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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病房里出入最多的是护士，有不同的等级，穿深浅不同的蓝色制服。Sister的资深程度可以从她们扎的腰带上体现出来。护士有很多，我住院五天，在自己的病房见过的护士就不下二十个，可是护士当班的时候还总是很忙，几乎就没见她们闲下来过，因为她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打针、抽血、发药、量血压、体温、测量小便（如果需要的话）等医疗行为和照顾病人都是由护士完成。病房有护工（ward assistant），除了负责病人饮食，还有病房的清洁。但是凡是病床的清洁，却都是护士来做。每天早上，护士都会来给病人换床单、枕套、睡衣（限于医院的睡衣）等全部卧具。哪怕是前一天刚做了大手术的病人，同样会被轻轻扶起，坐到床边的沙发椅上，然后护士更换床单等卧具。在这里，病人因为长期卧床而生褥疮是不可想象的。每有一个病人出院，护士就会来对这个病人用过的床、柜子和沙发椅里里外外彻底消毒。以我的观察，每张病床平均两天就会换人，每天都有人出院住院。我刚入院的当天下午，先到达福尼病房，那是一个门诊病房，病人来来去去，不会久留。我被护士安排好躺到病床上。后来护士送我去做胸透，等我回来，那个我躺过半小时的病床已经被整理过，换了新床单。护士指给我另一张病床。其实我并没有病到一定要卧床，但是一念之下我还是靠到了床上，结果不到十分钟，医生决定留我住院，护士要把我送到D6病房。于是，我刚坐进轮椅（虽然我能勉强走路，但是护士还是用轮椅推我五六分钟到病房），护士马上过来换床单，清洁整理病床，早知道这样，我索性一直坐在轮椅里，减轻一点护士小姐的工作量。
病房的每个角落都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消毒洗手啫喱随处可见：在病房的门口，病区人口，每个病人的床前，当然还有洗手池边。这种洗手啫喱无需用水，像护手霜一样涂在手上就可以了，而且也像护手霜一样滋润。医生来看每个病人前后都会洗手，护士也一样。每个医护人员每天洗手的次数平均有几十次。病人和探视者也被鼓励每次进出病房的时候都这样洗手消毒。
除了护士和早晚来发药的药剂师，每天出入病房的还有医院卖报的，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卖报的老头第一天穿着博柏利（Buberry）的衬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医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则是推着移动书架，每周来病房两次，病人可以免费借阅图书，出院时只要留在病房的等候室就可以了。负责电视电脑系统维护的工作人员也会偶尔出现在病房，调查系统的使用情况，以及协助病人解决通讯和娱乐方面的需要。
最难得见到的是医生。医生通常早上来看病人，但是，也视病情而定。像我刚入院的第二天早上，前后有几拨医生来看我，后来医生来得就少了，在我病床前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最后就一个也不见了。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主刀医生和麻醉师也会分别来看病人，给病人答疑，或者叫吃定心丸。术后的早上医生也一定会来看病人。同一病室的不同的病人往往由不同的医生和医疗小组负责，所以每天早上都是病房最忙碌的时候，医生们穿梭来往于不同的病床前。每张病床周围都有帘子，围起来是一个大约宽两米半、长三米的空间，医生来看病人，护士就会把帘子围起来，哪怕并不涉及宽衣解带的检查，只是问几句话。资深的医生通常还会带着见习医生和实习生，还有责任护士一起来。在这里的医院，护士和护工都穿制服，而医生是不穿白大褂的，通常是穿西装，见了病人总是先握手，自我介绍。
四
一时间，对面的三张床都空了。“粉红女士”和“雍容华贵”分别出院了；“雍容华贵”旁边的女士被送到手术室，还没有回来。我还没有机会和她面对面，只看见她的床头挂着一件紫色的晨衣，地上一双紫色的串着珠珠的拖鞋——我叫她“水晶珠鞋”。“粉红女士”出院后，她的床位来了一位“金碧辉煌”——由此可以想见她的晨袍了吧？同样是颜色匹配的拖鞋。这些已经为人祖母的英国淑女，无论世事变迁，从来都不肯放弃对颜色的讲究，让她们穿一双与晨袍不搭配的拖鞋，得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她们总是平静、从容、安详，惊慌和痛苦从来不写在脸上。这里的病人每个都是来做大手术，但是无论手术前后，都没见一个人的脸上有焦虑，或者痛苦。护士每天早中晚三次来发止痛药，如果说肉体可以成功地被药片拯救出苦海，那么她们每个人精神上一定也有着另一种止痛的法宝，或者是某种修炼。
