对个人婚姻流出不满之意，他捎信给江家，让江冬秀放开小脚，读书识字。胡适的母亲怕胡适毁约，屡屡捎信催促胡适回家完婚，并已备了新房、爆竹。满脑子新思想的胡适不甘心娶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小脚女子江冬秀为妻，但胡适奉母至孝，又不忍忤逆母亲的旨意，便写信以“求学要紧”加以回绝。一次，胡适看了一出《富贵图》戏剧，剧中夫妻由一对不足十岁的童角扮演，不由心生奇想，提笔来写了一首诗：“红炉银烛镂金床，玉手相携入洞房，细腻风流都写尽，可怜一对小鸳鸯。”
1908年10月，中国公学因内讧分裂，胡适的大家庭也因管理不善走向破败濒临破产，18岁的胡适求学、谋生两茫茫，思想感情皆陷入极度危机。在一帮纨绔子弟的影响下，壮志难酬、抑郁苦闷的胡适开始吃花酒，打茶围，捧戏子，挟妓召娼，沉湎酒色，醉生梦死，终于在一次大醉后、与租界巡捕发生争执而被关进巡捕房。被友人保释后，胡适临镜自视，悔恨莫及。“天生我材必有用”，自己到上海是来实现抱负的，怎么到了嗜酒如命的地步呢？深感无颜面对终日望子成龙的母亲，那是一个让自己惟一的、相依为命的儿子到远方求前途，自己一个人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儿子，期望着儿子的慈母啊。胡适没有掉一滴眼泪，但他暗暗下了决心，不再放任自己，好好想想以后的发展了。
1910年夏天，胡适在上海闭门读书，考取第二期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9月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因经济拮据，胡适选择了补助较多的农学院学习农科。不久发现自己对农学没有兴趣，早年所感兴趣的哲学、史学也派不上用场，农学和自己有天赋、兴趣的各方面，项背太远了。几经思酌，胡适转入文学院，主修哲学、经济、文学，并学习德文、法文，对德、英、法3国文学也发生了兴趣，引起了他复振中国文学的愿望。初到美国，因上海那段荒唐遭遇令胡适心有余悸，加之其母屡屡来信叮嘱“男女交际尤当留心”，胡适四年不曾到女生宿舍访友，把感情寄托在未婚妻身上。寂寞中的胡适，多次嘱咐江冬秀读书习字，以寄信来“销我客怀”。江家见女婿多有责备之急，百般奉迎不迭：请人教江冬秀读书，买使女送到胡家照顾胡适的母亲。当胡适意识到自己所做太过，写信自责时，江家托乡间老学究代江冬秀写信：“秀虽一妮女子，然幼受母训，颇闻古人绪余，男子生而张弧悬矢，志在四方。今君负笈远游，秀方私喜不暇，宁以儿女柔情绊云霄壮志耶。此后荣归不远，请君毋再作此言，令秀增忸忸也。”并随信附寄与胡母合影小照一帧，一个完全陌生的年轻朴实女子站在母亲身边，一个遥远而又相近的身影。在这张陌生的脸上，胡适似乎也看到了那久久盼望的眼光。几天后，胡适在同学为他拍摄的照片——“室中读书图”上，题了一首给江冬秀的诗，诗云：
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
传神入图画，凭汝寄相思。
这是胡适给江冬秀的第一张相片，也是自己送给她的第一首诗。
1914年6月8日，胡适去访问康奈尔大学地质学教授的次女韦莲司女士。这是胡适到美国4年来第一次去看青年女士。在韦莲司家吃饭时，胡适遇到过几次韦莲司女士，她在纽约学美术，回来过暑假。初次见面，胡适就感到女士读书很多，和自己很谈得来。女士年龄好像比自己大几岁，因为性格豪放，不媚俗，胡适很喜欢她。
第二部分白话文倡导者 胡适（2）
见胡适来访，韦莲司面若桃花，高兴地说：”你好像不喜欢和女士交际？”胡适认识许多年轻女子，但从不去拜访她们，也没有和任何女士约会。
“也不全是。我和中年以上女士，还是有交往的。”
韦莲司女士捂嘴笑道：“你不会是冷血动物吧？”
“朋友中，也有不少说我是冷血动物的。”胡适指郑莱、梅觐庄和南非的Faure。梅觐庄说，女子有陶冶情操的作用，胡适反劝他“莫坠情网”。
