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气象界的后辈曾经感慨——我多么希望我能有谭老师那样的天分，爱一项事业，并且还能有能力为它做贡献，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说起知青岁月，谭晓光和所有的知青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不再是气质沉静的沉默少年，他抽烟喝酒睡大通铺扛着锄头下庄稼地。别的知青干“坏事”，他也不甘落后。比如一帮子原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居然成为“偷菜游击队”，趁老乡不注意，一个闪电战，就把人家的菜偷到知青点。不过，东北老乡憨厚，大大咧咧，人家才不在乎知青的那点小偷小摸。
再比如夏天锄草，一道垄往往长达三里多地，在地头上，谭晓光和知青战友们还一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勤样子，一锄到玉米地的深处，扛起锄头就跑，“那时候是大锅饭，千活尽瞎糊弄。”许多在东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类似的回忆——田野就是青纱帐，高高的玉米秆是最好的掩护，干活儿的人就这么一路狂奔，你追我赶一直到地的另一端。那一端接壤的是邻村的西瓜地，抱过瓜就吃——好爽啊！甜到心坎里，那是火热的青春中最冰爽的一个章节——仿佛锄草就是为了奔跑到另一片地里偷西瓜。这样的回忆，谭晓光也有，但是他更记得刚到“广阔天地”时的那种热情——他们曾经自己出钱，搞过小化肥的试验。
那个时候，谭晓光和知青战友们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劲头，农村闹鸡瘟，比现在的禽流感还让人恐怖，鸡一只一只的死去，老乡不敢吃，全让谭晓光他们这批“革命小将”给吃了，大饱口福，而且居然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件。
人生总是充满各种难解之谜。在谭晓光做知青的村子里，有一件怪事：每天晚上都能在村外草原上看到一堆火，距离有时远，有时近，颜色是黄的，也不像是磷火。村里胆大的青年曾经在晚上到大草原上找过，但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到跟前，最后害怕，也不敢再往草原深处走了。
“不知道现在是否解开这个谜了。”只要回忆知青生活，谭晓光就会想起草原上那团莫名的火。那就像逝去的青春，忽远忽近，但永远走不到跟前。那是一团怎样的火啊？谁又能说得清楚？
岁月如歌，往事消散如云烟。但对于气象专家来说，没有一片云烟是没有来由的。
巴尔扎克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天才而言，苦难是一笔财富，是他人生的垫脚石；而对于平庸的人来说，苦难则是灭顶之灾。
曾经听过一个演讲，一个知青讲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当年的插队生活，一些人无论白天干活多么辛苦，但晚上总是挤出时间来看书，这些人最后改变了自已的命运，属于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还有一些人就那么混着，后来虽然也回了城，做了工，但很快就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被淘汰下来，他们几乎是最早下岗的那批工人；另外一些人则更不幸，他们在广阔天地摔打得伤痕累累，留下一段不堪回首的孽缘，有的甚至使自己的一生都在为之痛悔不已。为什么同是知青，个人的命运会有那么大的不同？
如果这个问题要问谭晓光，他会怎么回答？
他的理解是，生活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哪种好哪种不好的区别，关键看自己怎么走。
“对我来说，感觉在农村插队那几年对个人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坏处。至于好在哪儿，一时也说不清楚。”
谭晓光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懵懂少年，对科学无比热爱——这种热爱使他无暇关注周围的人。他还是喜欢看天，喜欢琢磨天上的事。在看场院的那些夜晚，月亮在白莲花
般的云朵中穿行，他的注意力却全部投入到他所掌握的气象学之中。如果还有闲暇，他就以播音员的语气、语速，诵读马列著作，无论懂还是不懂，他就那么读，一篇接一篇。“学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实在没事干，这算是一项娱乐活动，其娱乐指数估计类似今天电视台的各类“模仿秀”。
说起那段日子，有一件事情，谭晓光不应该忘记——他们知青点集体户的一个女生和别的集体户的一个男生之间，发生了被知青文学中称之为“孽缘”的事情，那个女知青怀了孩子不幸流产出了意外，几个大龄知青抬着担架，风风火火地把那个女知青往县医院送。一路上，鲜血滴答滴答地流出来，谭晓光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他那个年龄什么都不懂，只觉得是自己知青点的战友，他也得出点儿力，就跟着跑……
那个奔跑在担架边的知青兄弟，岁月匆匆，如今已经成为一名气象专家。这一切，当初有谁会知道？那个17岁的青年，那个爱看天爱看云的少年，那个在田埂上奔跑的气喘吁吁的身影，他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吗？
预测人的命运，和预测哪朵云彩会下雨，到底哪一个更难呢？
那些站在房顶上记录电闪雷鸣的日子
“文革”后，谭震林恢复工作，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数年后，退居二线任中顾委副主任，1983年去世。父亲正直的一生，给谭晓光留下的最宅贵财富就是——第一，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高干子弟，搞任何特殊化；第二，如果说要比普通人特殊，那就是在学习和工作方面，要比别人更努力，做得更好更认真。
