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会迟到早退，成绩什么的都是中不溜儿。时不时地她也到外语补习学校听课，想把英语水平提高提高。她很喜欢赵东镇，成龙则是她崇拜的偶像。有空的时候她也去找那位高班同学聊聊天，说说心里话，那位高班同学男朋友的朋友的大哥的一些故事，在她的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位大哥既不属社会上的这个团、那个圈，也不是前台或后台人物，但他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哥是法学专业的大学生，他在“紧急令”发布的那一年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支枪，单枪匹马靠近总统，在离总统非常近的地方开枪射击，企图刺杀总统。这可真是一次石破天惊的荒唐行动，他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当然，他刺杀未遂，在现场就被逮捕了。几年以后他从监狱里出来，少不了有盯梢的便衣警察，那些人就像影子一样成天不离他的身后。每个月国家还要给他生活费，从生活角度来讲他还算是过得去的。正如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有用的土地修成路，有用的学生下大狱。”当时就是这么个年代，经济开发和国家安全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上面随便用条理论就可以治住小小老百姓。中央情报部为了把那些“捣乱分子”稳住，不使他们成为危害社会的一股力量，于是，就半关不关地放养了一群要被大家养活的“猪”，为此，还加大了税金预算，把养活这些“猪”的钱都加在了老百姓头上。
那位大哥从监狱出来后并没有被社会所接纳，而是被上面发的那点生活费给“容纳”了。他为了得到那笔钱，就得削磨自己的反抗情绪，让总统多活些日子。后来，总统被别人而不是那位大哥刺杀了，当然那位大哥的“财源”也就断了。大哥只是一个在这种独裁社会中显得十分软弱的小小老百姓而已，但这个故事对云聪思想的冲击却是巨大的，她为那位大哥的结局抱不平，好几次义愤填膺地对着警车扔石头，后来她被警察抓进了闷罐车，不几天又被放了出来。
云聪没有像她自己所说的那种“原装”男朋友，但听说一个男孩子曾经主动找过她，他是参军之前去找云聪套近乎的，据说，那个男孩子在她面前还流下了几点假惺惺的眼泪。后来，那个“男朋友”从军队复员后，为了让她走关系给自己买整鸡和扎啤，又和云聪接触过，但当时云聪正准备参加教师录用考试，没有和那位“男朋友”多搭讪，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云聪后来考取了，在城郊当了个国语老师。
其实，我和云聪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约定，在我复员前她就一直默默地等了我三年时间。复员后我到大学复学，又上了两年半，工作以后又过了两年，前后加起来总共七年半，云聪一直在默默地等着我，后来我们两个人结了婚。
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喝烧酒。结婚，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云聪呢，也不差。但是，我总觉着心里憋得喘不过气来，真想一脚踢开门，在外边的冷风里猛跑一阵，跑他个浑身大汗，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有时又想干脆明天一早坐上远去他乡的火车，一走了事。
此时，我思绪有些恍惚，素姬的脸又一次浮现在了我的面前，好像她就站在胡同里的路灯下，脸被灯光罩上了一层阴影……我似乎又看到她扶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胳膊碰了一下自行车铃，滴铃铃地响了几声。我回头一瞅，看见了她那不安却美好的笑容。想到这儿，我简直不能控制自己，随手就把杯里剩下的酒一股脑儿灌了下去……
