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哪儿都爱留名的祖鞠，游览两棵树瀑布的时候，在一块石头上写下了“天上地下，惟我独尊，1992，11，祖鞠到此一游”几个大字，原本想显示自己才华不凡，却遭到了游客们的斥责。
令人笑掉大牙的是，几个人跑去看脱衣舞，不知从哪儿响起了枪声，吓得他们就像鸵鸟钻沙子，撅起屁股钻到了桌子底下。
起初，几个人以为无论哪个西方国家说的都是英语，所以祖鞠就操着半生不熟的洋泾浜英语四处搭讪，巴西人以为他不是地球那边来的贵宾就是外星人，对祖鞠十分尊敬。实际上，这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去国外吃洋面包的乡巴佬。
有一天，他们在饭店里煮方便面吃，打扫房间的进来了，把他们几个吓了一大跳，赶忙用床单去包泡菜，不料泡菜汤把床单弄成了大花脸。几个人为赔款——究竟谁该出多少钱——还发生了争执。第二天，他们又在屋子里烧下酒菜——烤乌贼，结果，隔壁房间的人向饭店举报说有人在焚烧尸体。饭店保安跑来追查，祖鞠抬起了两条腿说，是自己的脚臭味儿太大，不是在烧什么东西。保安听信了他的话，蒙混过关了等等……讲起我们在巴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要说我们在巴西干的“公事”嘛，倒也有那么几件。
有一天，我们被请到了崔先生的双马汽车发动机进口专卖店。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几位侨民联合会的负责人和侨民餐厅的老板。就像让我们到巴西航空公司公关部去访问一样，这次去发动机专卖店也并不知道要干什么，只能跟着崔先生的屁股打转。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崔先生在这些人面前把我们几个人吹得天花乱坠，说升洲是韩国最大的广告及赛事企划公司董事，祖鞠是电视制片人，说我是蜚声文坛的作家、笔杆子很硬的记者。后来崔先生才跟我们说，之所以这么介绍，是出自工作需要，希望大家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清楚他这么胡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祖鞠倒是很高兴，打那以后，如果谁叫他的名字时不在后面加上“总监”两个字，他就装没听见，不予理睬。看，祖鞠到国外不是“出息”多了吗？
祖鞠对侨民社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也和当地报纸一起搞了个座谈。后来，他又在崔先生的斡旋下，和一位创办了一份四开版隔周发行的侨民报纸的报社社长见了面（报社成员就他一人）。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社长的谈话是在一间韩国餐厅进行的。祖鞠向老社长建议，找一个可容纳四千人的剧场，外带餐厅，把驻巴西使馆的人、侨民公司的经理、侨民团体负责人、演艺界人士等组织起来，搞一场高尔夫比赛。而且既然大家已经到巴西来了，自然少不了来场足球赛。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唤起巴西五万侨民的爱国心，让韩国侨民第二代对祖鞠产生一种自豪感。祖鞠越说越激动，最后站起来，举起了两个紧攥着的拳头嗷嗷地叫。手心攥着的写有“四千座位”、“五万侨民”字样的字条都被汗水洇模糊了。老社长似乎也被祖鞠讲演般的谈话所打动，坐在那儿情不自禁地频频点头。
“祖鞠，听了你的高谈阔论，我真有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老社长用著名韩国作家李河写的随笔《新绿礼赞》中的词句，对祖鞠的宏图大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评价。
通过和老社长谈话才知道，三十年前，这位同胞为了摆脱贫困，不顾晕船呕吐的折磨，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了巴西，经过多方周折，终于站住了脚。其实，移居巴西的韩国侨民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犯了见不得人的事，为了逃避惩罚才跑到这儿来的。这里的侨民为了向韩国乡亲炫耀，只要听说从韩国来了人，必定弄一辆名牌小轿车接送。几年前，他们一定会领着韩国来人去参观自己的抽水马桶，以示生活比在韩国还要优越。可这位老社长听了祖鞠“宏伟”的计划倒有些动心了，他从祖鞠非凡的谈吐气质里看到了祖鞠飞速发展的辉煌前景，从而，这个祖鞠的形象也就成了自己祖国的象征。最后社长激动得抓住祖鞠的手，让他一定把李美子和罗勋雅请过来。祖鞠这下可来劲了，满面春风，得意洋洋，认为自己的市场调查算是成功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计划，那就是要选定一个“韩国日”并正式宣布。为此得和圣保罗市市长见一次面，后来市长实在挤不出时间，这项日程就取消了。在这五天时间里，崔先生忙了个四蹄朝天，不断跑东跑西为我们张罗，领着几个商家到处奔波，就像真的大富豪一样手机成天响个不停，时不时地用熟练的葡萄牙语训斥这个训斥那个。虽然崔先生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他是个大忙人，是个地位比较高的生意人，这一点印象是很深刻的。
临回国的时候，崔先生到机场送我们，从脸上的表情看，他和我们难分难舍。崔先生问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祖鞠说：“在巴西英语并不是通用语，所以很难交流思想，至于其他方面嘛，我还是十分满意的。”他拍着崔先生的肩膀，操着洋泾浜英语说：“祝你成功！”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祖鞠和升洲成了侨胞心目中的大人物，在乘机入口处，我说：“足球明星贝利还得再联系一下。”崔先生回答得很干脆，“这个问题不大。”一听这话，我的心也就放到肚子里去了。
