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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超哪里知道，这位出身于封建家庭的所谓大家闺秀石玉芳，活了二十四岁，还是第一次在男女问题上动真情呢。她本来早已有了未婚夫，她祖父在她刚生下来不久的时候，就把她许配给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外交官陆征祥为孙子媳妇了。后来陆征祥当了外交总长，在袁世凯主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款”。袁世凯倒台后，他率领全家跑到比利时，他本人人了修道院，当了外国洋和尚，他的孙子也流落到异乡，再也没有音讯了。在这种情形下，石玉芳本来应该获得爱情上的自由，至少可以另选配偶。可是，她的封建家庭不允许她这样做，说是订婚就等于结婚，宁守“望门寡”，不准解除婚约。石玉芳一怒之下，冲出家庭，进了女子中学，以后又拼死拼活闹着上了北京大学。在这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李汉超。像她这样的女性，不爱则已，一爱就像祝英台爱上梁山伯一样，至死也不肯罢休。从封建家庭冲杀出来的女性，在爱情上倒有她坚贞不屈的一面呢。
一九二八年发生了济南惨案，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达五千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李汉超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捕了。
从李汉超参加斗争，一直到被捕，石玉芳都紧紧地追随着他。他被抓进监狱，她在狱外奔走呼号。她用眼泪和誓死相从的至诚打动了她的寡母和她一位有活动能量的舅舅。于是李汉超在党的多方营救和石玉芳舅舅的努力下，被释放出狱了。
爱情经住了考验，在大学毕业那一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石玉芳的寡母一定要让他们夫妇搬到那大宅院里去住，李汉超一口拒绝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赶上石玉芳生了一个女孩。李汉超顾不上产后多病的妻子，为救亡运动日夜奔忙，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一九三一年末，正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经李汉超自己的请求，党批准他到东北去，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去。
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就要动身，他要和几个同志，一同赶到烟台，搭乘一条货船，从大连进东北。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告诉妻子真情，只说要到山东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他收拾东西，温柔的妻子给他做了顿可口的饭菜。他没有喝酒的嗜好，但有时高兴了也喝几杯度数小的水果酒。妻子这次特意跑到街上买回一瓶青岛葡萄酒，又买了一只三味酱鸭和几个醉活蟹。
小女儿才四个来月，李汉超很少抱她，今天抱起来却不愿放下。孩子会笑了！眼睛那么大，那么亮，真像她妈妈。只是太苍白了些，这也像她妈妈。李汉超仔细地看了看妻子，她的两腮陷了下去，脸显得消瘦，眼睛更大了。这时妻子也正深情地看着他。她微笑着，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几个月以来很少看见她这样笑。她也喝了几杯葡萄酒。
妻子搂着小女儿睡下了，她身体弱到力不胜酒的程度。
李汉超没有睡，他伏身在一盏孤灯下奋笔疾书……
第二天早晨，石玉芳在一阵婴儿啼哭声中醒来的时候，李汉超已经出走了。她一翻身坐起来，见枕旁放着一封信，忙拆将开来，清晰、刚劲的笔迹展现在眼前——玉芳：我走了，是往山东走了，但那不是终点，要从那里漂洋过海，到东北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里有我的家乡故土，有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如今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挣扎着，呻吟着。他们在呼唤我，像受难的母亲在呼唤她的孩子！这呼唤就响在我的耳边，我几乎每天每夜都能听见。我如果不投身在母亲的怀抱里，我将睡不安席，食不甘味。几个月来，你不是已经感觉到了吗？你不是常常问我：为什么你睡得那么轻？吃得那么少？又起得那么早？又为什么常常烦躁？为什么？那时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只会更增加你的忧愁。现在，我告诉你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忍心抛下你和可爱的孩子远走塞外去的主要原因。我想你完全弄明白以后，一定会同意我去的，虽然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我去了！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决心去的：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决不离开战斗岗位！日本侵略者肯定会被我们击败、粉碎！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得什么时候才能听见那胜利的礼炮声呢？我说不清楚，因为敌人现在还是强大的，我估计最少也得十年吧！
