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话！那个活动一开始就是我们弄的，是我们往前推进的。”
“那会不会是电视台从中间插了一杠子呢？”
“怎么会呢？电视台又不是万能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有我们的说法，电视台有电视台的说法，两边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啊。这个活动计划究竟是谁告诉电视台的呢，明年是不是韩国人移民巴西三十周年，一般人谁会知道？韩国人移民到哪个国家多少周年，难道电视台都有详细记录不成？”
升洲和祖鞠大惑不解，又十分气愤，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个人闷着头连抽了三支烟。抽完第三支，把传真拿过来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才看清下边的落款，发送传真的不是电视台，而是电视台特别工作部。这个特别工作部在电视台负责搞开发，利用本单位的人力、设备和牌子捞钱，组织演出等等，为电视台职工弄点奖金，也为台里弄点活钱。虽然这些人也都在电视台工作，但并不是主要工作部门。
后来我们一打听，不是别人，正是大力扶持我们的恩人金富式把这事给捅出去的。
在金富式的报道中寡廉鲜耻的歌手太宇属于具有法人地位的某一团体。他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所熟悉的电视台节目制片人。太宇和企划公司一向不和，一说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对这次巴西之行，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就把自己的苦水都倒给了这个制片人。制片人认为这次赴巴西演出有利可图，所以又把这件事讲给了电视台特别工作部的朋友。工作部毕竟是个专业企划部门，由乌合之众凑起来的平山娱乐公司的工作效率跟它没法比，计划书、与演艺界人士的协议，就连节目单等，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都拿出来了。他们还以电视台的名义和巴西侨民联合会取得了联系，让那边把演出场地等落实下来。这一连串的工作目前都已经基本就绪。在赴巴西艺人的名单中有演艺协会会长、歌曲分科委员会委员长，还有义演及友情出演人，等等，不少都是演出团体的正式职工。这一套组织工作相当到位。更令人吃惊的是，金富式报社的编辑部长也堂而皇之地上了后援单位的名单。
升洲并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我们所联络的歌手已经拿到签证了，就连文件、护照都弄好了，那该怎么办呢？”
“电视台组织的这帮歌手比我们联络的歌手更有人气，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如果是其他人组织这场演出，巴西侨民联合会是不会买他们账的，我们去可就不同了，因为我们跟他们谈得来，很容易搞到一块。我们不是已经去过一次了吗，难道不是这样？”
“净瞎说！我们在巴西能联系上的不就是一个办双周刊侨民报的老社长吗？再说，我们身无分文，在社会上又没有关系，算得上什么真正的出品人，真正的出品人是进了名单的那小子。说不定，侨民联合会的人还正在骂我们是骗子呢。”
“让金富式再写一篇报道行不行呢，这煮熟的鸭子眼看就飞了，报社有责任对这种现象进行抨击呀。”
“谁会为你效这个劳呀？报社？！傻瓜一个！你要是报社社长也许会去做这种蠢事，因为你本身就是个不称职的骗子。”
“哎，如果我们弄砸了，写这篇报道的金富式不也要受牵连吗？他为什么先支持我们，后来又去支持别人了呢，他不是跟太宇掰了吗？”
“不管谁主办这次活动，他的那位部长都可以去巴西，金富式在乎什么呀。我猜想，电视台特别工作部对这事有兴趣，也八成是太宇透露给金富式的。”
“这几个龟孙子，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哪。”
“有奶便是娘嘛，这么一弄对金富式不是更好吗？要是把这事托付给特别工作部，不但心里踏实，写出来的报道也会更有力度。说老实话，如果把接待部长的事交给我们，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弄呢。”
虽然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很矛盾，我当记者的梦就像吹到半空中的肥皂泡儿一样，破灭了，心里能舒服吗？越想越憋气，嘴也就像刀子一样，逮谁伤谁。这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本能反应呢，我不知道。总之，我每次一开口说话，升洲就眯缝起眼睛瞅着我。
“你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自命清高？！不管是高中还是现在，自命清高的人都一个屌样，事情出了娄子他就退避三舍，添油加醋地说一大堆理由。看样子，你认为我们几个都是社会上的混混儿，根本办不成大事是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你也是给公司掏腰包垫了钱的呀！”
“我们赶紧和崔先生联系一下吧。”
祖鞠看来很着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催促着大家。
现在，我们信得过的人只有讲义气的崔先生了。我们盼着他赶快从美国回来收拾残局，最低限度能把商定的赞助款的一部分先寄给我们。我这个人是外松内紧 。其实，这个时候我比谁都着急，我不能做亏本买卖呀，得先把垫进去的房租拿回来。但是，我的脸上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
