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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安居下来；这已为印度的文献资料所证实。“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
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诸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即他们时代的马可波罗，还进一步东越印度，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声称自己是罗马的官方使者。这种欺骗，汉朝廷无疑是能察觉的，因为他们带来的帝国“礼物”仅仅是一些早已由商人买来过的、附近东南亚的产品。不过，奉献“贡品”这一行为本身颇讨中国人喜欢，因而，中国人很可能就允许这些西方人装载可致厚利的丝织品而归。
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似乎预示着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人们也许会以为，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时，欧亚大陆周围诸海上的贸易量会空前增加。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这时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内部动乱迭起，外部遭到了蛮族进攻。不过，虽然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在2世纪以后衰落下去了，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并未因此受挫。在罗马和中国因陷于困境而软弱无能时，印度情况正相反，在笈多王朝（公元320－647年）统治下，正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文明也如同第九章中将提到的，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并对邻近地区和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印度文明对北疆以北地区的影响主要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对孟加拉湾对岸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见下一节）。
对古代遗迹的考古研究表明，印度和东南亚的交往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公元一世纪时，由于受香料和矿物资源的吸引，前往东南亚诸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印度商人愈来愈多，两地之间的交往也愈来愈广泛。当时的印度文献常提到商人们航海到黄金之地——苏瓦那拜赫米的事，说那地方的人比较原始，主要靠种稻为生，没有复杂的政治组织或较为高级的文化传统：因而，当印度商人和冒险者要与当地的首户通婚，在那里传播印度宗教和习俗，并强行控制他们的经济时，也比较容易做到。这种大好机遇不仅招引来许多商人，也吸引了印度的婆罗门和武士们；结果，印度文化被大规模地移植到东南亚诸岛屿和大陆上，并有许多印度王国在那里建立。
这一印度化的过程并没有深深地渗透基层。在通常情况下；被印度化的主要是那些受外来移民影响的当地首户；一般村民们除了须交纳新王国统治者强征的苛捐杂税外，他们的生活仍一如以往，没有多大变化。虽然印度的影响有点儿表面化，但范围极其广泛。从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开始，到公元4世纪时，印度人已在远离印度的婆罗洲和中南半岛站稳脚跟。开始时，那些岛国很先选但将近公元三世纪末时，也许是海盗活动日渐猖撅的缘故，它们落后了。力量中心转移到了印度移民可以沿着经马来半岛到中南半岛的陆路而进入的大陆。
于是，在相当于今日柬埔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印度王国——坎布贾王国。当时的中国人称它为扶南，他们留下的有关这一王国的记载清楚地反映了它的印度特征。记载中说：“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成员有1000多个。人们奉行他们的教义，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许多婆罗门成员因此在那里居留下来。他们日夜攻读宗教经典。……他们用青铜制作神像。那些有两张脸的神像，都有四条胳膊；有四张睑的神像，都有八条胳膊。每只手上都拿着一些东西。”
以上所述，可说明东南亚大印度的性质。显然，大印度的情况与早数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区域的扩张颇为相似。都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辽阔的海岸地区设立据点，然后将本国的制度移植到那里。不过，当地居民既没有全部希腊化，也没有全部印度化；最终，倒是那些殖民地全被同化，仅留下了一些地理名称和建筑物遗址作为缅怀往昔事业的纪念品。对于欧亚地区的历史来说，大希腊和大印度的意义在于它们为扩展文明的疆域作出了贡献：前者将文明从巴尔干山脉南部扩展到直布罗陀海峡和俄国南部；后者将文明从印度南部扩展到婆罗洲和中南半岛。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护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国家当局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衰萎。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这些世纪中贸易的发展趋势便可明白。由于技术进步和文明核心扩大的缘故，显然，总的趋势是贸易量上升。不过，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时有升降波动，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例如，在欧亚西部的西徐亚帝国、欧亚东部的中国诸朝代和囊括欧亚大部分陆地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帝国强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贸易获得迅速发展。
关于最早的陆上贸易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极少。不过，有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或7世纪的希腊商人所写的见闻尚有片断保存下来；这位商人名叫阿里斯蒂斯，他声称曾与西徐亚海队一起东行，远至中亚的天山山脉。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写了一篇详尽的、有关西徐亚人的文章。西徐亚人是个挤马奶、住马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700年至200年时，统治着顿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大草原。希罗多德列举了西徐亚人的各个部落，描述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可见，西徐亚人的详细情况他能掌握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徐亚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邻，两者之间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凭借所控制的广阔内地的丰富资源，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腊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
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时，西徐亚人的势力由于来自东方的新的游牧民入侵而大为衰弱。随着继起的混乱状态，长途贸易不复存在，直到二个多世纪以后才恢复。这一次，促使长途贸易恢复的动力来自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他们正在将自己的统治远远地向所谓的“西域”即中亚扩张。其目的是为了反击他们最危险的游牧邻居即欧洲历史上所说的匈奴人。在那时以前的数十年中，中国人对匈奴人一直是采取宠络的办法，赠送了大批的礼物和金钱；而现在，则完全改变了这一“羁縻”政策，代之以在中亚寻找盟友，共击匈奴。
