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在寻找食物、躲避风雨和防御敌人的过程中互相帮助。有时部落与部落之间因个人世仇和争夺狩猎、捕鱼的地盘而发生争斗。但是，由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的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总之，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集团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他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巨的斗争。
相互协作不仅在社会活动中，而且在经济事务中也是很明显的。除了基于性别的分工外，在猎人们中间是不需要任何专门的分工的。每一个男子和妇女都掌握适合自己性别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妇女采集水果、坚果、谷物，挖掘块根植物和昆虫，而男子捕捉小动物和鱼类。由于采集经济在当时居于主要地位，男子和妇女之间无多大差别。但是，随着工具的改进，男子能组织起大规模的狩猎团体，杀死大动物，而妇女却仍留在住地附近从事采集、照料孩子和烧煮食物。这就大大提高了男子作为食物供给者的地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再加上他们在狩猎过程中体力大增、变得好斗、狩猎本领高强，男子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占据了对妇女的统治地位，就象今日盛行于澳大利亚士著居民中的情景。
现在，将我们对社会制度和习俗的探讨转向一般的信仰。我们发现，原始人对自己和社会基本上不是抱历史的、发展的态度。他们以为，将来将与现在相同，就象现在和过去一样。因而，在他们头脑里没有变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评或干预现有制度和习俗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文化和住处，都是早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肯定将一成不变地继续到将来。各狩猎民族关于创造的神话，包括神话中半神式的英雄，都惊人地相似。这些英雄创造自然环境、安排供狩猎的动物、繁殖人类，并教人类各种技艺和风俗习惯。
下面安达曼群岛的岛民们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人是贾特波。他象蛋壳里的鸟，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接头里。大竹子破裂，他出来了。他还是一个小孩。天下雨时他替自己盖了一间大茅屋，住在里面。他制造了几把小弓和一些箭。一天他找到一块石英，用它在自己皮肤上划了几道花纹。贾特波一个人生活、根孤独。他从白蚁的窝里取出一些粘土，捏了一个妇女模样的模型。那模型活过来了；做了贾持波的妻子，取名科特。他们一起住在蒂尤特…巴尔尤。后来，贾特波又用粘土捏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贾特波教他们造独木舟，制造弓箭和狩猎捕鱼，而他的妻子则数妇女们编织篮子、围网、席子、带子和用粘土制作各种式样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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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就无法生存。可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干旱、或者捕捉不到很多的动物和鱼时，不能从自然界本身给予说明。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求助于魔力，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努力，愚蠢地祈求大自然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起来。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每一种有用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象征和进行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丰盛；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确保。
最初似乎所有的集团成员都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原始人认为，在他们生活的天地里，食物最重要；食物的来源能否充裕，他们能否无病无灾，交上好运，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医或巫师则与这些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巫医、巫师们日甚一日地从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职责是施弄巫术，为大家祈求利益和幸福。今天，在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市希曼人中，在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弗雷勒斯山洞里的“巫师”一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这幅画现被称为旧石器时代的“可怕的杰作”。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子，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象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还拖着一条马尾巴。这幅画的附近还有一些别的画；这些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象后来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那时还供养不起。也就是说，那时还不可能产生有很大的社会凝聚力的神学。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很模糊。宗教还没有被当作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人们的利益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而是受到了超自然现象的抑制。一位爱斯基摩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
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现象的恐惧和希望人类能控制它们的愿望，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分布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以大猎物如野牛、熊、马、毛茸茸的犀牛、猛犸和野猪等为题材。画面丰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显然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显然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可以因此使自己得到某种魔力。
用图象来表示自己所想望的东西，这种做法在当代的原始人中间也很盛行。德国人类学家利奥·弗罗贝尼斯教授，1905年在刚果由一伙俾格米人带路，进行探险时，曾亲眼见到过这种令人吃惊的图象。他说：