“贝利是非常喜欢小孩的，儿童节这一天请他出来一下怎么样？”崔先生说：“那就试试看吧！”祖鞠一听，又高兴地和他热烈握手。
在以后的二十个小时里，我们只想伸伸腰，或者平躺一会儿，因为经济舱的活动空间很窄小，人站起来刚够伸直脖子。老那么一个姿势坐上二十个小时，真够受的。可我们一到汉城的金浦机场，祖鞠和升洲就一人一句地说开了：“我真有点怀念巴西了。”祖鞠还说：“如果能再到巴西去，我就算把老婆卖了也得凑够这个钱。”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升洲却说：“你小子本来心思就不在老婆身上，而在‘鸡’身上，卖老婆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升洲这样不咸不淡地顶了一句，祖鞠再也不说话了。
崔先生的“打猎”战术的确产生了特殊效果，从此以后祖鞠和升洲就被拴在崔先生的战车上了。
回国以后，他们首先和那些演艺界人士进行交涉，这两个人心里念念不忘的不光是巴西的自然景观，还有比自然景观更漂亮的野鸡小姐。每想到这一点，他们就激动不已。可是，此时国内人心惶惶，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不是别的，而是总统选举。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什么违法选举呀，犯法无人究啊，模拟投票啊等等的话都出来了。有人说，军政统治实在太长了，他们只关心枪杆子、刀把子，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平头百姓简直活不下去了。一天忙忙碌碌，根本没有时间看报纸。还有人说，选谁当总统，与我有什么关系，无论谁上台，对老百姓都一个屌样。街谈巷议，杂七杂八什么都有。总而言之，不过问政治者占大多数，政治朝哪个方向发展似乎都是政治家的事，与自己无关。对各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众人也是各执一词，说法各异，有些人因为候选人是自己的同乡、同学，或是同龄人、朋友而十分感兴趣。因为如果他当上了总统，自己也就能谋上个一官半职。有的人则十分重视候选人的外表，看他长得帅不帅，读的书多不多，言谈举止像不像回事，甚至连候选人的领带打的是单结还是双结，笑的时候露出来几颗牙齿都注意到了。有的人对某位候选人有了感情，看他什么都顺眼，有的人讨厌某位候选人，就看哪儿都不舒服，死了都恨不得再给他补上两刀子。
选举智囊团专门招募擅长吹喇叭抬轿子的人，为候选人大造舆论，摇旗呐喊：“我就认他，不认别人。”正因为如此，各个候选人都动员了不少演艺界人士为自己搞宣传，东跑西颠地进行游说。被动员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为了挣“红包儿”；有的想和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候选人套近乎，将来好跟着他沾点光；有的则抱着政治野心，或者说是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所支持的人一旦得道，自己就可以鸡犬升天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从内心深处想支持某位候选人的。
国内怎么乱，也一定要把巴西侨民联合会的会长请到移民三十周年大会上来，名歌手太宇也一定要请来捧一捧这位老先生。对这位会长来说，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吧。
走上政治舞台的各国政治家都各有高招儿，好莱坞的演员里根当上了美国总统，日本的职业摔跤手安藤当上了众议院的议员，意大利演员鲍尔诺当上了国会议员。北欧在野党中的议员，类似情况者比比皆是。当然，他们都持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演艺界人士的舞台形象给人们的好感却是不可忽视的，就平民百姓而言，不管是张三李四，首先得对他有个印象，才肯投他的票。歌手太宇在人际交往中所取得的成功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在歌坛上红得发紫的他意识到不久就得退出歌坛。他才不想将来作为一个歌坛老将去参加什么“歌曲半世纪”节目的演出以度余生，而是开始走从政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有时间和我们见面呢？事关重大，我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金富式。金富式冷笑了一下：“现在的孩子甚至连爸爸妈妈的话都不听，那些演艺界的少爷、小姐们又能听谁的呢？”
虽说金富式的报纸就是靠“卖”这些演艺界的少爷和小姐来维持生计的，但不难听出，他对这些人品性的评价却并不怎么高。
说罢，金富式就提起笔来，刷刷刷一气呵成一篇报道文章。文章说，某歌手单方面撕毁了赴巴西侨民会馆演唱的合同，使企划公司陷入了空前的经营危机。这一举措不仅使我们国家在国际娱乐业威信下降，而且招致了种种非议。据悉，他之所以要单方面撕毁合同，是因为他要为某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活动去大唱赞歌。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为了向上爬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不道德行为。金富式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指出，从这件事不难看出，支持这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游说是多么的无信誉。对这位候选人，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具不具备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的素质和资格？
