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一类活。”
“您知道，贝特顿夫人，”他俯身在桌子上，向她凑近一些，抛掉他的一些冷漠表情，“我在努力做的是想知道您丈夫的面貌，了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然而，不知怎的，您却不帮助我。”
“我还有什么可说，可做的呢？您问的一切问题我都回答了。”
“是的，我问的问题您都回答了，但绝大多数问题您都用否定的方式回答。我需要一些肯定的东西，建设性的东西。只有当您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的时候，您才能够更好地寻找他。”
她回想了一会，说：“我明白，至少我以为我明白了。好吧，汤姆是个快乐的人，脾气好的人。当然也很聪明。”
杰索普笑了笑，说：“那的确是一些好品质。但是，请您介绍一些更具个人特色的东西吧。他读书读得很多吗？”
“是的，读得相当多。”
“读哪一类书？”
“哦，传记一类的书。书籍协会推荐的书。当他疲倦的时候，也看描写犯罪的小说。”
“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一般的读者。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吧？他玩牌或下棋吗？”
“他玩桥牌。我们过去每周和埃文斯博士和他的妻子玩一两次桥牌。”
“您丈夫有很多朋友吗？”
“哦，很多，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您丈夫是一个非常关怀他朋友的人吗？”
“他常和我们的一两个邻居打高尔夫球。”
“没有和自己特别要好或知心的朋友吗？”
“没有。您知道，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并且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在这里他并不认识很多人。”
杰索普看了一下他手边的一张纸片。
“据说，最近有三个人从美国来看他。我这里有这三个人的名字。就我们所能了解的而言，这三个人最近从外国来，亦和他有过接触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三个人的原因。现在谈谈第一个，沃尔特·格里菲思。他到哈韦尔来看过你们。”
“是的，他到英国来进行访问，顺便来看望了一下汤姆。”
“那末，您丈夫有什么反应呢？”
“汤姆看到他感到很惊奇，同时也很高兴。在美国时他们彼此就很熟。”
“但是您肯定已了解他的一切情况？”
“是的，我们已了解他的一切情况。但是我们要听听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她回想了一下，说：
“哦，他很严肃，但说话有点絮叨。对我非常客气，似乎很喜欢汤姆，急于把汤姆到英国以后他们那里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都是当地的一些杂七杂八事。我对这不感兴趣，因为我不认识他们谈到的任何一个人。而且，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晚餐。”
“在他们的谈话中没有提出过政治问题？”
“您是在暗示说他是共产党？”奥利夫·贝特顿的睑唰的一下红了。“我敢肯定他不是这类人。他在美国担任过政府工作——记得好像是在地方检察官办事处。虽然汤姆对美国的政治审查说过一些嘲笑的话，可他也严肃地说过我们这里的人不理解他们那边的情形。他说政治审查是必要的。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贝特顿夫人，请您，请您不要生气。”
“汤姆不是共产党员，我一直在对您这样说，可是您就是不相信我。”
“不，我相信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现在，谈谈他所接触的从外国来的第二个人，马克·卢卡斯博士。你们是在伦敦多塞特旅馆碰上他的。”
“是的。我们去看演出，看完演出后在多塞特旅馆吃晚饭。突然这个叫做卢克或卢卡斯的人走过来和汤姆打招呼。他似乎是一个研究化学的科学家。他上一次和汤姆见面还是在美国。他是一个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德国流亡者。但是您肯定已经——”
“我肯定已经知道这些？是的，我已经知道，贝特顿夫人。您丈夫见到这个人时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是的，他感到很意外。”
“感到高兴吗？”
“也很高兴，也很高兴——我想是这样。”
“但您不是很有把握吧？”他紧紧追问。
“哦，他并不是汤姆十分喜欢的人，这是汤姆后来告诉我的，情况就是如此。”
“是偶然相遇吗？他们有没有安排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
“没有，那纯粹是偶然相遇。”
“我明白了。他接触的第三个从外国来的人是一个女入，即卡洛尔·斯皮德夫人，也从美国来。他怎样和她见面的？”
“我认为，她似乎是一个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她在美国就已经认识汤姆。他从伦敦给他打来电话，她已经到达英国，问汤姆，‘我们能不能找个时间到她那里吃饭？’”
“那末，你们去了吗？”
“没有去。”
“您没有去，可是您的丈夫却去了。”
“什么！”她瞪着两眼。
“这事他没有告诉您？”
“没有。”
奥利夫·贝特顿显得迷惘和不安。询问她的人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但并不放松追问。他第一次认为他可能抓住了点什么。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含糊地说，“他没有对我说这件事，这似乎很奇怪。”
