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同情，也使我非常感动。紧接着，我们又都到罗世诚家去了——可惜的是我去晚了一步，没能在那特定的环境里遇上您。如果那时遇上，可能今天我要说的话在那时就说了。当然，罗家的人——主要是当时自称为小学教师、实际是名演员柳絮影小姐，隐瞒了您去过的真实情况，这我从她家的种种迹象和哭红了的眼睛上都可以断定。所有这一切，都向我说明：您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纯的爱国者，您不是一个人在行动。”玉旨一郎讲完，就目不转睛地盯视着王一民，等待着他的回答。
王一民这回没有再沉默，他异常冷静地说道：“对您的推理和判断，我先不进行辩解和说明，我将保留这个权利。我想先大胆地问您一下：您讲这些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要进一步了解您。”
“了解并不是目的。”
“我的目的很简单，”玉旨一郎一挥手说，“我早就当您讲过，我要有您这样一位诗书传家，深晓汉文，能够和我在事业上共同切磋琢磨的中国朋友。交朋友，就必须要有所了解。”
“可是这种了解不应该是单方面的。”王一民也一挥手说，“如果您是以上司——副校长的身份来询问一个教员，那我将有问必答。如果为了达到您所说的目的，那就应该是双方面的。”
玉旨一郎点着头说：“您说的有道理。”
“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您。”
“我的心向您敞开着。”
“那您能允许我大胆地向您提问题吗？”
“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我将有问必答。”
“好。”王一民点点头，郑重地说道，“我对您不了解的地方很多——不，不是不了解，是不理解。您用您的行动在我的脑子里打上了一长串问号，这一串问号汇集到一起，就成了一个谜。不必讳言，您曾间接地、直接地，给过我好多援助，这是正义的援助，是人道主义的援助。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我早就应该站到您的面前，在向您致谢的同时，主动伸出友谊的双手。但是严酷的现实不但限制我在行动上那样做，连感情上的流露都不可能，因为什么会这样呢？”
玉旨一郎垂下眼帘说：“因为我是侵略你们的日本人。”
“不，不单纯是为了这个。”王一民摇摇头说，“您是一个日本人，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您是哈尔滨——甚至整个北满的日本统治者玉旨雄一阁下的亲侄子，在您背后站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请允许我用一个不够恰当的比喻：犹如您在前边走，您的背后跟着一头老虎，您走到哪老虎跟到哪，这在中国叫什么呢？”
“您的意思是说‘为虎作怅’吧？”
“至少会让人往这方面想。一往这方面想，您的那些正义行动就必然被画上问号。”
“这么说，您的问号主要是集中在我和家叔的关系上？”
王一民点点头。
“好。那我就向您讲讲我的家庭情况吧。”玉旨一郎喝了一口茶，仰起头，眼睛望着西边墙上贴的大小两个乌龟，缓缓地说起来……
56
“我们家从我祖父开始，就是研究中国古汉文的汉学家。他老人家在这方面有一些专门著作，在日本是很有影响的。
“祖父生我父亲和叔叔兄弟二人。祖父希望他俩都能继承家学，研究古汉文。所以从他们开始读书起，就教他们学习比汉两种文字。父亲比叔叔大五岁，所以学习的时候自然就形成祖父教父亲，父亲又领着叔叔学的局面。
“父亲和叔叔这兄弟二人，不但岁数差得比较多，秉性相差就更加悬殊。父亲敦厚踏实，老成持重，读书非常用功，祖父夸他是读书种子，可以继承父业；叔叔眼尖嘴快，飞扬浮躁，读书不用心，全靠小聪明。祖父说他聪明外露，难成大器，调教不好，将要长成一棵歪材。因此对叔叔管教很严，经常考核他的功课，父亲也尽全力帮助他，所以他在日、汉两种文字上，还都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不幸的是在父亲二十六岁那一年，方满五十岁的祖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时候我已四岁了。可是刚刚二十一岁的叔叔还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汉文。祖父一去世，家里生计立时成了问题。过去是靠祖父著书卖文为生，父亲一直给老人家当助手，祖父去世，二十六岁的父亲立刻就失业了。生活的困窘逼迫叔叔中途辍学。弟兄二人为找职业而各处奔走。
“这时候正值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了俄国，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把在中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为了开发大连和旅顺，大批招聘雇员，尤其欢迎懂汉文的知识分子。这时，叔叔就向父亲提出要应招去大连闯荡一番。但此一去前途究竟如何？这在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的当时，真比你们中国人闯关东的前途还渺茫和不可捉摸。父亲开始不同意叔叔去，他还希望和叔叔共同找一个能研究学问，继承家学的职业。但是叔叔执意不肯，最后终于拜别了父亲，到辽东半岛去了。
“叔叔走后不久，父亲也找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工作，而且也是去中国，不同的是没有走关东，而是去了天津。
