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学忽地向上扔了一块石头，砰地砸在窗户上。接着，又一块，又一块。
我的心从委屈、愤怒达到了真正的绝望。我跑进屋里，从枕头下面抽出我视为宝贝的相册，拼命地从上面撕下一张张的照片在手里捏着，舅妈紧张地看着我在一旁连连地说：你要干什么，别理他们！别理他们！我推开舅妈，不顾一切地冲上阳台，把捏在手里大把的照片扔了下去，那些照片在风中翻飞着四处散落。
我大声地，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号叫着：
给你们！都还给你们——
然后，跑回屋里，倒在床上放声恸哭。
姐姐来信了，从遥远的重庆山城。一个小信封里装着火车票，票上标明在几天内都可以乘坐。她在信中对父亲说，家里的环境实在太坏了，再呆下去我可能会出问题，要父亲同意我坐车去找她。
父亲望着我拿不定主意，自五岁随他们从南京到北京后，我从没有坐过火车。再说毛主席极力支持大串联是为了革命，一个小学生去干什么呢。后来，他终于想到了一个既不打击我又能阻止我的办法，他对我说：如果你能把“十六条”的主要内容背下来，就去吧。
我背不下来，这是一个刚发表的中央文件，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据说是明确了“文革”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为此，成千上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游行报喜，持续了好几天。我不懂这些，也从来没有觉得我们还会有别的司令，我更没有心思背，我已经筋疲力尽，只想不顾一切地赶快逃离北京，逃离开这个破碎的家。
我对父亲想要阻拦我的行为感到气愤，我大声地对着他喊起来：为什么要我背！我背不了，你背得下来吗？说这话时，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在发抖。
父亲沉默了。
我终于出发了。一个黑漆漆的晚上，我背上了舅妈为我准备的小包，里面装了一条毛毯和一些吃的，离开了家。父亲被叫去交代问题了，临走，他交给我一张写着几个人名和地址的纸条，说如果到重庆找不到姐姐就去找这几个人，你总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啊！但接着，他又叹着气说，恐怕他们也早已经被关起来了。
舅妈移动着小脚坚持和我一起上了公共汽车，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前面立着许多牌子，我在人群里钻来挤去，终于找到了开往重庆的站牌，牌子后面是数不清的人。我沿着长长的队伍一直走到最后，队伍里都是大出我很多的学生，他们成群结队，彼此说笑着，有的非常活跃。广场上的灯很暗，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可以听得到他们的欢笑和感觉到他们热烈的气氛。
我把小包放在地上，坐在上面，望着舅妈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想起了母亲，在这样的夜里她会怎样……
起风了，夜凉了起来，远处有人敲锣打鼓，大概又在庆祝什么新的最高指示发表。
我默默地等待，等待火车把我带到另一个地方去，那地方或许比北京温暖……
2006年3月
于北京文慧园
东岳“五七干校”
许志英
1969年11月10日下午，我与张大姐去火车站寄走了二十个干校先遣队成员的行李。先遣队由钱锤书、吴晓铃、樊骏、王春元、栾贵明、张锡厚等人组成，我也在内。这个名单是由工、军宣传队确定的，我估计他们主要是看谁最先能走得开，因此选择单身居多。我们每个人可以寄两件行李。12日下午，先遣队坐火车到了河南信阳，取行李时发现少了张锡厚一个帆布箱子，他颇为紧张，说：“那是我全部的家当啊！”我于是打电话回所给张大姐，她说：“昨天是忘了一只帆布箱没有寄，那就跟大队人马一起带下去吧。”我告诉张锡厚，他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先遣队到河南罗山去了，我留下来接应大队人马。那两天住在一个中专学校里，人生地不熟，日子很不好过。15日晚七时，天上飘着小雪，文学所山大队人马来了，他们扶老携幼，竟有一百七八十个人，暂时住在地委招待所。没有两天，他们都启程去了罗山。我与栾贵明、董乃斌三人是骑自行车到罗山的。到达目的地时，看见张正正在水塘里洗衣服。
我们住处离罗山县城东南角七八里地，这儿原是一个劳改农场。单身的人住在大院里，是通铺，每人只有七十来公分宽的地方。有家属的都住在附近。这里是丘陵地带，附近不远处是一个村庄。不几日，从老乡们那里传来一句话：“这批劳改队员真不简单，他们都戴一副眼镜，每人还有一块大手表。”从中可见我们这批人给当地老百姓最初也是最直感的印象。时值冬天，没有什么农活，只是分了一些人去点上养牛，因为离我们点四五里路有一个大队的村庄。负责为大家烧开水的是钱锤书与张书明，每天供应一百七八十号人的开水，他俩虽然干得很卖力，可一个小锅炉实在负担不轻。有时候打的水不够开，有人就戏称钱先生为“钱半开”，钱先生的这个绰号后来就这样传开了。