“他们在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那天在斯皮德夫人所住的多塞特旅馆里一同吃午饭。”
“八月十二号？”
“是的。”
“哦，大约在那个时候，他是到伦敦去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她又突然停止说下去，接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她长得怎么样？”
他赶快用使她放心的口气回答：
“她一点也不迷人，贝特顿夫人。她是一个年轻能干的职业妇女，年纪三十出头，并不特别好看。绝对没有什么情况表明，她和您丈夫很亲密。您丈夫为什么没有把这次会面的情况告诉您，我们也觉得奇怪。”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
“现在，请您仔细想想，贝特顿夫人。在那时期，也就是在八月中旬——这次会面之前一周左右，您注意到您丈夫有什么变化？”
“没有，没有，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引起我注意的事情。”
杰索普叹了口气。
桌子上的电话又嗡嗡的响起来。杰索普拿起话筒。
“说吧！”他说。
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说：
“先生，这里来了一个人，他要求会见负责处理贝特顿案件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
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轻轻地咳嗽一声，说：
“哦，我拿不准怎样念这个名字，杰索普先生。也许我最好把它拼给你听。”
“好，拼吧。”
他在临时记录本上记下了从电话线上传过来的字母。
“是波兰人吗？”记完后他问道。
“他没有这样说，先生。他的英文说得很流利，只带有一点口音。”
“你叫他等一下。”
“好，先生。”
杰索普把电话放回原处。然后，他看了看桌子对面的奥利夫·贝特顿。她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和绝望的平静神情。他从临时记录本上撕下那页记着那个来人名字的纸，把它从桌子上推过去给她。
“您知道叫这个名字的人吗？”他问。
当她看那张纸的时候，她的两眼睁大了。他马上就看出她显得很吃惊。
“知道，”她说，“是的，我知道。他给我写过信。”
“什么时候？”
“昨天。他是汤姆第一个妻子的表弟。他刚到英国。他对汤姆的失踪非常关心。他写信来问我得到什么新的消息没有，并且——并且他向我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这以前，您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个人吧？”
她摇了摇头。
“您听到您丈夫谈起过他没有？”
“没有。”
“这样说来，他可能根本不是您丈夫的什么表弟。”
“对，可能不是。但我从未从这方面想过。”她显得很吃惊，“要知道，汤姆的第一个妻子是个外国人。她是曼海姆教授的女儿。从信上看，这个人似乎对曼海姆的女儿和汤姆的一切都很了解。那信写得很得体、正规并且带有外国味道，您知道。它似乎很真诚的。再说，如果他不是真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啊，那是人们应当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杰索普微笑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人经常问这样的问题，以致于连最细微的事我们也会认为具有重大意义。”
“是的，我想你们会这样的。”她突然颤抖起来，“这就像你们的这个房间一样，坐落在迷宫一样的走廊中间，就像在梦中一样，您会认为您再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了……”
“是的，是的，我能够看出，这可能是有一种幽闭的恐怖作用。”杰索普轻松愉快地说。
奥利夫·贝特顿抬起一只手来，把披到前额上的头发向后撂回去。
“您知道，我不能长期忍受下去，”她说，“老是坐在家里等待。我想到其他地方去换换环境。最好是去外国。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没有记者不断地给你打电话，人们也不老盯着你。现在我总是遇到许多朋友，他们总问我得到什么消息。”她停了一下，继续说，“我想……我快要支持不下去了。我一直在努力装出勇敢的样子，但这个我已受不了啦。我的医生已经同意。他说，我应当马上到别的地方住三四个星期。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拿给您看。”
她在手提包里摸索着，拿出一个信封，把它从桌面上推给杰索普，说：
“您就会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
杰索普把信从信封里取出来，读了一遍。
“是的。”他说：“是的，我知道了。”
他把信放回信封里。
“这样说，我是可以离开了？”两眼紧张地注视着杰索普。
“当然可以，贝特顿夫人，”他回答。他有点感到吃惊：“为什么不呢？”
“我还以为您会反对呢？”
“反对？为什么要反对？这完全是您自己的事。只要您安排得在您外出期间我们得到任何消息时能够和您联系得上就行。”
“我当然要这样安排。”
“您想去什么地方？”
“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一个没有多少英国人的地方。到西班牙或摩洛哥。”
“这太好了。我认为，这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好处。”
