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吴钩- 第48部分

　　　　即使鸡飞了狗跳了，结果未必会符合像孟珙这些人的意愿。似乎现阶段的史嵩之也会站在孟珙一边，支持孟珙。

　　　　为何？史嵩之需要军功。

　　　　南宋这个朝廷奇魄的地方实在太多。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重文抑武就成了两宋的国策，哪怕面临国破家亡，宗庙沦为异族的跑马场之后，依然顽固地抱着祖宗之法，不更易一字。

　　　　丢失的土地，反而成为了朝廷内各派势力互相倾轧的筹码。收不收复燕云十六州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否得到实惠。

　　　　南渡之后，更是畏敌如虎。公输念槐来到这个时空时，南宋南渡已经过去了百年，除了南渡之初迸发出来的一股血性之外，随着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绞杀在风波亭后，这股血色宛如泣血残阳，很快消失在苍茫的群山之中，再次恢复了苍白的大宋常色。

　　　　二十年前，以韩侘胄为首的北伐，赢得仓皇北顾。韩侘胄本人被史弥远击杀，脑袋送给了金人，又为南宋换取了十年的偏安。

　　　　对待武人如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对待敌人如孝子事亲般体贴。为了苟安，敌国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抗战派的脑袋，二话不说，砍了腌好了送去。

　　　　从宋辽时期的兄弟之邦，到了南宋，一变为叔侄关系，甚至南宋小朝廷的合法性都需要金人的策封才能得到认可。

　　　　北伐从此成了以侄伐叔的不义之举。

　　　　但毕竟北宋四京之地就摆在那里，南宋小朝廷可以偏安临安，可不敢从实质上否认北宋四京。

　　　　你看，南宋把临安当行在，早已成了实质上的都城，却始终不敢坐实了，仍以临安之名掩人耳目，行掩耳盗铃之实。典型的一副婊子要当，牌坊也要立的嘴脸。

　　　　于是要求进步的人，就可以以此作文章，获取上进的抓手，把收复四京作为进阶的阶梯筹码，既可以联络一帮人，也可以获取名声与人望。

　　　　南宋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不仅很好地秉承了重文抑武的国策，而且还大大地进了一步。

　　　　抑武中的武是武人，而不是武事。不让武人出头，一则不能让武人掌握更大的权力，二则就是把武人控制在文人手中。武人是工具，你可以去杀人去冲锋陷阵，但发出命令的必须是文人。

　　　　所以文人行武事，天经地义，武人行武事，就得防，防不胜防，就想办法**消灭。

　　　　以此观之，文人防武人，无非还是利益。不是皇家利益，更不是百姓社稷利益，而是文人士大夫这一阶层的利益。

　　　　北伐，文人可以提，而且必须提，这是他们操控朝政很重要的一个筹码。

　　　　北伐，武人不能提，谁提谁就有不忍言之心。

　　　　岳飞的一句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的话一出口，十二道金牌挟着金风卷过四京，一片萧杀。

　　　　韩世忠，吴玠，张浚等人，老老实实地打仗，御敌于朝廷认可的区域之外，保得了一世富贵。

　　　　而孟珙是武人，他可以想，但不能做。甚至只能想一想，不能宣之于口。

　　　　公输念槐的开矿建作坊的主意肯定打动了孟珙。孟珙也清楚一旦开动起来，将会带来多大的收益，脚丫子随便一拔拉就能想明白。

　　　　这是化肥啊，只要有庄稼的地方就有需求啊。一层庄稼一层肥，这得多大的需求量啊。

　　　　但孟珙不能出头，也不敢出头，谁出头头就难保。因为一旦造肥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控制住了南宋的粮袋子。

　　　　粮食，在任何朝代都属于战略性资源，必须掌握在朝廷手里。否则，就是要命的大事啊！

　　　　人可以三天不玩珍玩奇宝，不能三天不吃饭。自古及今，打仗中最绝的计策就是绝敌人的粮草，不是老话说嘛，计狠莫过绝粮。当年曹操亲自带兵奔袭乌巢烧掉袁绍的粮草，这才为后来赢得官渡之战奠定了基础。