“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前，在哪里读书？”韦莲司在胡适心中，有许多值得长考的谜。
“上私立学校，请家庭教师，然后去新港、纽约……”韦莲司说。
谈了一会，两人自然谈到男女婚嫁的话题，听说胡适没有看过美国人结婚的场面，韦莲司说：“我有一个女友本月结婚，到时我邀请你去看看。”
胡适高兴地说：“我一定去。”
1914年6月18日，即胡适在文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天，韦莲司女士邀请他去绮色佳教堂参观西方婚礼。
路上，韦莲司问：“你对贵国的家族制怎么看？”
“我国的家族制最大的害处，是养成国民的依赖性。它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主义。”
“这和西方有什么不同呢？”
“西方个人主义以个人为单位，我国个人主义以家族为单位。西方个人主义养成了一种独立的人格和自助能力，我国家族的个人主义则私利于外，依赖于内。”胡适肯定道。
韦莲司点头说：“谁好？”
“西方的好！”
进了教堂，新郎新娘没有来，韦莲司压低声音解释说：”来宾先进，后进不礼貌。”
胡适点点头。
礼堂灯火通明，乐声缭绕不绝，喜气洋洋。韦莲司带胡适走到坛前坐下，旁边坐着新娘的亲戚。韦莲司轻声对胡适说：“后边是新人疏远的朋友坐。”胡适点点头。
新人和牧师来到坛前，乐声停止，牧师致祷词毕，问新郎、新娘“你愿意……”等话，接着给新娘戴戒指、新郎新娘分别发誓，牧师为新人祈福，于是乐队奏乐，来宾缓缓退出。
出门后，韦莲司说：“亲戚去赴婚筵，然后跳舞，不等跳舞结束，新人去湖上新居……”
胡适看了一回新鲜，高兴地说：“果然和我们家乡风俗不同。”
韦莲司见胡适高兴，自己也笑了起来。
胡适此后参观了波士顿，回来后由住了三年的世界学生会内迁出，住进绮色佳橡树街120号。新居117平方尺，室内最显眼的是床边堆满书的书架。
1914年10月20日下午，韦莲司来坐。“啊？”胡适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韦莲司会独自来访。
“不欢迎吗？”韦莲司婉尔一笑。
“欢迎！欢迎！”胡适抑制着心头的喜悦。今年6月18日，韦莲司女士还陪自己去教堂参观了婚礼。但女士上门，这还是第一次。
“家里来信了？”客人和主人隔茶几而坐。
“母亲来信说，我寄回去的信常被人扯开看，可恶！”胡适放下手中的信，说：“今天你来了，不谈这个。”
“你整天读书，出门走走，如何？”韦莲司女士坐在椅子上，看着胡适桌子上的一个镜子，然后将视线移到两架书架上。
“好啊！”胡适喜上眉梢。
下了几天雨，今天天气特别好，风和日丽，秋叶散在山村的小路上，增添了田园诗意。两人循湖滨而行，边走边谈。
韦莲司女士生于富家，却不事打扮。一次，胡适在她家吃饭，她自剪发辫，只围两三寸，叫胡适大吃一惊。其母亲和姐姐在肚子里怪她，嘴上却讲不出口。
胡适想到此事，有意说：“过去约翰·弥尔说，今人敢作狂猖之行者，是今世之隐患。”胡适用的”狂猖”，指美德，不是指病。
韦莲司女士说，“如有意为狂，其狂也不足取。”两人相视而笑。
胡适突然想到，朋友中，不少人说自己有“好立异为高”的毛病，不知眼前的这位女士可有所指。但不苟同流俗、不随波逐流，怕自己还没有做到呢！
湖滨道走尽，两人折向东，行数里荒僻的山村小道，到了厄特娜村。
韦莲司女士问，“近日来过此地？”
“没有。前日参加牧师亥叟的葬礼，去了一尊派教堂。”胡适说。亥叟是胡适的朋友。
水滨同坐，树阴浓密。听溪水混淆，观奇花异草，两人全不知秋风的凉意和昏鸦的吵闹，沉浸在一片无我的境界……“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在胡适暖洋洋的心里，眼前的女士，仿佛是自己的一个部分了。
两人都希望延长谈话的时间，他们绕道林家村，缓缓而行。此时，已是日落西山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