最引人注目的是“口红”旁边的女士。她看上去应该是六七十岁，但是个子很高，很瘦，腰身很直，穿一件米白色的长长的厚丝绸的晨楼，里面的睡袍亦是米白色，总是安静地读书，不时地在屋子和走廊里轻轻走动，姿态十分优雅，一派玉树临风。英国的老年女士驼背的很多，她的挺拔清癯格外醒目。一天，她轻轻地踱到窗前，其实也就是我的床前，问我她是否可以在窗前呆一会看看风景。我说当然可以。她指指窗外，说她家就住在远处的格兰彻斯特。我一喜，说，我也住在格兰彻斯特呀。在剑桥，地处西南的格兰彻斯特是高尚幽雅的地方。因为这个共同的地址，她跟我聊了起来。她是剑桥大学教育系退休的教授（那么她至少七十岁）；我也告诉她我是剑桥大学的学生。我们一起站在窗前，找哪个方向是格兰彻斯特。我是完全不辨方向，“玉树临风”研究了半天不确定，最后说：“我还是回头问我丈夫吧。”说这话的时候，这位七十岁的女士语气里有着一丝小女孩的娇羞。到了下午探视时间，果然，一位高大挺拔儒雅的男士来窗前打望了一眼。他们是一对安安静静的、很恩爱的夫妇。星期五，“玉树临风”出院了，临走前过来给我留了家里的地址电话。
病房里病人流动非常快。一个大手术，病人住院通常也不过三天，甚至就一个晚上。我住了五天，已经是住得最久的一个，病房里来去匆匆的病人有近二十个。每到探视时间，病房里就会准时出现六位丈夫，从年龄上判断，这些男士也都已经退休。偶尔有年轻人，该是他们的儿女。英国的老年人鲜有为儿女带孩子的；老年人生病住院，也不会拖累儿女。因为医院不仅负责医疗，也照顾包括一日三餐在内的病人的月常生活起居。家人每天只允许在固定的时间探访，来了也只是聊聊天，并不需要动手照顾病人。实际上，英国的很多老年人生活质量都比年轻人高，因为他们大都已经付清了房子的贷款（这通常是生活中最大的开支），儿女长大成人，不需要再在儿女身上花钱，自己还有退休金（没有工作的遗孀可以享受已故丈夫的退休金），很多社会福利都照顾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忙于工作，养儿育女，而老年人有更多闲暇享受生活。一句话，老年人往往有钱又有闲。
其实，这次住院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对于独立的崇尚和绝不自怜自爱。想想在我们国内，一个人生病住院，往往需要家属二十四小时陪护。这份亲情当然令人温暖和感动，但是却有太多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害。一人住院，常会把家人最后也累倒。其实，理性地想想：大部分的陪夜都不是必要的；彻底摒除自怜自爱的成分以后，人有着惊人的潜力，我们完全可以做一向认为不能的事。比如说，这里所有做完大手术的病人，第一时间家人都不在身边。她们往往在昏睡或半昏睡的状态被从手术室推回病房，这里是不会有家人守候在手术室外的盛况的。术后病人见到家人，往往是在第二天下午的探视时间了。护士会把水放在病人床头（有的时候有吸管），病人醒来会拿过杯子（通常一只手在打点滴），自己慢慢喝水，饭送到面前自己慢慢吃饭；可以自己慢慢地起身，慢慢地推着挂着点滴的架子去洗手间。疼痛是由止痛药来解决的，而不是不能自己翻身、起床或吃喝——伤口不会因为自己伸手拿了一个杯子就裂开或更痛。护士会及时地给术后病人足够的止痛药，但是病人完全可以慢慢行动，绝对不会不能下床。我后来可以做到一个人带着点滴的瓶子·洗澡。
“玉树临风”出院后，她的病床马上住进来另一个年长的女士，第一面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是冬天（一月，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她还是穿着紫色碎花和蝴蝶的厚丝绸的连衣裙进了病房，她的丈夫帮她拎着体面暖和的大衣，和一个像老电影里的道具一样的精致的小牛皮箱。她入院的时间是上午，而探视时间是下午两点，所以她那同样穿着体面得体的丈夫放下小皮箱，把她安置在沙发椅里，就准备向她暂别一会，下午再来看她。“蝴蝶”女士从沙发里站起来，双手搂住满头白发的丈夫的脖子，两人深情无限地拥吻起来——简直像电影里的一幕！
但是后来的日子里，我无心跟“蝴蝶”女士建立起像跟“玉树临风”或者“口红”女士那样的感情和友谊，虽然我其实很喜欢这个优雅又文艺的老太太。再后来入院的病人，我连观察她们的兴趣也淡了，而是专注于读一本英文的畅销小说《Silent Dignity》。我有点感情上满负荷了。
直到周末的一个晚上，我碰到了住院以来唯一令人不快的病人。他们是年轻的一对。想必是周末的缘故，本来在门诊病房候诊或者观察的病人都转到D6病房来。虽然探视时间到晚上八点就结束了，可是年轻的丈夫或者男友却直到半夜还一直陪在病房里。每个病床的电脑电视系统都是有耳机的，可是他们居然不用，在夜深人静的病房里，流行音乐的声音如此刺耳，他们似乎浑然不觉，可怜的“金碧辉煌”几个小时前刚做了大手术，就在他们旁边，一帘之隔，必定是不堪其扰。更令人发指和难以置信的是，洗手间的马桶里居然堵塞了大量的卫生纸，这在公厕也是极其少见的。我整个晚上都不得不艰难地长途跋涉，用病房外的洗手间。我常常会想：是什么东西让这个一向重视传统的国度里的年轻一代斯文扫地呢？