　　　　史嵩之何许人也？当朝权相史弥远的侄子。权势熏天之辈。史嵩之嘉定十三年中进士后，就调任为光化军司户参军。

　　　　不久，身为从叔的史弥远想给他换一个新的职位，问史嵩之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假思索地就选择了襄汉一带。

　　　　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

　　　　史嵩之自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想去哪里时，史嵩之连思考都省略了，便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的确南宋立足东南，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丢失荆襄而能保东南的，相比而言，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没有了湖北襄阳，那么南宋就无法立国了。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每每可能成为一个隐患。

　　　　“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的比比皆是。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这种双重特性都足以说明它在南宋政府中的权重。

　　　　很快史弥远就遂了史嵩之的意愿，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了。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

　　　　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的意义。所以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域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麼，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淳熙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洩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於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後，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後；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

第八十一章　忽里台（）　
第八十一章忽里台

　　　　史嵩之也同时具有这种眼光，自从入仕以后，他几乎一直都呆在襄阳一带，嘉定十六年史嵩之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十七年，升干办公事。宝庆三年，主管机宜文字，回襄阳府任通判。

　　　　绍定元年，史嵩之在襄阳经理屯田，这正是公输念槐穿越来到这个时空的时候。

　　　　史嵩之努力经营襄阳显然有他自己的抱负，史嵩之成功经营襄阳也的确显示了他有非凡的才能，他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屯田，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为坚固襄阳的防守备足了粮草和兵马。然后，他耐心地在等待著机会。

　　　　史称：他常常密秘将襄阳地理和撤戍增防的机要情况报告给史弥远，於是不到十年就成了襄阳的主帅。史嵩之在襄阳作出了不少具有战略意义的成绩，应当说是史嵩之自己努力的结果。

　　　　因此，史嵩之从他自己的雄心与愿望出发，都不会让襄阳府变成不可控制之地。发财可以，捣乱不行。

　　　　在可能的博弈之中，孟珙的分量还不够。但孟珙的力量足以压千斤，可以当一个称砣来用。

　　　　公输念槐挠挠头，自己还是心急了些，讪讪一笑，“孟叔，您不必忧心。蒙古人还有两年才会来，他们正在家里忙着选大汗呢。我们有时间，把眼前的几样儿做好，小侄就心满意足了。”

　　　　“嗯？”公输念槐的一句话，把孟珙的注意力引向了蒙古人，“念槐，你是否知道一些什么，否则怎么会如此言之凿凿？”

　　　　公输念槐一拍脑袋，哎呀叫了一声，自己怎么还没转过向来？面前是两个宋人，不是后世的人，说话要注意哦。一不小心，嘴巴一张，喷出一句话来，就能把对面的人喷个跟头，一个不好，还会把自己投进漩涡里去。

　　　　公输念槐拍了拍脑袋，嘿嘿一乐，“孟叔，您忘了？小侄与族人一直在海外游历，遇到不少西洋之人，他们中很多人的家乡被蒙古人的马蹄践踏成泥，被迫流落在外。从这些人嘴里，小侄了解到了很多蒙古人的习俗。他们的制度与我汉人不同，实行的是一种叫做忽里台的制度。”

　　　　“忽里台制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孟之经抻着脖子，脑袋从他老爹背后探过来，瞪着眼睛瞧着公输念槐。可能当聋子的耳朵当烦了，也不顾及他老爹了，开口相询。

　　　　“忽里台制度有些类似三皇五帝时的部落联盟大会。噢，这是小侄的理解，这样类比起来，容易理解。是不是真有相似性，小侄不是史家，无从考证对比。”公

　　　　输念槐一想到把华夏历史的一段与蒙古人摆在一起，浑身上下就不自在起来，自我圆寰地又解释了一通。

　　　　“据小侄听说来的，这个忽里台制度还是成吉思汗在确立自己的权威时召集召开的。当然最后还是要看实力，胁迫其他部落的人服从。若有不从者，下场可想而知。在确立忽里台制度时，铁木真的实力还未足以压服各方部族，于是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拉压打的模式。”