插队三年以后，谭晓光回到久别的家——北京。他选择到北京气象台担任“观测员”，这一做就做了五年，每天和百叶箱、风向标、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打交道。一般人都忍受不了做“观测员”的辛苦，但谭晓光不觉得，他觉得有意思，好玩。
一遇到大暴雨，观测员拔脚就得往外跑，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动雨量计比较脆弱，容易出故障，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没有记录下来可就损失大了。
“所有的气象记录都很宝贵，因为这个记录不会重复，万一没有记下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谭晓光做观测员的那五年，没有一次下大暴雨不是往外冲的。如果是雷雨，他还得记下是几点几分开始打的雷，几点几分开始掉的点儿。如果是夏天，有的时候，天气发闷，要下雨不下雨的那种天，最考验观测员了，谭晓光往往提前就要站到屋外，随时伸出手去接接，看看有没有小雨滴下来。哪怕掉一个点下来也要马上记录在册。赶上下冰雹，不仅要记录，还得拿尺子去量冰雹的尺寸，直径有多大都要做记录。遇上刮风，虽然不用出屋，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谭晓光做观测员的时候，是七十年代初，那时候我们国家的观测设备比较落后，是用一根电线把测速仪联到房间里，所以观测员得盯着看，只要瞬时风速超过17米，就得立刻记下来几点到几点，超过17米，就是8级。瞬时风速达到8级或两分钟平均风速达到6级，气象台就要报大风。下雪也是一样，只要有积雪，别管多深多浅，赶紧拿尺子量去，不能耽搁，万一雪化了怎么办？
谭晓光所工作的观测台地址在北京郊区，具体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南五环。不过那个时候，可没有如今这么便利的交通，在那种地方工作，就意味着孤独和寂寞。再加上观测员的工作本身需要室外作业，所以不是真正热爱这一行的还真没几个可以坚持下来的。
谭晓光记得他们的观测室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平房”，就是那种屋顶是平的，可以顺着楼梯攀上去的平房。一到雷电交加的时刻，谭晓光就得火速冲到房顶上去——这是他的职业要求。在观测员的术语上，那种“光打雷不下雨”的现象叫“雷暴”而远处有闪电但近处没有雨的现象叫“远电”，这些全都是要做记录的。谭晓光回忆站在房顶记录那些电闪雷鸣的青春日子，他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特别真诚地说：“真的不觉得辛苦，那会儿年轻，觉得好玩，尤其是站在屋顶看远处的‘雷暴’和‘远电’，有一种特别说不上来的享受，很难形容。”
如果说做一个气象观测员的生活，你还不觉得单调乏味，那你这个人一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每天都要记录，每个月都要汇总成表，交到上级单位。如果胡乱填写，那么专业的气象人员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物理上会有矛盾。这样的生活，一个普通的人，能做多久？谭晓光做了五年。
整整五年，北京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每一滴雨落，每一阵风过，每一片雪花，甚至每一道闪电。如果要他说，他甚至能很详尽地告诉你每一粒冰雹的大小，每一阵风过的速度以及每一次雷声的准确时间。
他慢慢地通过自己的观测，逐渐寻找一些规律性的认识。那是七十年代，我国的通讯技术极其落后，估计一秒钟75位左右，相当于9个字节，这是什么概念呢？谭晓光举了一个例子：“现在我们上互联网，最慢的电话拨号，一秒钟也要几百个字节。你能想象一秒钟9个字节是什么速度了吧？”因此，在当时通讯设备的制约下，我国盛行一种叫做“单站预报”的天气预报方法——即根据一个气象站的数据做预报。
而“单站”预报的准确率是很难保证的，因为就全球而言，各国之间是存在气象协议的，根据协议，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各国之间都应该交换各自的气象资料，供全球使用。比如说，如果今天报北京明天的天气，那么主要看华北和东亚的资料，如果预报连续几天，就至少要看北半球的资料。但我们国家那时候之所以强调单站，除了通讯技术落后，无法和人家共享气象资料以外，还有一个小因素，就是“战略”考虑，蒙古和苏联都在我们国家的北面，那个时候，不是什么都怕人家卡我们脖子吗？我们虽然是和别人交换气象资料的，但是要防着别人不给我们资料，所以当时的发展重点是“单站”预报。
谭晓光就在那个时候，悄悄地拾起童年的梦——他曾经梦想过当一个预报员，现在他可以利用在气象台工作的机会，向这个方向努力了。
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一时间，所有的年轻人都兴奋起来，有的后悔自己早把课本丢了，担心现在捡，时间来不及；有的已经成家有孩子，为了家放弃了这一机会；还有的就是像谭晓光这样的，胸有成竹——他要学气象。
人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没有“文革”，没有十年浩劫，也许谭晓光不会学气象，尽管气象一直是他的最爱。
谭晓光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不一样，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小时候说个人的理想，那实际上不是真的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而是看国家建设需要什么。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我记得在‘文革’前，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我想学机械，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机械化水平低，落后，我就说我学机械吧，将来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后来赶上‘文革’，啥也没学。一场浩劫下来，再恢复高考，我想我还是学气象吧，因为我不仅喜欢气象，而且我还意识到气象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那批大学生岁数大，有一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这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艰苦朴素，无私奉献，毫不利已专门利人。”