给探险队带路的俾格米人共三男一女；他们领了一星期左右的路，很快就同我们处得很好。一天下午，我发现贮藏的食品已快吃完，便请他们中间的一位去替我射头羚羊，这对象他们这样的狩猎好手来说、肯定是最容易不过了。他和他的伙伴们吃惊地望着我，然后大声回答“行’，说他们很乐意做这件事、但是，由于事先毫无准备，当天自然是不可能的。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他们宣布，在第二天黎明时做好准备工作。说着就离开了，好象是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最后见他们在附近一座小山的一块高地上停了下来。
我极想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准备，就在天亮前离开营地，悄悄地穿过灌木丛，朝他们头天晚上选定的那块空旷的高地爬去。天色微明时，俾格米人来了，那位妇女也在内。几个男的蹲下，拔去一小方块地的野草，用手把地弄平。其中一人用食指在那块干净的地上画了些什么，他的伙伴则在旁边低声念咒语。接着是一片等待中的寂静。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有一个男子将箭搭在弓弦上，在那块平地的边上坐下。几分钟后，太阳光线落在他脚边的图案上。就在这一片刻间，那妇女朝太阳展开双臂，大声地喊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持弓的人把箭射了出去，而那妇女又大声叫喊起来。喊过之后，三个男子蹦蹦跳跳地穿过灌木丛走了，而那妇女仍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朝我们的营地慢慢走去。她一走出视线，我忙跑上前去，低头看那块平整的沙地上的图案；只见画的是一头大约四手之宽的羚羊，羚羊的脖子上插着一枝俾格米人用的箭。
看过沙地上的画，我转身回营地去拿照相机；打算在几个男的回来之前把它拍下来。可是被那妇女发现了，她明白了我的意图，大事纷扰，我只得放弃拍照的打算。那天下午，猎人们回来了，带回一头很大的“南非羚羊”，羚羊脖子上插着一枝箭。他们递过战利品，又掉头朝我们身后的那座小山走去，随身带了一把羚羊毛和满满一葫芦的羚羊血。两天后，他们又追上我们。这三个俾格米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似乎最信任我。晚上，当我们在一起喝泛泡沫的棕榈酒时，我就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回到狩猎前做准备的地方去，是为了用羚羊的毛和血涂抹地上的画，取回那枝箭，把整个事情消灭得不留一丝痕迹。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我不清楚，不过我猜想，他们一定以为如果不这样做，那头被杀死的羚羊的血会把他们全给毁了。“消除痕迹”也必须在黎明时进行。这位俾格米人恳求我，别告诉那位妇女，他跟我提到过这件事。他对自己谈话的后果似乎非常害怕，因为第二天他就不见了，他的伙伴也一起不见了。
最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有许多方面极为有趣。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这样，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佷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籍，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是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作这—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不存在任何已制度化的权威，但是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进行生活的人。
正是这种传统，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十分重要的方面。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通常区分为两种：现代工业化的西方的“进步的生活方式”和不发达的农业的非西方地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后者与前者相比，确实是“传统的”；但是与农业革命后它所取代的原始的部落社会相比，则决不是传统的。
我们以后将看到，农业革命引起了都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原始社会引人注目的平等。不过，在这过程中，部落社会的因循守旧所造成的日甚一日的禁锢也被消除了；从而，不论好歹，使人类开始进入从狩猎场地发展为大城市，从依靠自身体力发展到掌握原子力这一重大的进展过程。不过，在考察农业革命之前，必须先探讨旧石器时代的人是如何分散到全球各地以及由此产生的、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四、人口分散和种族差别
通常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能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技术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就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125000人，而到了距今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人口增为532万人。人口增长42倍以上，可见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从旧石器时代，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这就是，在技术革命中居首位的人口的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人口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自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并且与人类学家M．D．萨林斯和E．R．塞维斯所提出的以下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后者认为：“…能较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那些在其活动范围中占优势、并不断扩展其活动范围的种类。因之，只有原始的卵石工具、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无法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超出温暖的热带大草原。而持有良好工具、穿有衣服并能支配火的直立人，能将自己的活动范围由非洲向北扩展到欧亚大陆的温帯——现发掘出来的广为散布的爪哇猿人、北京人和海德堡人的化石遗骸可证实这一点。人类掌握更复杂的技术，因而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不仅能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而且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亚的冻原地带。
跨入这些地区后，人类又经过一个陆桥进入澳大利亚，经过另一陆桥进入阿拉斯加，从而占据了剩余的大陆。人类一进入美洲大陆，即以扇形朝四面八方迁移，不过迁移的速度不等。朝南面的移动较迅速，从约公元前
15000年至公元前 8000年，人类由阿拉斯加推进到火地岛。不过朝东面的移动颇缓慢，由于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环境恶劣，人类直到公元前40O0年前后才达到格陵兰岛。至此，人类的足迹已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和与人类分不开的狗一起，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
在人类向各地分散的同时，逐步有了种族上的差别，出现了各种在肤色、发型和面型上有显著特点的所谓的种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