玉芳，十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青春完全失去了。而且是否就是十年？十年后我是不是还在人世间？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我确实想到了死。在国难当头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不都曾经以身殉过国吗？你和我不是都爱读岳飞那悲壮的《满江红》，文天祥那气吞山河的《正气歌》吗！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
这就是我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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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我也可能永远不回来了！你和那新出世的小生命怎么办？过去我曾坚决拒绝到你家里去住，现在你抱着孩子回去吧。把孩子交给她的外祖母好，在她的膝下欢娱她的晚年吧。而你自己——玉芳，我只说出我不忍说的话：去走你自已的生活道路吧。你和我三年的共同生活，和我们大学同学的时间一样长，大学可以毕业，这也可以结束的。
我衷心地，全心全意地盼望你能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应得到的权利。
我希望你把这封信给你的母亲看，看，通达事理的老人，会帮助你做出合乎正常人情的判断和裁决的。
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名字，就管她叫小超吧。
别了，愿你勇敢地去迎接新的生活……
汉超夜一时
石玉芳一边读着信一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一阵眩晕，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女孩也在哭，越哭越厉害，哭哑了嗓子，哭岔了声，直哭到邻居跑来，喊醒了石玉芳。当天晚上，她们母女二人便离开这个家，回到报子胡同大宅子她母亲那里。
7
李汉超到了哈尔滨，就被省委分配到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在那里他遇上了王一民，两个人出生人死地共同战斗了一年多。一九三三年初，王一民被调到哈尔滨。不久，李汉超也调到省委，负责工会工作。那时哈尔滨还是个消费城市，工业很不发达，产业工人不多，比较起来铁路和码头还算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铁路上的工作，开辟的比较早，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码头工人则一直没有很好组织起来。所以他就选定这里为重点。为了能深人到工人当中去，真正和工人交成朋友，他决定搬到工人当中去住。他把胡子和头发都留得长长的，到北市场估衣铺买了几件粗布大褂和便裤，又买了一床蓝地白花的麻花被，一条家织布的褥子，一个两边有绣花顶头，像大酱块子那样长方形的老式枕头，外加一块能隔凉隔热的狗皮。接着他又到旧书摊去逛了一圈，买了一部金圣叹批的《第五才子》，一部绣像《说岳全传》，一部《三国演义》。又买了一个墨盒，两支毛笔。最后他又在破烂市上搜寻到一副铜框眼镜。他把这些东西都裹到麻花被里，用小绳一捆，就到这平安客栈来了。一进门，先上了店簿子，改名为吴鸿儒，职业是教私塾的先生，因为家乡闹土匪，流落到哈尔滨来。从此，在这个小店里，李汉超就被人们称为“吴先生”了。
李汉超在小店里住下来以后，就努力接近工人，实心实意地为工人做事情。他替工人写家信，写得非常用心。他那一手欧阳询九成宫的正楷小字写得像用刀子刻的一样有力。这信一写开头，就不断有人来求他，于是他就成了免费的“代书”。他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内容也写得周全、得体，写完一念，无不拍手称好。求写信的人说他写的都是自己想说的话，甚至想说又说不圆全的话他都给写上了，简直像钻到谁的心里看了一样。一来二去，传开了，来求他的码头工人就越来越多，有些人遇上疑难问题也来问他。他也主动走出去，到工人家属住的破房子里去串门。有时遇上工人病了，家里人手不够，他就成宿在那里守护着。买药没钱，他就掏自己的腰包。有一次北市场东面那像鸽子笼一样密集的房子失了火，他冲进火海，一连救出三个小孩和一个病重的老人，一个产妇。谁也想不到这个“老先生”一腿脚会那么利落，力气会那么大。人救出来了，他的衣服却被烧破了，头发烧焦了，手烧得直冒油……
码头工人的心眼最实在。你对他诚心诚意，他乐得把心掏给你。李汉超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师和“圣人”，他们喜欢他，尊敬他，越来越信任他。遇着谁有点好吃的，总要先给“吴先生”送一点来，谁家乡里捎来东西，也要分一份给“吴先生”。凡是送来的东西，李汉超都如数收下。但他自己从来不动，总是悄悄地送给那些病号、老人和生活上最困难的码头工人。天数一久，人们就知道了，开始还有人劝阻，后来，看劝止不住，也就不劝了。可是东西反倒越送越多。
李汉超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以此为基础，不但开展了码头工人的工会工作，而且建立了党、团支部，形成了领导核心。
王一民下好鱼钩，放好渔具，坐在松花江边上等了十多分钟，李汉超才匆匆赶来。
他们选定的这个会面地点很僻静，会钓鱼的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鱼群经常回游的地方。堤岸上还有一盏街灯，余光照到这里虽已昏暗，但还可以看见水面上“浮子”的摆动，往钓钩上挂鱼食也不用另找亮光了。
李汉超见到王一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端详了一下说：“又瘦了！上次我让你把薪水多留下一些，不要每月都拿出一半来交党费，你不听话……”
