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林清霞苦涩的摇了摇头，颇觉的难堪的迟疑道：“在那之后杨慧敏回到了重庆，嗯，重庆就是当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林清霞还怕斯皮尔伯格不清楚，特意解释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回到重庆的杨慧敏被国民党多位要员接见，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甚至还安排杨惠敏在相关部门挂名，每月坐领干薪500元。不久，宋美龄又一次召见了杨惠敏，勉励她好好读书，并交待教育部安排。
开始时，教育部安排杨惠敏到中央大学旁听，后又被教育部保送到坐落于歌乐山的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就读。但在这里，杨惠敏并不安静，还因为种种原因过的并不如意。
之后一位美国侨胞帮杨惠敏办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手续与奖学金，因此她得到了赴美留学的机会。但是去美旅途遥远，为了凑路费，杨惠敏直接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向他申请政府资助。
在战时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孔祥熙直接批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给她，这时候的杨惠敏在国民党内还是蛮受关照的！
拿到支票后，杨惠敏决定启程前往香港，从那里转道去美国。出发前她又去拜见了宋美龄，向她辞行，宋美龄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还嘱咐她“凡事应三思而行”。
可就在杨惠敏在香港准备转往美国之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留学计划落空。杨惠敏只好化装成小商贩，夹在难民之中转回内地。她经广东惠州赴曲江，在曲江县得到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收容。该委员会在曲江设有难民接待站，主任为陈志皋。
陈志皋问杨能否接受秘密接运困滞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回内地的任务。此时的杨惠敏充满幻想，一心想投身惊险生活，再创辉煌，不加考虑地就答应了，随后，按照陈志皋提供的名单，杨惠敏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营救在港人员，先后被她接回的要员有40余人，如东吴大学教授吴经熊全家与国府主席林森的亲属等人。
1942年，杨惠敏顺利完成了三批爱国人士的援救工作，赈济委员会对她进行了嘉奖，并拟对她进行妥善安排。
可就在这时，杨慧敏遇到了那时候的大明星胡蝶。当时，日军发现胡蝶、梅兰芳留居香港，即策划挟持二人去东京演出。拍摄“中日亲善”的影片。结果，梅兰芳“蓄须明志”。胡蝶则在特工人员的帮助下，回到内地。
在帮助胡蝶离开香港的人员中，即有杨慧敏。然而，也正是这次与胡蝶的接触，使杨慧敏蒙受了不白之冤。
胡蝶潜离香港时，将其衣物、首饰、纪念品等装在三十余口箱子中，托杨慧敏代运回内地。胡蝶回到桂林时，杨慧敏函告说，在广东东江遭到土匪抢劫，其物品全部遭劫。胡蝶闻讯伤心欲绝。一病数日。
胡蝶返回重庆后，借住在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处，当其向杨虎等人哭诉此事时，杨虎等人答应找戴笠帮忙。戴笠对胡蝶早有非分之想，但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接近。一听此事，当即答应帮助破案，他派人前往湖南株洲，将杨慧敏逮捕押送重庆，监禁在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不久，转解息烽。1945年，又送往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渣滓洞。
这时候的杨慧敏已经不再受到重视，在审讯中，杨慧敏绝口否认偷窃一事。由于对杨惠敏的审讯丝毫没有进展，胡蝶的行李也根本查不出遭何人抢劫。但并没有放杨慧敏，而是将她在狱中一关数年。“
第六百二十八章 说服（）
“斯蒂文。“在林清霞给斯皮尔伯格讲完八百壮士和杨慧敏之后，早就站在一旁，也跟着听的入神了的乔峰忽然接话道：“斯蒂文，既然你对那段史实如此感兴趣，不知是否愿意拍摄一部与此有关的影片来让世界人民知道这段承载了中国人太多太多悲痛的史实呢？“
“哦，乔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当然愿意了。“斯皮尔伯格看向乔峰说道。
“只是。。。“
“只是什么？“见斯皮尔伯格面露难色，乔峰急忙问道。
“林小姐已经演过了，我不习惯重复别人拍过的东西。“斯皮尔伯格解释道：“而且，我手里有部讲述犹太人大屠杀的故事正在找人执导，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犹太人大屠杀？
乔峰心头一动，他貌似知道斯皮尔伯格说的是哪个故事了。如果没有意外的应该就是很有名的，或许说是关于犹太人大屠杀最有名的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辛德勒的名单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讲的是一个德国人叫辛德勒的在二战时期倾家荡产救下了上千名犹太人的故事。
据乔峰所知，辛德勒的名单原著小说是在几年前的82年发表的，原时空一经发表就被席恩堡随即买下版权，并且交给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就是希望他有一天会去执导这部电影。
可是斯皮尔伯格却担心自己无法把这个故事讲得公正，因为他自己就是犹太人，他害怕自己代入太多的主观情绪。
然后斯皮尔伯格就找到了同为大导演的马丁斯科塞斯，结果马丁斯科塞斯却拒绝了，因为他也有自己的顾虑，他认为自己并不能像一个犹太籍导演那样把这份工作做好。
之后斯皮尔伯格又找上了罗曼波兰斯基，结果这位因为与13岁的萨曼塔·盖默发生性关系，犯下性骚扰女童罪而被美国通缉的大导演也拒绝了。
不是因为他没办法入境美国，更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故事不好，而是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拍摄这样题材影片的准备。
因为罗曼波兰斯基是轻身经历过犹太人大屠杀的，在他还是孩童的时候恰好就是二战犹太人被种族屠杀的时候。在清算之日逃脱的时候，他已经生活在克拉科夫犹太区直到8岁。后来他的母亲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由于主题过于私人化，加上因为童年的亲身经历，让他感觉自己至今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题材，所以罗曼波兰斯基也拒绝了。不过在十年之后，罗曼波兰斯基终于准备好了，拍摄了同样是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经典电影的钢琴师。
斯皮尔伯格还找过比利·怀尔德，只是同样被拒绝了，因为这位两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大拿说自己早就退休了，退休了就要过退休的生活，坚决不再重新出山了。
所以，如果乔峰所猜不错的话，到目前为止辛德勒的名单还在筹备找导演的阶段，那斯皮尔伯格说的没时间就是他找的托词。