“我祖父早年有一位学生，就是日本比较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先生，当时他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教书，那里要招聘一位精通中、日两国古文字学的人翻译著作，因为待遇高，还可以继续祖父的事业，于是父亲就领着母亲和我，欣然西渡，投奔吉野先生去了。
“父亲在天津和吉野先生共处了三年，吉野先生的民本主义思想给父亲以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父亲在吉野先生的教育启发下，有了明确的新看法。他认为日本正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因此才激起中国民众的‘排日’运动。而在日本国内，对华友好与对华侵略，也是日本近代史上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可以说，在东方存在着侵略的日本，也存在着和平的日本。而我父亲表示，他要站在后者的立场上，坚决地反对前者。
“这中间，父亲和叔叔没有间断过通信，两人对日本的看法上产生了根本分歧。叔叔站在‘侵略的日本’的立场上，劝父亲要‘忠于日本天皇’，要‘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华之利益’，千万不要做‘背叛祖国’的事情。父亲非常气愤地去信指责叔叔已经变成了‘日本军阀政客侵略扩张的喉舌’，再不赶快悬崖勒马就要变成‘走狗’。就这样，两个人在书信中展开了辩论，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三年过去后，叔叔结婚了。婚前给父亲来信，请父亲去为他主婚。父亲赶去了，本想多住些日子，但是老哥俩又总是争论不休，父亲一生气，住了三天就跑回来了。
“这以后，叔叔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于得非常顺利，简直可以说飞黄腾达，步步高升，而且常在报纸上发表‘为侵略者张目’的文章——这是我父亲使用的名词，父亲每逢接到叔叔升官的‘喜报’，便愁眉不展地说，‘我们工旨家对日本民众欠的债越来越多了！’”叔叔官运亨通，仕途很是得意。但是在家庭生活中却总感美中不足，就是他一直没有儿女。有一次，他给父亲来信，要接我到他那里去求学，说是在他那里可以受到正统的日本国民教育。而且明确指出，玉旨家只有我这么一条根苗，不要把我‘引人歧途’。父亲看信后非常生气，不但拒绝我去，还去信把叔叔训斥了一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炮声响了，父亲心里非常忧虑。他感到日本是在自杀，东三省好比一块巨大的美肉，日本吞下去也消化不了，将来会被烫死，噎死……他老人家身体本来不好，这时心里再一忧伤，很快就病倒在床上了。这时候我已经结了婚，我的妻子很孝顺，她和妈妈衣不解带地服侍父亲，但是老人家这时已经病人膏盲，不可药救了。父亲在弥留之际，非常想念叔叔，说有好多话要当叔叔讲。但是这时候东三省正在战火纷飞当中，关里关外的通信完全断绝了，没法通知叔叔。
（）
“父亲在离开我们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我们家是研究历史的，越研究越感到日本和中国必须友好相处。现在的战争，是完全错误的。将来日本和中国一定还要走上友好的道路，这一条你一定要坚信不移，千万不要做对不起中国民众的事情。在能帮助他们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你的叔叔，我没能把他拉到正路上来。你祖父曾经预言过，他要“成棵歪材”，现在“歪材”已经长成，你当然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把他扶正了。但是你不能嫌弃他，他终究是你的叔叔，何况我们家又只有你这么一个后代。我死后，你和妈妈她们可以到他身边去。我相信你，非常相信你不会放弃已经形成的主张，实际也是我的主张。你虽然不能左右你的叔叔，但是你可以影响他，尽可能地做些好事……至于在事业上，我也相信你会接续我的研究，把重点放在中国教育史上……“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昼夜啼哭，不幸得上了白内障，双目完全失明。妻子在日夜服侍妈妈中也闹得瘦弱不堪。真是应了中国的俗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时候天津市忽然流行起急性传染病——可怕的霍乱！于是更加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妈妈和妻子双双被传染上。她俩身体本来已经非常虚弱，一点抵抗力也没有，于是没出三天，就都离我而去了！
“这时我的悲伤真是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不久，叔叔忽派一个专人来问候父亲。我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诉说了家中接连发生的不幸。很快，叔叔本人赶来了，他痛哭着祭奠了父亲和母亲，他要我立即跟他去南满，我向他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我要遵循父亲的教导，也是他老人家的遗嘱：不为侵略集团做任何对不起中国民众的事情；第二，我要继续父亲的研究工作，叔叔要给我这方面的自由；第三，在生活上我要有自主权，我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为了研究中国的教育，请叔叔安排我到学校去做兼职工作，对我所在的学校，叔叔要力所能及地给以保护。