崔先生这个神秘人物的真面目不久便大白于天下了。原来，从一开始他就对在巴西举行纪念活动的事没有兴趣，赞助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之所以邀请我们去，是想借金太星总经理和双马汽车公司董事长的特殊关系，让双马汽车公司为自己进口汽车提供更多的优惠。他找航空公司联系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想混熟了以后好把航空公司也拉进自己的客户圈子。说到底，他是想借我们大做宣传，为自己的活动铺平道路。崔先生在航空公司说我们是某某大报的记者，又是多么多么有名的出品人，他自己的目的一实现，我们的利用价值也就没有了。给我们的机票当然也是巴西航空公司赞助的。
知道自己上了崔先生的当以后，祖鞠气得要死，让他赔偿损失，可崔先生却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是想从我这儿弄到赞助，答应让这个活动上电视吗？怎么样，这下没办法了吧。你们这种行为不是欺诈又是什么呢。不是我要赔偿你们的损失，而是你们要赔偿我的机票钱和观光费用。”
祖鞠气得啪地一声放下了电话听筒。他也不敢再往下纠缠了，因为通话时间越长国际话费就越高，公司连支付高额话费的钱也没有啊。
“别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去向国际刑警组织报案，把崔龟孙子抓回来不就得了。能不能给我弄一张国际机票呢？我马上飞到巴西去，揪住他的脖领把那小子拖回韩国来。”
气得直喘粗气的祖鞠给金富式挂了个电话，想向他兴师问罪。接通以后祖鞠突然把电话听筒递给了我，因为金富式给我们上起了“政治课”。他说，强者吃弱者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今天这类事是屡见不鲜的。不难听出，邀请贝利的事他一开始就知道成不了，至于那篇报道嘛，是早就留出了版面，等待时机成熟来个一鸣惊人。如果贝利来不了，再在报纸上发条特大新闻，说他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未能成行，不就又是一条爆炸性消息了吗？他还说，这种炒作方式是自己的一大“发明”……
第二天是临时公休日。但是，那天下午我们都到办公室来了。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谁都是无约比约还准时”。大家不约而同到公司来的理由嘛，自然是各有难念的经了。
升洲是被夫人金护士给拽来的。金护士一直嚷嚷着这次要随丈夫自费到巴西去一趟，为了去巴西她已经做好各种准备了，那里女孩子最喜欢的超短裙是什么颜色的啦，迷你裙又是什么款式的啦，问了个遍，今天她一进公司门就没停嘴。我本来想跟她说事情已经黄了，但金护士嘴巴的节奏快得简直让人插不进话去，我急得在屋子里直转圈，就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一气之下我就出来了。
我知道给公司垫的房钱是讨不回来了，所以装出一副很苦恼的样子，故意做给云聪看。云聪向来心思十分深沉，看不穿，摸不透，遇事总爱打持久战，因此在家里打嘴仗时她总是占领着“制高点”。可是有两句话一直对她刺激很大，那就是“做人老婆的都这样”和“女人怎么能理解男人的精神世界”。她总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是非凡的女子，这些人怎么能把所有“老婆”、“女人”都拉到同一水平线上去呢？这种话显然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这天早晨，我也装成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样子，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副实在承受不了的苦恼的表情，把提溜在手里的外衣重重地甩到肩膀上，出门到公司来了。
祖鞠则和别人不同，老婆回娘家，第二天才能回来，自己在家待不住，就到公司来了，用他的话说，那就是“老记挂着公司的事，加班来了”。
三个人又凑到了一起，当然免不了要喝几盅。我们找了一家小酒馆，和祖鞠的家紧挨着。一进门，我们就像高中时几个人偷着出去喝酒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回想那会儿，我们悄悄藏在大人不在的某人家，或像做贼一样偷偷溜进炸酱面馆，或者躲到国际笔会支部的活动室里，头顶就像被庞然大物压着似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种情景，那个时代。连酒菜也和当初四兄弟第一次一起喝酒时一样，一盘煎饺子，一碗热汤面和几瓶老白干。这天，我们喝了个通宵。
祖鞠家靠墙有一个晾衣架，上面挂着几条女裤衩和袜子，祖鞠的裤子也在上面搭着，可那条裤子很短，比我们想的要短得多。祖鞠是不是个“外星生物”我不知道。但他上半身结实而下肢很不发达，两条腿实在是太短了。最先对他的体形感到意外的是其夫人朴小姐，祖鞠脸盘大，肩膀宽，坐在地炕上显得格外壮实，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朴小姐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是这么一个畸形人。婚后的一天下午，朴小姐把衣服晾好后就去喝咖啡、听音乐。她是一个很容易受周围气氛感染的人。从音乐里她感受到了一种力量，被这种力量所陶醉，感到自己爱上祖鞠是一种幸福，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想着想着，她进入了梦乡，醒时，睁开眼一看，瞧见了晾衣架上的裤子。朴小姐想，那么短的裤子，究竟是谁的呢？噢，她想起来了，那是自己这个白雪公主心上人——小矮人的裤子。想到这儿，她不禁打了个冷战，难道自己所爱的男人就是这么个不够尺寸的“半残废”？但婚姻已经成了事实，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从此以后她总觉得生活中少点什么，无论是叠裤子还是熨裤子时，老有一种缺憾感。在日常生活上嘛，也总觉得欠缺了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祖鞠已经失去了挺拔的身姿，但她总还觉得丈夫和韩国一般男子在身高上没有多少差距，——因为她很不情愿让这种欠缺感老留在自己心灵深处。