人生本不应是孤独的，但我此刻却异常孤独，就像一本杂志的封面，看上去花花绿绿，但又平淡枯燥。我究竟为什么而伤感，自己也说不清。因为害怕什么要离开这个家呢，就更说不清了。我心里乱极了，烦极了，不住地嘟哝着，但说些什么，想说些什么，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眼睛湿润了，扑簌簌地流下了热泪。我想，哪怕是最后能接到她的一个电话也好啊，思前想后，那样的女孩子的确是不可能再有了……我的脑海翻腾着，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似的。就这样，我一直折腾到了后半夜，天快亮的时候，妈妈看我还没有熄灯，就在外边喊了一声：“怎么还不睡啊，你也不看看明天是什么日子？”
这时，我才关了灯，无奈地钻进了被窝。
第六章 险象
我们几个人人生的每一段历程都会出现斗焕的身影。
1979年冬，第九号紧急令解除以后没几天，校园关闭令下达以后的12月份，我和升洲无事可做，就想找祖鞠一起去喝两盅。听说黑石洞一家饭馆做的炒面及灌肠非常有名，我们几个就一起去了。一直喝到宵禁时才半醉不醉地出了门。这次之所以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是因为斗焕又进入了我们的话题，大家也就越说越多了。
祖鞠和升洲对着开过去的出租车，喊：“停车，我到贞陵！”
“停车，我到新村！”
可奇怪的是，没有一辆出租车在我们面前停下。后来，我们几个人干脆跑到马路中间去截车，一辆出租车才不得不嘎吱一声刹住了车。一打听，才知道汉江大桥塌了。祖鞠用嘲弄的语调问司机：“怎么弄得像‘6·25韩战’一样紧张？”
这时，汽车已经开走了。
没办法，回不了家，我们就只有去住旅馆了。祖鞠的那双脚还和以前一样臭。这天晚上以后我就得了个经验教训，凡住旅馆都把被子和褥子翻过来用，这并不是我有什么洁癖，而是担心类似祖鞠这样的人如果在这张床上住过，他的那股酸臭味就会沾在我的身上。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头一沾枕头那两个人就打起呼噜来，一高一低，一长一短，一应一和，好像事先商量好了要折腾我似的，呼——齁——地扯个没完，叫人没法睡。我开大电视机的声音，看了足有三个小时的战争大片也没有把他们两个吵醒，更没有把他们镇住。
当然，那天晚上没有睡着觉的不光我一个人，其中首屈一指的是瞪大两只眼睛紧盯着已故总统位子的那位将军。因为“变故”而引起的事件使这位将军目不交睫，彻夜难眠，于是，他纠集了几个同期毕业生，想让他们辅佐自己坐上那把交椅。虽然，现在守着那把椅子的是比他职位高得多的另一位军人，但只要他指挥部下把那个人赶走，这把椅子不就归自己了吗？就在这场“守”与“赶”的角逐中，大韩民国的军人内部反目成仇，火并起来。不断传来子弹嗖——嗖——的声音，因为紧张一整夜没合眼的人有之；听着枪声，数着炮弹爆炸声而没睡好的人有之；像我妈妈一样辗转反侧，老担心一夜没回家的儿子，念叨着“他是不是出事了”的人也有之。总之，不少人那天晚上没睡着觉。
进入八十年代的那个夏天，我临参军的时候又想起斗焕。
我们一起灌着“猫尿”，话题从足球转到了祖鞠的那双臭脚，又从臭脚谈到了女人。大家越灌越多，已经醉得差不多了，升洲的脸，红得和他穿的那件紫红色绸连衣裙没有什么两样。那一阵子，升洲已经结束了租房上学的日子，和贤珠姐姐一起搬进了蚕室地方一套四十平方米的公寓里自己起伙了。
升洲每换一件衣服都要把衣柜翻个遍，什么T恤衫哟，毛线衣哟，穿完以后就卷巴卷巴一股脑儿塞进大衣柜，下一回再穿的时候又得翻个底儿朝天。贤珠姐姐对升洲的这个毛病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就是改不了，简直拿他没办法。