“叔叔在正式回答我的要求以前，先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问我参加没参加什么‘左派’组织？例如受吉野作造先生影响而成立的‘黎明会’或者‘新人会’，甚至是受苏俄支使而成立的日本共产党？他要我一定要忠诚老实地回答他。像对父亲一样的忠诚。他说父亲不在了，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告诉他我一生没说过假话，我所奉行的完全是祖父和父亲的主张，他们是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正直学者，我也要坚定不移地学他们的样子，希望叔叔能保证我继承祖业。
“叔叔对我的答复很满意，于是就立即‘批准’了我的‘约法三章’。这样我就和叔叔一道来到了满洲。这以后的情况，您就可想而知了……”
玉旨一郎刚说到这里，王一民就激动地站到他面前说：“谢谢您。真心地谢谢您！不但谢谢您真诚坦率的讲述，还谢谢您以前对我和我的学生、朋友的保护和援助。我现在不但了解了您本人，也了解了你们一家。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做您的中国朋友，像您所说的：第一个中国朋友！”
玉旨一郎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兴奋得眼睛放着亮光，他张开长大的胳膊，一下和王一民拥抱在一块了。
两个朋友，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的朋友，长时间地拥抱着。半天，他们才分离开，又互相拉着手，坐在长沙发上。玉旨一郎喜不自胜地长出了一口气说：“好哇！我有了你这样一位中国朋友，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我还要告诉你，亲爱的朋友……”他又往王一民身旁挪了挪，紧靠在王一民身上，几乎是趴在他耳朵旁边悄声地说，“我还要娶一位中国姑娘做妻子，一位非常好的姑娘。不，应该说是小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家闺秀。如果喜事能成，我将请您——我的好朋友给我当伴郎。”
玉旨一郎的声音里充满了幸福、甜蜜和对未来的憧憬。可是这声音传到王一民耳朵里却使他的心猛一翻腾，几乎立刻就断定他说的是谁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玉旨一郎和他的叔叔会有这样奇异的打算。他知道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无论是姑娘本人，或者是她的父亲都不会答应……但是这件事一插进来，就要使斗争复杂化，使局面难于把握……
正当他想的时候，耳边又响起了玉旨，郎那沉醉在幸福的憧憬中的悄悄话语：“您大概没有看见过这位小姐，她是那么合乎我的理想，简直像是从我的想象画图里走出来的姑娘。您知道，我读了那么多的中国文学作品，我对中国女性早已产生了深厚的爱慕之情。你们中国人都说日本女人温柔、体贴、顺从，认为和日本女人结婚是很幸福的事情。我不完全同意这看法，我从前的妻子就太温柔了，温柔得像个面团，太没有个性了。而且对我的事业没有任何帮助。从她不幸离开我以后，我就逐渐产生了要娶一个中国姑娘的想法。我的条件首先是要懂得中国古文学，将来能够和我在事业上耳鬓厮磨地共同研究。其次要有中国古典美人的美……我说这些您不会笑话我吧？……对，您不会笑话朋友的。您听我接着告诉您：当我把我这想法告诉我叔叔以后，他开始是坚决不同意的，认为我这是异想天开，哗众取宠，不切实际。最后警告我不要弄乱了玉旨家族的血统，玉旨家的后代不应该是混血儿。如果混血儿的儿子再和中国女人结婚，生出来第三代的混混血儿，那么玉旨家族岂不被中国给化掉了。我当即反驳他说：”您前几天在报纸上发表谈话不是说日满为同文同种之民族吗。既然同文同种，混血之说岂不是根本不存在。‘他一拍桌子说，’我那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我说：“我还真同意您说的道理。如果我要和白俄女人结婚，您用混血儿的名词，我无话可说。现在我只接受您说给中国人听的那句话：”同文同种。’最后我和叔叔说：“我在天津提的三个条件，您是完全同意了的。其中第三条就是”在生活上我要有自主权“。现在您同意不同意，我也要这样办了，我将自己去找我的中国妻子。‘我这最后一件法宝，完全战胜了叔叔。过了不久，他忽然跟我说：他已经了解到，著名人士卢运启有位千金，名叫卢淑娟。不但深通古文，而且多才多艺，能书善画，品貌出众，是个不可多得的大家闺秀，他有意要找人为我做媒。我知道叔叔最近正在打卢运启的算盘，想拉卢氏出山为满洲国贴金而不可得，所以我就告诉叔叔：”我不同意用我的婚姻大事做政治上的交易。’叔叔也很于脆地告诉我：政治上的考虑是存在的。但是决不因为这个而勉强我，我觉得合适就进行，不合适就作罢。
“就在叔叔说后不久，在日满俱乐部成立纪念日那一天，我见到了这位小姐。《西厢记》上不是有张生《惊艳》那一场戏吗？我在那一刹那间就变成了《西厢记》里的张生。我觉得她是那样端庄秀丽，仪态万方，她那嘴角稍稍一动就飘出满面春风，她那眼珠微微一转就好像荡起一池秋水。她坐在我婶婶身旁，照得年老的婶婶都容光焕发了。她不仅仪态出众，才华更是超群。她拿起画笔，当场出彩，只十几分钟，就画出一幅令人拍案叫绝的中国水墨画。”说到这里，玉旨一郎一指西边墙上贴的“齐年双龟画”说，“您看，这就是卢淑娟小姐的杰作！”
王一民默默无言地看着那张画。
玉旨一郎见王一民没有什么反应，不由得失望地一皱眉说：“怎么？您对这画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