谭晓光原本是要报考北京大学，但那一年气象专业不招生，只招地震和空间物理这两个专业。“我一想，我天气还报不准呢，还去预报地震？算了吧。就这么着，我决定报考南京气象学院。”但实际上，谭晓光在南京只读了一年。因为他的夫人要生孩子，根据当时的政策，为了照顾77级学生的家庭困难，国家允许这一级的学生转到离家近的大学读书，就这样，他转到了北大78级。
两所学校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给谭晓光非常深刻的印象。南京气象学院管得严，许多纯理工类院校都有这样风格，像半个军事院校。南京气象学院的传统是“两操一锻炼”，“两操”是指“早操”和“课间操”，这是大家必须参加的，早操的内容是跑步，课间操的主题是“广播体操”。那个时候，是为祖国锻炼身体，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可以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呢？所以，南京气象学院给了谭晓光一种全新的锻炼，一种井然有序的规律性的集体生活的训练。那是一种朝气蓬勃、只争朝夕的生活方式。
接着第二年，谭晓光转学到了北大，第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他可以睡懒觉了。在北大，一切都是自由的，没有人要求你必须做什么，而且在这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几场讲座，思想非常活跃。谭晓光在这里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气象知识，而且受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感染，这些感染对于一个执迷于科学的年轻人来说，是有好处的。谭晓光记得当时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样，从他的环境中汲取着一切令他着迷的知识。他喜欢各类讲座，甚至听过电影学院的著名导演讲电影。那拨北大同学，除了出国的，好几个全是如今各大气象台的台长。开学术会议，大家坐到一起，和开班会似的。在八十年代，有一首著名的通俗歌曲，叫《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不知道谭晓光和他的同学相聚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感到这种“光荣”与“骄傲”？
在北京大学的四年，谭晓光几乎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因为他在“文革”期间以至后来的观测员生活中，从来没有扔掉书本。他一直在学习各种气象课程，因此，大学上得很轻松，好多东西老师还没有讲，他就已经知道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自己感兴趣的数学上，而这在很多年后，当他主持“利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自动化系统”研制时，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基础作用。不知道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一生中至少应该做一件十年以后才用得上的事情。”这个人真是智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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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晓光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性格上随波逐流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既没有什么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庆幸的。在大学时代，他曾当过地球物理系的学生会主席（气象专业属于地球物理系）。他自己解释说：“当时学生特别注重学习，没有人愿意做学生干部。我想我是共产党员，都不愿意干那我就来干吧！那不能证明我有什么领导才能，最多就证明我这个人人缘好。再说，我不是学习上也没有那么吃力吗？”
其实，许多了解谭晓光的人都说：“谭晓光那才是真正的科研人员，他最关注的是他的专业领域，而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很少去注意。所谓名啊利啊，吃亏啊占便宜啊，他都不放在心上。性格随和，从来没有见过他发大脾气，不像有的专家，本事不大，脾气特大。你请教谭晓光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幼稚，或者耽误时间，就敷衍了事。他总是很仔细，很有耐心，只要是他的专业，他一定很认真地对待。”
科研工作者就是白领工人
北京的市民都记得有一年冬天，一场不期而至的雪造成了整个北京交通瘫痪。几乎是一夜之间，北京人知道了“气象服务”的重要性——而事实上，那一场雪的位置稍微偏一点，降到郊区，就一点事情都没有了，正好给冬季农作物盖上一层棉被。但是，偏偏落在城里！如果那天北京的地面温度再稍微高一点点，那么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偏偏就那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