看到这篇报道，祖鞠和升洲高兴地嘴都合不上了。祖鞠一只手高高地举起这张报纸，另一只手就像在部队参加跆拳道训练一样，一拳就把报纸打烂了，口里还不住地狂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升洲说：“看来，这一回太宇不去巴西也不成了。”
他们两个人一唱一和地夸起金富式来：“小个子兵可真有两下子。”
酒后开车被金富式救过驾的祖鞠先开了腔。升洲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补了一句：“我奶奶在朴正熙时代说什么来着？她好像说过，辣椒还是小的辣，朴正熙，不就是个小个子吗……”
“唉，真的是辣椒越小越辣吗？”
“辣椒这个东西，它的生长是有个过程的，开始长‘骨头’，而后越长越大，‘骨头’变成了皮，变成了肉，这些皮和肉就没有骨头那么辣了，所以辣椒小的时候才最辣嘛。”
“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
祖鞠和升洲突然换了个话题，互相看着对方的裤腰，瞄瞄对方的身体是朝左侧歪还是朝右侧歪。然后又把目光转向我，问：“亨俊，你是倾向哪一边的，倒一点看不出来哟。”
“看不出来我的倾向？左倾。”我应了一句。说着，把身子故意向左侧一歪。
“有话直说，别卖关子！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站在哪位总统候选人的立场上吗？”
说罢，三个人心有灵犀地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现实是严酷的，并不像祖鞠和升洲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凡事都讲道理，我们这些小人物——“小辣椒”，想辣也辣不起来。就这篇报道而言，也是金富式出于敏感的政治嗅觉写出来，作为巴结报社社长的礼品。因为社长作为舆论界保守派人士出马参加总统竞选，他被吹鼓手们捧为当然的第一号候选人。报社对这位一号人物的宣传，不光停留在政治版面上，几乎所有的版面都在大鸣大放，为社长呐喊助威，就连体育版都不例外。金富式正想找个机会为这位第一号人物效劳，将来好有个出头之日。这一天终于等到了，祖鞠他们提供了一颗打击二号候选人的重磅炸弹。于是，金富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提笔写成了这篇杰作。驱使金富式这么做的动机既不是对社会的责任感，也不是想看看到底谁最辣，而是出自不可告人的投机欲。这也是一个社会人的基本欲望，是权力欲的本能表现。最终目的无非想出人头地，做一方领袖。
金富式一个电话就和演艺人足球队队长顺顺当当地见了面。下面，就是印刷广告宣传品的问题了。我们找到了位于汉城独山洞的一个小厂子。这个印刷厂三角债太多，经营很不景气，也就和祖鞠的青石沟出版公司挂上了钩，作为公司的印刷基地被固定了下来。我们到厂子里头的时候，厂长有事不在，值班经理小姐一个人坐在火炉旁翻阅一本妇女杂志。不说我们也猜得着，因为我们是欠账印刷，所以，厂长故意躲开，不想和我们打照面。后来，我们又到印刷厂比较集中的地方一家一家地找，把那一带的印刷厂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一家愿意接这个活儿的。最后，在一家卡车来回穿梭的印刷厂对面找到了个专门卖灌肠的饭馆，我们横下一条心，就在这里一边喝酒一边等厂长，不见黄河心不死，一定要把这件事落实下来。不一会儿，天就黑了。
饭馆的厕所在门面外边。上完厕所回来的路上，我看见印刷厂大楼前边围了黑鸦鸦一大片人。这些人又分成了两拨儿，你拉我拽地争吵着什么。不一会儿，两家打了起来。有几个穿着藏蓝色工作服的人在中间劝架，无疑就是对面那个厂子的工人了。站在远处瞧，打骂声越来越大，弄不好一场混战就不可避免了。站在人群最里边的那个人的激动劲，就像谁挖了他家八辈子祖坟似的。好一会儿，我才听出来他们是在为总统候选人的事吵架，这些人认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好，应该上台；那些人又认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最合适，当仁不让是未来的总统。争着争着就吵了起来，双方都动了拳头。我本来想多看会儿热闹，但天太冷，就进饭馆去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警车开了过来。本以为还要乱一阵子，但不大一会儿就风平浪静了。接着，一些人走进了饭馆。我一看，真巧，有一个是我的大学校友。前些日子，他还为旅美韩人联合会会刊的事找过我呢。
1988年开完奥运会以后，专为奥运会服务的工作没有了，这位老同学的饭碗也就砸了。他把本来就债台高筑、在赤字中挣扎的企划公司清理完以后，又到妇女杂志社混饭去了。我走到他跟前，装作很熟的样子主动和他打招呼。他看到我，感到很高兴，不久就收起笑容向我诉起苦来：“现在办杂志很难，就拿我们那个妇女杂志来说，早几天或晚几天出差别可太大了，弄不好就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接着，他又说：“这回的第12期为什么在11月中旬出呢，也是为了抢12月份总统选举这个时间。这本杂志，从一开始交印就展开了时间争夺战。我们这回开印晚了，这可真是个大问题。就是按时出，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