“我只有这件事不能听你的话。”王一民笑笑说，“党现在经费困难，需要钱。再说，我再清苦也比你在这小店里生活好……”
“呵，这你可说错了。”李汉超一拍王一民的手说，“我现在是乐在其中了！从外表上看那里很脏，甚至是非人的生活。可是人和人的关系可干净了，可纯洁了！那肮脏的外壳包藏着的都是赤诚的心，在那厚厚的沙石下边掩盖的都是纯金。这样的赤心和纯金，我们俩在义勇军里不是接触很多，感受很深吗？可是这里又是一块宝藏。”
“现在被你开发出来了！”
“应该说才露出矿床……”
这时漂在水面上的钓鱼“浮子”遽然间往下一沉，连鱼竿的顶梢都拽得颤动起来。李汉超止住话头，伸手拔下鱼竿，往后边一甩，一条一尺多长的鲤鱼上岸了！鲤鱼在岸上蹦跳着，金黄｜色的鱼鳞被岸上的灯光一照，直放金光，真好看哪！“真大呀！”王一民忙跑过去按住，抓过来。两人欢笑着，摘下鱼钩，放进鱼篓里。王一民一边将鱼篓放进江水里一边说：“这回回去晚了也不怕了，让房东老太太看看，我钓了多么大的一条大鲤鱼！”
“够你和塞上萧饱餐一顿了。”李汉超一边往钩上挂曲鳝一边说，“老塞这家伙还那么馋吧？”
王一民笑笑说：“嗯，还有一点。”
“有一点？两点也不够。”李汉超把鱼钩又抛到水里去了。“我在北大的时候，他在朝阳大学，隔些日子就跑去拽我上东来顺、珍珠阁。我和石玉芳结婚后，他每星期必去一趟，自己亲自动手下厨房，有时候我让他放下大勺，跟我去参加集会，他可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炉台。他自称他是块艺术家的材料，不能搞政治。”
“现在还是这个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他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受现实主义的影响，写得朴素真实。可是到了北京就变了，变成了唯美主义的信徒了。最近我看他在《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简直是空洞无物，无病呻吟。我看了又生气又着急，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寄给他，想刺激刺激他。”
王一民一听忙问道：“这么说你和他通信了？”
“哪能通信呢。”李汉超笑着摇摇头说，“我用了一个化名，笔迹也改了。不过寄出去后我有点后悔，因为他太熟悉我的笔迹了，我虽然改了，他要用心辨认也能认出来。”
“我看你多余这样躲躲闪闪，老朋友老同学，应该出来见见他，做做他的工作。他在北方文坛上很有影响，连卢运启那样的老名士对他都很推崇。能把他的立场、观点改变了，让他为无产阶级写作，成为左翼作家，不是件大好事吗？”
“对，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李汉超点点头说，“而且你应该先把这工作承担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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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了，可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根子扎得太深，我的话他听不进去。他对你是最信服了，你说话他能听。”
“不，我现在不能见他。”
‘为什么？他可总向我打听你。“
“你就说不知道我的下落。”
‘他根本不信，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信仰，他说我们一定有联系。“
“可是我要是就这样往他面前一站，不等于更明白地告诉他，我不但是信仰，而且正在实行。”李汉超摸着他那满嘴大胡子说。
“若不他也会猜得到的。”
“他猜是一回事，我们用形象向他进一步说明又是一回事。在这方面能避开就应该避开。何况只要我在他面前一出现，马上就会带来另外的麻烦。”
“你是说他会往北平写信？”
“对，他会马上告诉石玉芳，连一天也不会耽误。”
‘告诉就告诉吧，你们夫妻分开已经三年了，早就应该告诉了。“
“不行，不行。”李汉超紧摇着头说，“石玉芳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三年的时间她决不会有什么变化，一知道我在这里，她会日夜兼程领着孩子找上来的。”
“那就来吧。”王一民点点头说，‘你现在不光管工会工作，还要考虑全面工作，得住在’机关‘里。石玉芳领着孩子一来，就会变成’机关‘的最好掩护人，这还真是求之不得的。“
“那家庭的麻烦也跟着而来了。”
“照你这么说共产党人就不能要家了。”
“要家你为什么不把老妈妈和妹妹从吉林老家接来？还让年老的妈妈去给人家当老妈子，让妹妹去给人家缝穷？几次劝你都不听，你……”李汉超瞪着眼睛一口气说下去，真像放机关枪一样。
王一民急忙打断他说：“可我和你不一样呀，我妈妈她们可以自食其力，你这是妻子呀！”
“那你为什么不找个妻子，都快三十岁了，还打光棍！”
“这是什么话？你……”王一民激动地望着李汉超，李汉超也直望着王一民，两个人对视着，都有很多话要说。这时从堤岸高处传来大皮鞋踩在石头马路上的咋咋响声，不是一个人的，是许多人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王一民立刻闭住嘴，李汉超忙扯起钩竿，王一民拽住钓钩一看，曲膳早已被鱼吃没了。他们在首战告捷以后，竟没有再去管它。王一民忙去拿曲鳝。就在他蹲那儿忙活的时候，一双大皮鞋脚走下来了，一束手电光照在他拿曲鳝的手上。王一民一抬头，手电光又照在他的脸上，强烈的光柱刺得他什么都看不清，他忙把脸转向暗处……
皮鞋脚直奔装鱼的篓子走去。
王一民忽然听见一串粗野的笑声：“腰细哪！大大的好！”
王一民这时才看清，一个穿黄呢子制服的日本宪兵，正往出抓那条鲤鱼。鲤鱼被揪着脑袋从鱼篓里拽出来。就在那条鱼刚一离篓的时候，尾巴忽然左右开弓，啪啪甩了两下，接着扑通一声，蹿进江里去了！日本宪兵一声惊叫，忙用手电筒往江里照，那儿只有一圈一圈的波纹向外扩展着，鲤鱼已无影无踪……
从江堤上面传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