可升洲呢，对这些“小事”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包装自己，改变形象。从前十分喜欢的那种罗曼蒂克型装束升洲认为已经不时髦了，他现在着迷于富有女性美的色彩和形式，但挑来拣去，换了多少套装束也没有收到良好效果，因为他挑的衣服都太“土”了。贤珠姐姐说：“你买的这些衣服怎么穿得出去呢，你就穿这一件吧。”升洲现在穿着的就是姐姐的那件紫红色绸连衣裙。他上穿连衣裙，下穿牛仔裤，把连衣裙下摆卷在腰里，鼓鼓囊囊，不伦不类，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升洲能用吹风机和卷发器把自己的披肩发整整折腾半个小时，还时不时地用两只手把披肩发往上一捋，心里美滋滋的。就在升洲自我欣赏的时候，突然两个手持M16自动步枪的士兵闯进了酒馆，升洲因烧酒涨红了的脸颊顿时变得煞白煞白，看着都不像个活人。当然，这场“异变”并不是由贤珠姐姐买的那件连衣裙引起的。许多人怀疑，这两个“逃兵”是不是要抓几个老百姓当人质好和政府讨价还价呢。过一会儿，人们渐渐看清了，这两个根本不是逃兵，而是负责戒严的士兵。
两个士兵就像韩国著名漫画家李根哲笔下的狼狗，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露着凶光，一个劲儿到处搜寻着“猎物”，把酒馆所有餐桌都转了一圈，最后走到我们几个人面前，停住了脚步。
“把袖子捋起来！”其中一个士兵指着祖鞠说。
祖鞠本来想说“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满是冷汗的眉头锁得紧紧的，乖乖地往上捋着袖子。祖鞠的袖子本来就窄，再加上浑身都被冷汗溻湿了，袖子捋过胳膊肘以后就怎么也捋不上去了。
“快脱！”一个士兵大声呵斥着，把枪口对准了祖鞠的胸膛。
祖鞠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魂不附体，两只手直发抖，怎么也解不开衬衫的钮扣。这时，那个拿枪对着祖鞠的士兵不知是哪儿发痒还是怎么的，身体突然一激灵，这一激灵不要紧，可把祖鞠吓坏了，他以为那个家伙要扣扳机对他下毒手呢，就下意识地用两手把对襟衬衫一扯，衬衫哗一声撕开了，钮扣噼里啪啦掉了好几颗。祖鞠被污垢绘满“地图”的前胸暴露在了士兵面前。一看这光景，两个士兵想笑又不敢笑，硬憋着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们腻烦地撇着嘴，乜斜了祖鞠一眼，踩着落在地上的钮扣离开了酒馆。
祖鞠在这么热的盛夏还穿着一件长袖衫，那是因为没有换洗的衣服才不得不这么做的。高中时他穿过的袜子一脱下来就能支支棱棱地站着，这几年，他自己起伙做饭，逐渐摸索出一套既少洗衣服，又能经常有“干净”衣服穿的“经验”。祖鞠有三条裤衩，每条穿四天，然后，翻过来再穿四天，随后再在里面挑“干净”的，每条再穿两天。这样，他一个月洗一次裤衩就够了。最近压根儿就没有洗衣服记忆的祖鞠，大热天还穿着那件散发着汗臭味的长袖衫也就不奇怪了。可这回，这件长袖衫确实让他吃苦头了。
那两个士兵离开以后，好长时间我们才琢磨出他们为什么让祖鞠脱掉长袖衫。现在正是“净化社会”的时候，他们打着“净化社会”的旗号成立了个“三清教育队”，凡不符合“三清教育队”要求的都被称之为“次品人”，这些“次品人”是要被抓走进行“清理”的。“次品人”识别方法之一就是看有没有文身，凡是文有一支箭穿透红心、龙头蛇身动物、展翅翱翔的鹰隼、“正义”、“忍”等汉字图案者均在被“清理”之列。那两个军人看到祖鞠穿着长袖衫，以为他是想掩盖文身的痕迹。
祖鞠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的酒醒了。从小就爱在路边撒尿的祖鞠，军人一走便又放肆起来，他不顾没有扣子的衣襟被晚风吹起，敞胸露怀又在路边撒起尿来。过路的人看了都撇嘴咂舌地说：“这小子早该送到三清教育队去清理清理了。”
那天晚上我们分手的时候，三个人都在想：在这时局如此危急的时刻，斗焕会不会又有什么事呢？