不过，就算是这样乔峰却不能点出来，不然不但彼此难堪，还会断了让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可能。
“斯蒂文，我想找你执导的不是八百壮士这个事件，而是另外一个故事。“乔峰没有在有没有时间这个上面纠缠，而是准备拿故事来说动斯皮尔伯格。
“哦，另外的故事？“斯皮尔伯格再次露出感兴趣的表情。
“对，另外的故事。“乔峰点头，面色沉重的说：“二战时期，我们中国受到了曰本的侵略，曰本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刚才林小姐说的八百壮士的故事只是曰本在中国大地上所犯罪行的开端。“
“开端？“斯皮尔伯格诧异的挑眉。
“没错，只是开端。“乔峰点头继续说道：'在淞沪会战之后，国民政府选择了撤退，很快，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陷落，随后占领南京的曰本军队在南京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多大三十万甚至更多的无辜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军人遭到了屠杀，妇女遭到奸淫。那些曰本人连婴儿都不曾放过。“
“乔先生，你说的这个都是真实的吗？“虽然知道一些曰本在中国屠杀的行径，但是一个城市三十万的无辜百姓，妇女儿童遭到屠杀，奸淫，这样的事实还是让斯皮尔伯格极为的震惊和不敢相信。
“当然，南京大屠杀留下很多的史料，其中很多都是外国有人，记者在南京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而我所说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位美国友人在自己日记中所记载的她的亲身经历。“乔峰点头。
“是谁，这位美国人还活着吗？“斯皮尔伯格正色问道。
一个中国人讲的和一个美国人讲的那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可能因为主观的因素添加许多个人的看法和评判，可是一个不是中国公民的美国人，那他所讲的肯定会比中国人讲的更加的公正一点，这是必然的。
“不在了，这位美国友人在1941年就因为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在公寓自杀了。“乔峰摇头说道：“不知斯蒂文你是否听说过魏特琳日记？“
“没听过。“斯皮尔伯格仔细想了下发现对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印象。
“魏特琳日记就是我说的美国友人所写的日记，记载的就是当时她的亲身经历。明妮·魏特琳就是我说的那位美国友人，中国名华群，她是一位美国传教士。
1919年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发扬光大了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
魏特琳还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发表。在前两年，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
日记里记载了魏特琳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帮助收容妇女难民的那些所见所闻。“
第六百二十九章 魏特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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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魏特琳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从南京坍塌的城墙缺口蜂拥而入，日军开始持续六周的大屠杀，强奸、抢劫、焚烧。此时妇女和儿童蜂拥来到金陵女大的难民收容所，一个个惊恐万分。“
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曰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在校门口目送妻子、女儿进入收容所的那些丈夫、父亲的面容。”
“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今天看到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一个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之后我将臂章抛在地上。“
“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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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几次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让她撤离的建议，最后更是在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与工作在学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金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万分。
魏特琳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保护上万妇孺的人生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
魏特琳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他们不可理喻。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
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
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救助了那么多中国人的友人却在1940年的时候被某些媒体无端诬陷。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即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难民度过困难难的西方人。
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表示：“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事实上，日军几乎把所谓“金女大”当成一个妓院对待，1937年的平安夜，日军的某一高级军事顾问表明：“我们从1万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并且，魏特琳要求对方必须“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
或许很多人确实接受不了这样的选择，但是这在那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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