罗山的这个地方刚好住满文学所的人，如果再有学部的人来就很难容纳了。军宣队负责人说：你们要走一辈子“五七”道路，你们的子子孙孙也要在这儿生长，必须找一块大地方才能施展得开。于是，指挥部决定文学所搬到息县经济所那个点上去，12月20日搬完。
我们文学所干校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东岳公社里。公社所在地有一百多户人家，房屋都是土坯房，一律是草顶，公社大院也是如此。这里还有一个外贸收购点，有几间瓦房。我们的草棚食堂就在这个点上。一个公社拿工资的大概二十人左右，工资最高的不到四十元。我与孟繁林、张朝范等五人住在老乡的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进门要低头，只有一个小圆窗户，直径最多十五公分。
这里是平原。一马平川，村落也不密。文学所干校五个点都分布在公社西边，点与点之间相隔一二里路。这里没有水田，只种旱谷。我所在的点离公社大约三里路的样子。
不久，我们开始备料盖宿舍。第一排盖了八间房子，每间十八平方米，两头各有一个大间，相当于小间的两间。文学所只有一个老李是木工，他懂得一点盖房子的门道，其他人则完全是自己摸索着如何砌墙。灰缝要留一公分，一块砖要放平。这些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灰缝留得常常不是大就是小。房子的隔墙是用土坯子砌的，我们用沙子灰来粉刷。我记得有一次粉墙是朱寨先生当小工，他称赞我撒得开，是“大手笔”。沙子灰干了以后比较白，三四个月后发现有裂缝，有的地方竟大块大块地掉下来，当时不知道土坯墙和沙子灰是不容易粘合的。后来我们造食堂时就吸取了教训，全部用砖墙，沙子灰粉刷。在造宿舍与食堂的过程中，门与窗户的发圈我都学会了。我们造第二栋房子的时候，为了省料，只在窗台下砌砖头，窗台以上都是砌土坯。土坯都是自己脱的，女同胞拿模子，男同志供泥。每块土坯长三十公分宽二十公分厚十公分，足有二十多斤重。粉刷也是全部用泥抹，里面加一点草作筋，所以这栋房子就比较黑。我记得盖瓦前正遇上5月7日，工宣队老李说是为了纪念“五七指示”发布四周年，要把八间房子盖瓦以前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于是我们干到了深夜两三点钟。
“五七指示”是毛主席于1966年发布的，让知识分子“学工”、“学农”与“学军”，就是要知识分子做一个多面手。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听老革命的教务长做报告，他说：“什么是专家？专家就是专门家，也就是只懂一门，其他什么都不懂的人。”他的话虽说得很直白，似乎有他的道理在。可我私下认为让一个知识分子做“工”“农”“军”都懂的多面手，不怎么可能。毛主席似乎比较认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方式，以肉体的磨炼来起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效果，遍及各地的“五七干校”，实际上成了劳动改造的地方。
在我们西边半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小蒋庄，十来户人家。在小蒋庄的东边也有两个水圩子，却没有房子，后来我们知道这就是1960年的“信阳事件”造成的，两个水圩子饿死了几家人，剩下一两户就合到小蒋庄去了。到了夏天，我们就在那两个水圩子里面洗澡。离我们住处一百多米的地方是几个猪圈，开始养的猪比较少，猪可以吃饱。后来猪越养越多了，大大小小养了有二十几头，因为没有足够的饲料，猪经常饿得嗷嗷叫，其中还有一头老母猪。何其芳是饲养员，他的“猪忧亦忧，猪喜亦喜”的名言，就产生于此时。我那时常见其芳同志挑两个铅桶的饲料去喂猪，如果碰到雨天，他就步履艰难，只能蹒跚前进。后勤排里还有个张宝坤，她有一天见老母猪在猪圈里东窜西跳，很不安宁，她不知道这是老母猪“发情”，所以不知所措。老母猪左冲右突终于跳出了猪圈，飞快地奔到外贸收购点，张宝坤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老母猪与外贸收购点的种猪交配后，悠哉悠哉地回到猪圈，真让张宝坤哭笑不得。
1970年夏秋，我们还给“中心点”盖过两栋房子，一栋是一排八间的住房，另一栋是三间厨房。造这栋住房时我们可用了大力，既然“中心点”将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觉得就不能给文学所丢脸。这时我砌墙技术有所长进，与王善忠、吕其桐二人一起成了全所最好的瓦工，我负责把一个角，造厨房时也是如此。我们还有女瓦工，朱寨先生的夫人张帆就是一个。一天，张帆、我和做小工的王春元一起站在西山墙的脚手架上千活，我递一支“黄金叶”香烟给张帆，她连忙说：“给一支王春元。”她是怕我不给王春元烟，其实那会儿我已经准备给春元递烟了。王春元当时是“五·一六”学习班的成员，正在受审查。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中国科学院在“文革”中，斗争最酷烈、持续最久的运动。