“哦，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她站起来，显得激动而得意洋洋。但紧张不安的情绪仍然明显存在。
杰索普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并按铃叫传令兵把她送出去。他回到椅子上坐下。在最初一会儿，他的脸仍和先前一样毫无表情，但后来慢慢地微笑起来，他拿起电话。
“我现在就见格莱德尔少校！”他对着话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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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格莱德尔少校？”杰索普在念这个名字时，稍微犹豫了一下。
“这很难念，是吧。”来客用幽默的赞赏口气说，“在战争期间，您的同胞管我叫格莱德尔①而现在，在美国，我要把我的名字改成格林（Glyn），这样人们读起来会方便一些。”
——
（①Glider意为滑翔机。——译者。）
——
“您是从美国来？”
“是的。我是一周前到这里的。对不起，您是杰索普先生吗？”
“我是杰索普。”
格莱德尔非常感兴趣地注视着他。
“那末，”他说，“我曾经听到有人谈起过您。”
“真的吗？从谁那里听到的？”
那个人微笑了。
“也许我们进行得太快了。在您允许我提问题之前，我先把美国大使馆的这封信交给您。”
他鞠了一个躬，把信递过来。杰索普接过信，念了头几行客套话，就把它放下了。他用估量的眼光瞧着他的客人。他高高的个子，举止有点呆板，年龄三十左右。他的金色的头发梳成欧洲大陆的式样。他的话说得很慢，很谨慎，带有明显的外国腔调，但语法却是正确的。杰索普注意到，他一点也不显得紧张不安，或对自己感到没有信心。这本身就很不寻常。到这个办公室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显得紧张不安、激动或忧心忡忡。有时，他们随机应变，有时他们暴跳如雷。
这是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人，一个具有一张一本正经面孔的人。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他也不会被人轻易哄骗或蒙骗去说出一些他不打算说出的事情。杰索普轻松愉快地对他说：
“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您是为了问一下您有没有得到有关托马斯·贝特顿的进一步消息，他在最近以一种似乎有点耸人听闻的方式失踪了。我知道，我们不能不打折扣地相信我们在报章上读到的东西。因此，我就打听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可靠的消息。人们告诉我说，您这里可以得到可靠的消息。”
“很抱歉，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贝特顿的确切消息。”
“我想，他可能被派到国外执行什么使命去了。”他顿了一下，又巧妙地补充一句：“您知道，这不准声张出去。”
“我亲爱的先生，”杰索普带着痛苦的表情说，“贝特顿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外交家或一位密探。”
“您在训斥我。但是标签并不总是恰当的。您也许要问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兴趣。托马斯·贝特顿是我的一个姻亲。”
“明白了，我想，您是已故的曼海姆教授的外甥。”
“哦，您已经知道了。您在这里真是消息灵通。”
“常有人到这里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杰索普小声说，“贝特顿的妻子刚才来过这里。她告诉我说，您给她写了一封信。”
“是的。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以此来表示我的慰问，并问她是否得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
“您这样做很对。”
“我母亲是曼海姆教授惟一的妹妹。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当我还是一个小孩住在华沙的时候，我经常到我舅舅家里，他的女儿埃尔莎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在我父母死后，我的家也就是我舅舅和表姐的家了。那些日子过得多么幸福呀！接着爆发了战争，发生了许多悲惨和恐怖的事……但这一切我不想讲了。我舅舅和表姐逃到美国去，我则留下来，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战争结束后，我先后担任了几项差事。我去了一次美国，看我的舅舅和表姐。当我在欧洲担负的任务结束时，我曾想到美国定居。我希望，我能生活在舅舅、表姐和她丈夫身边。但是，唉，”他摊开两手，“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我舅舅已经死了，我的表姐也死了，而她的丈夫呢，已经到了英国，并且又重新结婚了。这样，我又再一次没有家了。接着，我在报上看到著名的科学家托马斯·贝特顿失踪的消息，于是我就到英国来，看看究竟应当怎样办。”他顿了一下，用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杰索普。
杰索普也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他。
“为什么他失踪了，杰索普先生？”
“那正是，”杰索普说，“我们极想知道的事。”
“也许，您知道吧？”
这个人这样容易地就把他们的身份颠倒过来，杰索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