在县城当兵这一段儿，祖鞠和升洲只和我见过一次面。军事演习最艰苦的时候，也是我最需要亲人安慰的时候，他们连张小小的明信片也没寄过，在快要复员时他们才想起来看看我。实际上，我们这次相会是我入伍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并不期望他们两个能解释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来，相反，我猜他们都在想要好好听我讲讲军队里的事，这样他们才不会感到千辛万苦换了好几次车却白来一趟，回去以后还可以在朋友面前吹一吹。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又被编入了连队，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没有安逸过，差不多每天晚上总结时我都得挨顿打。我要是还在大学里，肯定又得起来游行示威了，可这里不同，挨打白挨，还得忍着，作为大学生的我怎么也过不惯这种命令加大棒的部队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引起那些老兵们的震怒，遭到一顿拳脚相加的毒打。这些人肚子里都憋着一股火儿，在他们看来，好像社会乱成这个样子，国家到了这步田地都是我一个人给弄坏的。他们挥舞着“正义的铁拳”，把气都撒在我一个人身上。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像我一样要天天挨着打过完这军营生活，所以当那些老兵用拳头对付我的时候我心里还忿忿不平呢。这完全是我懂的多，而且直来直去，说话不知道拐弯，落了个“刺儿头”的美名，这个来拔根“刺”，那个来拔根“刺”，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内伤，表面还看不出有什么伤痕，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有一次，我被逼到军营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吃了一顿闷棍，我怕打断骨头就把后腰露给了对方，结果留下了一个腰痛病。说白了，我之所以在办公桌旁坐不了多长时间并不是我屁股轻坐不住，而是因为我的腰痛病。谁都知道，有腰痛病的人就像气象预报员，天阴下雨三天早知道。我走长路时总要停下来活动一下腰肢，不为别的，也就是这个原因。弯腰自然要低头，弯腰次数多了，低头次数也就多了，由此我得了个外号叫“马屁精”，因为我成天点头哈腰。有人也叫我“磕头虫”，那是说我动不动就点头。有一次我过地下通道，走着走着觉得腰不得劲，就停下来扭了一下腰，正好和一个急着赶路的姑娘撞了个满怀，那个姑娘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了。就连长得尖嘴猴腮的女人都敢使劲瞪我，我觉得实在是太郁闷，太没面子了。
军营生活的前期确实非常艰难，还被打出了腰痛病，到后半段情况就好一些，这完全是被称为“才子”的我替人代笔写信缓和了人际关系的缘故。当时，高中女生都向军人写集体慰问信，老兵们都让我代笔写回信。我用了很多动听美妙的词句，目的在于掩饰老兵们不可告人的肮脏灵魂，以调动那些喜欢和小伙子拉拉扯扯的女高中生的情绪。当然，还不止这些，听说前来部队慰问的顺英、亨淑、银子等几个女孩子都愿意和军人交朋友，乐得几个老兵好半天嘴都合不上，他们叫我写“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瞪大眼睛瞅着天花板，只等黎明时分能看见你可爱的小脸蛋”等等，以便劝说这些女孩子留下来。这哪儿是回信啊，简直是沾满热泪的情书！
后来，延世大学为了弘扬护国精神还展开了征文比赛，我以老兵的名义写了篇文章，被选中了。如此一来，有些老兵才得到了奖励休假的特权。当然，这些老兵也没有忘记我这个代笔人的功劳，他们说我比金庸、卧龙生还能干，大加吹捧。但这些“荣誉”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没有几天就烟消云散了。
我能活着复员就算是很幸运了，和祖鞠、升洲聊天时，我把自己在部队的酸甜苦辣都跟他们一五一十地讲了。尽管我就要复员，但手里仍然扔不开这支笔。
他们两人满含泪水听完了我这些辛酸的故事，说：“看来这个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