先是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点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之名，“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方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全北京传达，“五·一 六”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于是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便在进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军、工宣队领导下全面展开，办了多个学习班。
那段时间里，我和大何、王保生、栾勋等聊过，大家觉得不应该与学习班的人搞得那么剑拔弩张。栾勋与王春元的关系最先缓和下来。我与春元的关系也因一件事得到了缓和。那一次他被派去“中心点”挑石灰膏，半路上就歇了下来。我对王信说：“王春元怕是吃不消了，我去接他。”于是我一人跑去了，到跟前一看傻了眼，原来他挑了满满两铅桶石灰膏，足有一百二三十斤。小名叫“小黑子”的王春元，本来并不白的脸上呈现出灰白色，这时他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二话没说，将他的担子一肩挑到了工地。王春元后来跟我说，他转变对我的看法，就始于这件事。可见患难见真情还确是至理名言。
不久，干校领导想到了砌窑烧砖。原先在离我们住处半里路的地方，就有一座窑，比较小，一次只能烧三四千块砖。这座窑像所有的窑一样，是椭圆形的，我们砌的一座窑却是长方形，不知是哪位工程师设计的。窑砌到三四米高时，四周的土都培好了，突然那个窑轰然倒塌了。文学所的人命真大！出事时幸好是中午时分，大家都回去吃饭午休了，不然一定会砸死几个人。后来在近代史所附近又砌了一座窑，改为椭圆形的了。给窑培土时，我和王信见大何一人拖一板车土，往窑上直跑，几步就跨到了窑顶。等大何下来休息时，王信开玩笑问：“是大何厉害，还是一条毛驴厉害？”我应答：“肯定是大何厉害。”大何回了我俩一句国骂。大何是关西大汉，一米七八的个头，五大三粗，挑豆荚能挑两百多斤，拉板车也跑得特快。记得有一次往息县方向一个窑拉砖，大家都是拉二百块砖，我怎么都赶不上大何，不仅因为我比大何矮，力气也不如他。那天下午还去了二十五里外的包信拉高粱秆。拉砖是坐卡车去的，去包信则是步行，来回足有八九十里。
1970年下半年，小蒋庄的孩子狗蛋来我们的厨房玩。那时他七八岁光景，脑后拖着一撮“胎毛”。烧锅炉的正好是蔡仪先生。蔡先生是美学家，他觉得小男孩留着“胎毛”实在不美，就想办法给他“美发”。知道硬来不行，就先给狗蛋一只馒头，再说服狗蛋同意剪掉那多余的“胎毛”。没料到，狗蛋的家人得知后急冲冲要来问罪，后来总算被人劝阻住了。蔡先生的“审美”观在这里遭遇如此“挑战”，好心办好事居然险些酿成大祸，这是大伙儿当时都有点始料不及的。时隔三十五年后的2005年7月1日，息县召开“思想家顾准九十周年诞辰纪念会”，大何、王保生顺便去了一趟小蒋庄，人们围上来时，保生还问了一句：“狗蛋来了没有？”人们指着一位妇女说：“她就是狗蛋媳妇。”她回答道：“狗蛋去浙江义乌打工去了。”听王保生说，他们这次重回息县，受到县政府的隆重接待，当年的“劳改队员”，出入均警车开道，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1971年正月二十九，我回句容探亲。在家待丁半个月。回河南后，得知妻怀孕的消息。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儿子和女儿，又想到生活实在不易，所以决定不再要孩子了。我让妻去做手术，可我母亲坚决不同意而作罢。那时当小学教师的父亲与一直漂泊在外的我，两人工资加起来每月不足百元。年迈的母亲因为坚持要这个孩子，为减轻家里负担，自妻怀孕时起就下田做工。我记得第一年她就挣到了一千八百个工分，足够她的口粮了。第二年春节后我又回乡探亲，小女儿小军睡在摇篮里，那时她三个多月，我一逗，她就笑了，长得挺漂亮。爷爷奶奶特疼爱小军。1992年她在南大上班，第一个月工资一百四十七元，她特地给奶奶买了一身衣料，她知道没有奶奶就没有她。
这年的3月中旬，文学所杀了一头猪。只养了五六个月，就出了二百多斤猪肉。猪大、小肠洗过以后，放在煤炉上，煮了一个晚上。到清晨一看，只剩下一锅油，不见肠子的影子了。我当时回家探亲还没有回来，之后听说了这事，直叹一群书生，好东西没有捞到好吃啊。
1971年4月，据说是中央认为学部干校抓革命不力，搞生产耽误了抓“五·一六”，于是让大家又搬到京广线上一个叫明港的小站去。我们住在离明港六七里路的一个废弃了的军营里。军营有一二十栋平房。这时军宣队领导都换了，一开始就学延安整风时的文件，规定“大部不捉，一个不杀”，另外对“主犯”与“从犯”、“被胁从”与“受蒙骗”也进行了区别。我在班会上认为，“主犯”与“从犯”是敌我矛盾，“被胁从”与“受蒙骗”是人民内部矛盾，属敌我矛盾的在文学所只有极少数，其余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