今天祖鞠又喝多了，他半醉半醒地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我们不能光把事情闷在心里，自己折磨自己，还是写个东西送到电视台去示示威，也好出出这口恶气啊。”
从现在开始，祖鞠才认为这是政治事件。
“难道不是吗？要不是总统大选，联络太宇也不会变得那么麻烦，小个子兵也不会写这么一篇政治性的报道使事情复杂化。这不管怎么说也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我们是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所以我才说嘛，巴西之行黄了，都是大选候选人之间的角逐造成的。为什么呢，几个候选人之间勾心斗角，才让替自己说话的舆论机关互相拆台，把我们几个无辜者给赔进去了。”
“能这样分析吗？”
“这么说，电视台就更可恶了。”
我把升洲说的这番话换了个方式，文绉绉地回敬了一句：“其实，这是一种经济运作行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子公司进行内部交易，后来又在同行之间展开竞争，甚至无视职业道德用自己所控制的资本去垄断市场，实际上这是一场不正当的竞争。你们说对不对呀？”
祖鞠和升洲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两个人一齐把矛头转向了金富式：“不管怎么说，小个子兵也是怪可怜的，他在报道里说了贝利要来。我们也知道，贝利根本就来不了。你说小个子兵该怎么办呢？”
一向讨厌金富式的祖鞠断定，这句话一出口定会招来是非的，听得出他是在等待大家反诘式的发言。
“可怜，他有什么可怜的！他说贝利要来，是爆炸性新闻。再写贝利不来，又是一条足以引起舆论大哗的爆炸性新闻。这就是记者们说的‘如实报道’啊。”
“这可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们没交一分钱学费倒长了不少见识，可不是桩亏本买卖哟。”
“亏本？咱们本来就没有本，去巴西溜达一趟也是干赚的嘛。”
可能是这二位又想起了在巴西那花花世界的“冒险”经历了吧，说着说着，两个人偷偷乐了。这时，祖鞠又怀念起斗焕来：“在巴西要能和斗焕联系上就好了，可他为什么一直不和我们联系呢？至今连一封信都没见过，从这一点看，我觉得不大对劲，可能他的处境也很困难吧。”
祖鞠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从冰箱里拿出煎明太鱼烤了一下，升洲正要拿筷子夹鱼头，被祖鞠用筷子给挡住了。其实，在餐桌上为争鱼头展开唇枪舌剑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祖鞠最爱用一句四字成语，那就是“鱼头畜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鱼的头和牛猪等家畜的尾巴最好吃。如果争来争去各不相让，就变成“鱼头大战”了。祖鞠还对人说，在中国古代，几个朋友为了争吃鱼头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战争，“鱼头大战”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这种胡诌听着都十分可笑，可他还说得那么认真，煞有介事。
看得出，大家都是在苦中作乐，寻寻开心，自个儿安慰自个儿罢了。
附近公寓大楼好像也对我们寄予了某种同情似的，好多人家都亮着灯，陪我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从窗口透出来的微弱灯光看，他们好像都是在以电视机为伴来抚慰自己的悲苦人生。此时此刻，又能有几户人家的遭遇及心情和我们不一样呢？
就这样，我们在吵嚷和碰杯声中把一瓶又一瓶的老白干儿灌进了自己的肚子，真正自我陶醉了。大家酒劲都上来的时候，我昏睡过去，只有这时我才能享受到一时的快慰。
醒来一看天已经大亮，我推开祖鞠的两条短腿站了起来。瞥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升洲，把大衣披在身上，穿好了鞋。今天的晨报已经塞进门缝里了，我顺手抄上出了门。报纸把新总统的头像满满当当登了一大版，吵吵着说什么文人政府终于诞生了。另一角则是一条十分沉痛的下野宣言。我走到街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呼出的热气应时凝成一缕缕的白雾，天变冷了。
清晨的风格外凉。一辆清洁车开到我的面前停下。在车后面脚踏板上站着的几个清洁工——环境美容师一齐跳了下来，把一个个装满垃圾的塑料袋使劲搬上车，这些垃圾袋沉重地散发着恶臭味，他们新的一天劳作就这样开始了。清洁工跳上车，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动作迟缓的清洁工，看样子是个新手，他想上去的时候，脚踏板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他只能使劲插进一只脚，另一只脚悬在半空中随着车走了。远看过去，就像跳高跳到半空中时咔嚓一声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