五
周末，我的先生终于从德国出差回来了。
本来，我是几天来唯一无人探访的病人。别的病人床头都摆着争奇斗艳的鲜花和温馨的卡片，只有我的床头是空空的。我也是唯一日日夜夜穿着医院睡衣的病人。人家都是带着旅行箱来住院，虽然通常是两三个晚上，而住得最久的我反而是什么也没带——我本来就没有准备住院，自己什么也没带，当然也没人给我送东西。医院的睡衣至少每天都可以换洗：我便今天穿红明天穿蓝，天天换衣服。
英国的国民医疗是免费的。连餐饮和卫生日用品也是免费提供给病人的。事实上，吃喝费用同昂贵的医疗费用比起来，实在是小小零头了。而我这个国际学生，在英国从来没有交过一便士的税，也同样可以享受与英国纳税人没有两样的医疗福利。当然，一个病人是否需要住院，完全是由医生根据病情决定的。在英国，生病一般先看自己社区诊所的医生（CP）——每个合法居民都有自己的医生，而不是直接到大医院，除非是事故之类的急诊。在CP不能处理的情况下（比如说需要手术或进一步会诊的疑难病症），才由社区医生推荐到大医院。而病人的诊疗结束，医院也有义务给社区医生写信，告知病人的状况，以及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治疗。CP有自己固定的病人，很了解每个病人的病史，并对病人的健康负有责任。
我，无人知晓地呆在医院里，没有花，没有卡片，也没有零食。整天穿着医院的肥大的睡袍，弯着腰，行动迟缓地荡来荡去，望眼欲穿地等每一顿饭。就算后来有条件联系外面，我也不想告诉谁我住院了。我首先大力阻止了我的公公婆婆来探望我，他们年纪很大了，又不住在剑桥，开那么久的车来看我一眼，给我送一束花，在我看来真是没有必要。我并不必需什么。其次，我也不会告诉任何同学。我的朋友大都是学生，没有汽车，骑车太远，我可不想他们从城里打车来回浪费二十英镑。后来，我学院的朋友毅还是不远千里，骑车来看我——他接到了我先生在德国打给他的电话。虽然毅的来访带给我十足的惊喜，但是我还是在电话里把老公的自私行为数落了一顿。他再也没敢自作主张地联系我其他朋友来医院看我了。
除了毅，另外一位访客是我在医院走廊邂逅的一个中国人珍妮。她在Addenbrooke's医院工作。我当时在走廊里步履维艰地散步，珍妮看我行动艰难的样子，便主动上前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们由此聊了几句，她认出我是那个主持人——我在剑桥主持了四年中国学联的春节晚会。当天下午，善解人意的珍妮就到病房来看我，还给我带来了小说《SilentDignity》。我向她讨教了不少烹饪技巧，决心出院要给自己恶补一番。珍妮走了以后，我才意外发现她还送给我一个精致漂亮的小粉熊。这只小可爱就一直陪伴着我在医院的时光。我把它放在我的病床上，盖上棉毯，来给我打针的护士看得忍俊不禁。我就说：打她吧，别打我。
现在，我好像一下子从被弃的孤儿变成了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公主。老公送来整个病房里最灿烂的鲜花，连护工看了也要赞美几句；可爱又可笑的是，老公给我送卡片，送了不止一张，看起来好像有好多人问候我似的；吃的喝的用的更是堆成小山。更重要的是，老公周末所有的时间都拿来陪我，探视时间以外，我就溜出病房，在病区的等候室跟老公约会。善解人意的护士见了，并不阻拦，只是到点会叫我回病房打针。那时候我的症状开始好转，走路容易很多，也不再需要打点滴，先生扶着我慢慢走动，看医院走廊的画展。最遗憾的是，“玉树临风”“金碧辉煌”等病友没有看到我的幸福景象，她们一定还在心里深深地同情着我这个可怜的“雾都孤儿”呢。
周一，先生得回德国了。好在周一我的症状基本消失，我感到应该很快就能出院了。我谢绝了公公婆婆要开车来接我出院的好意，决定出院自己打车回家。因为不能负重，我让先生把花草树木、吃喝用度全都拿回家，这样我出院时就什么也不必拿。中午，老公清理了所有的东西，轻轻吻了我，就匆忙赶去机场了。我的床头和窗前也一下子空荡荡了，鲜花、卡片、小熊、书报，都不见了，我又恢复成“雾都孤儿”的状态。本来，先生回来之前，我一直一个人在医院里，看着别人繁花似锦，人来人往，一点都没有自怨自艾，但是盛况之后的冷清却给人难以承受的失落。那些穿着优雅晨袍的我起过名字的女病友们全部都出院了，每张病床都来了新人，但是我周末这两天都和老公厮守，床位相邻的病人的长相我都没看清楚过。
我开始不断地问护士我什么时候出院。
晚上，护士给我打完针，告诉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可是我实在难以忍受这哪怕是一个晚上。善解人意的护士帮办好我的出院手续，交给我写给我的医生的信，还有出院后继续要打的针——社区护士会上门帮我打针，帮我叫好了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