　　　　公输念槐瞧了父子两人一眼，见两人神色虽异，但都在静静地聆听着自己的话，是不差的。

　　　　“此后，历朝大汗即位，都由忽里台推戴。蒙古没有固定的嫡长继承制，汗位继承权或由先朝大汗生前指定，或通过明争暗斗强取，但形式上总要召开忽里台，由诸王、贵戚推举，才能即汗位。新大汗在忽里台召开期间，照例向诸王大臣颁发大量赏赐，笼络人心，因而忽里台也成了蒙古显贵瓜分帑藏的一种形式。”

　　　　“即是说蒙古人的忽里台制度一则确立大汗的合法性，获取各部落的认同；二则确立下一步的决定和宣布重大军事行动，分派征伐任务，宣布新定制度的会议；三则分赃笼络，以定各部落的远近亲疏。念槐，是否如此？”

　　　　孟珙两手平放在膝盖上，把公输念槐介绍的蒙古人忽里台制度的内容又归纳了一番。

　　　　“啪啪啪，哈哈哈，孟叔好幽默，最后的分赃一说甚为精辟，小侄认为正是如此。”公输念槐坐在马扎上，把身子摇得像风中的小草，兴奋得小脸通红。

　　　　公输念槐听到孟珙嘴中的分赃一词一出，就清楚了孟珙对这些游牧民族的理解是多么的深刻。说白了，放牧民族就是一群强盗。强一些的强盗压服另一拔强盗，然后再联合起来去抢夺财物。茫茫大草原，除了牛羊也没什么可抢的，而且人的一生与日常生活，并不仅仅依靠牛羊活着。

　　　　总不能总吃烧烤吧，再美的美味天天吃，也是腻的。于是就想弄口铁锅炖肉吃。可是游牧民族造不出铁锅来，怎么办？交换！

　　　　交换还得用牛羊，牛羊还得用来填饱肚子，牛羊若不足，换了铁锅就没肉下锅，哪怎么办？好办，动手抢。抢比交换来得快。而且还能抢来比铁锅更多的好东西。成本还很低。这样一来，游牧民族依然游，但不牧了，到处抢掠，把其他民族当成了牛羊，供他们役使，驱赶着再去抢更多的地方，劫掠更多的财富。

　　　　从古老的柔然，到祸害西汉的匈奴，再到隋唐时的突厥，一拔拔如烧不尽的野草，时机一旦成熟，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成群结伙地南下劫掠。

　　　　隋唐之前，游牧民族基本上以长城一线游荡，深入内地也不会太深，抢掠得手就自动退却或者被击溃而退。其破坏力还主要集中在边境一线。但也消耗了中央王权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

　　　　自唐中期的安史之乱爆发，曾经的天可汗制度一夕崩塌，北方游牧民族再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权阻止他们，不仅深入到黄河一线，而且改头换面，玩起了建立政权的把戏，这样既可以继续掳掠，还能坐享其成，不必奔波万里南下了。你方唱罢我登台，乱纷纷当了草头王。

　　　　中国历史上，相似的情形出现过两次，一次是隋朝前的五胡乱国，一次是唐亡宋立前的五代时期。

　　　　大宋王朝踩着柴家基业脱颖而出，先南后北逐渐平定了南方，转而北向，灭北汉直趋燕赵。

　　　　沙陀人石敬唐以燕云十六州为码，换取契丹人的支持，登上了帝位。自此之后，收复燕云十六州就成了北宋两代帝王心头永远的梗。

　　　　后人评说宋弱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个北方屏障，没有了战略缓冲之地，北宋都城汴梁不得不时刻面临着北方强族一夜之间包围汴梁的尴尬。

　　　　而且在两宋这个时空里，燕云十六州还是牧马之地。既失屏障，又失产马之地，战略机动部队就无从谈起，只能采取被动防御策略。

　　　　北宋亡于金，南宋灭于蒙古。都是被北方兴起的游牧民族所灭。按说，宋人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人受游牧民族之害尤深尤烈，切肤之痛，一时或忘。可也是这个宋代，比任何一个朝代对游牧民族更惧更怕。

　　　　哪怕能激发出一点点血性，也不枉了赵匡胤一个武人出身的帝王之血。

　　　　可就是一个武人建立的王朝，却失去了武人应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