公元前139年，伟大的汉武帝派官员张骞去寻找、联络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定居了下来。由于新地肥饶，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愿东来再与强大的匈奴为敌；汉使者见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国，不过，随身带回了过去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中国随后在中亚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
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胜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中国人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赛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中国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这样，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1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组织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
这时，贸易紧跟在胜利的中国旗帜之后。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证，人们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团的活动而大为发展。各国使团出访时，根据当时的风俗，携带本国特有的物产作为礼品。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习惯和欲望，为私人经商打开了通路。对于中国丝织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流浪，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这些货物由商队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运送。“丝绸之路”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逾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王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它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今日伊朗）的中间人。中国人和罗马人对建立直接的联系都很关心，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帕提亚人对阻止这一联系的建立也同样很关心。这可由中国使者甘英的经历得到说明。公元所年，中国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当他到达波斯湾时，据中国官方记载说，那里的帕提亚人告诉他：
大海烟波渺茫，浩瀚无边。顺风时，渡海可能三个月就够了，但是，碰上逆风的话，也许得费时二年。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备足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还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甘英听说这话，停了下来。
帕提亚人不仅夸张取道海路的种种危险，而且也不提前往叙利亚还有更为直接的陆路可走，就这样，把那位使者哄骗了回去。从中国的官方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已意识到这一情况；记载中说，罗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国来，但安息人‘
帕提亚人’
想用中国的丝织品和他们做买卖，因此，就切断了罗马人前往中国的交通”。罗马人对此进行了报复，为了将牟取暴利的帕提亚中间商排除在外，他们积极开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贸易。于是，愈来愈多的商队不再取道西去的丝绸之路，而是向南经过和田前往印度西北部诸港口。候在那里的“罗马”商人接到货物后，在季风的帮助下，将它们迅速地运过印度洋，至红海诸港口卸货。
这一贸易其规模之大，竟使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宣称：“昔日仅限于贵族使用的丝织品，现已不加区别地扩大流传到社会各等级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级。”无疑，这话言过其实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身居要职的罗马人见到大量黄金因支付受人欢迎的中国丝织品而东流，大为惊恐。
公元二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贸易渐渐衰弱；不过，并没有完全枯萎。中国仍在生产丝织品；丝绸之路沿途的那些沙漠中的绿洲城市仍在竭尽全力地维持它们曾借以致富的贸易西方消费者的需求仍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甚至在5世纪罗马陷入蛮族之手以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个伟大的帝国首都一般，需求看惯常的各种奢侈品。据说，公元401年，为年幼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举行基督教洗礼时，“整个城市［君士坦丁堡］被笼罩在花环之下，到处都用丝绸、金光灿灿的宝石和各种各样的饰物装扮起来，其装饰之华丽，无人能加以描绘”。
不过，罗马政权的衰微使中间人牟取暴利这一多年老问题更为突出。3世纪时，阿比西尼亚人的阿克苏姆王国控制了红海，对海上交通强征很重的税。同样，公元226年以后，在萨珊王朝而不是帕提亚人统治下的波斯人也充分利用了他们对陆上交通的控制。5世纪时，拜占庭帝国政府对丝织品的进口实行了国家垄断，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集体谈判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中间人。到6世纪中期，这一问题终于由拜占庭人予以彻底解决，他们成功地将一些放在桑叶上孵化的蚕卵从东方偷运回国；于是，丝绸工业在叙利亚开始发展起来，并传播到希腊和地中海西部地区。西方不再依靠来自中国的进口货，丝绸之路渐被废弃。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突然兴起，给陆上贸易以最后的打击。7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并在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击败了中国人。于是，中亚成为穆斯林的天下；而且，在以后好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随着陆上道路给最后关闭，贸易转移到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时，才有了再一次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综上听述，尽管贸易方向发生过各种转变，但有一基本事实始终未变；这就是古典时代与早先的古代时期大为不同，其贸易范围和贸易量都有了质的提高。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还是在欧亚大草原的某些地带，其贸易范围都不再限于单个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这些构成了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经济组成部分，下面一节将考察这一核心区的文化方面。
三、文化联结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或者说，不是相互独立的。印度文化移植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印度商人；同样，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印度佛教传布中国的过程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而中国汉朝时期最重要的怫教中心洛阳城之所以闻名天下，则与它是“来自西域的蛮族商人”的聚居地分不开。
不过，各种文化运动有它们自己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以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美索不达米亚的结构复杂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族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