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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有机会正式采访毛泽东，并被留下来与毛泽东和夫人江青一起吃饭。毛泽东留给他深刻印象：
他在我的记忆中得分最多之处是他的镇定，既不像蒋介石让膝关节不停地摇曳，也不像蒋对一个问题感到紧张时全身抽搐。没有人手持着电话记录进入，也没人在他谈话时插话打岔，这倒像在蒋的暗室和白宫里的椭圆型办公室中的情形。这里是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库。他，毛泽东，显然既不是行政官员也不是管理人材，而是个圣人，他思考问题时是一定不可打扰他的。那不是一场对话，我是一名学生，他正在开导我。他的个人性格是威严的，不允许同他相悖或争论。但同时又是让人畏惧的。……毛给了肯定的回答。在共产党的新中国，会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新闻自由。在他明天的中国，人人都能在报纸上发表见解，在什么样的报纸都行——除非是“人民的敌人”。（《自修德回忆录》，206…207页） 在延安的直接感受，让白修德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理解：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十八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像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白修德回忆录》，第198页）
在应邀参加周六晚上举办的舞会时，白修德感受到政治氛围中的另一种快乐：
几把中国式的管弦乐器拉起来，腰鼓敲起来，口琴和纸糊的马梳就奏出悦耳的音乐，党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在地板上转起了快活的舞步。……朱德不跳舞，坐在桌子边喝茶，格嘣格嘣地嗑瓜子。但朱德夫人却像一个老祖母，要求和年轻人作舞伴。叶剑英把他三岁的女儿妞妞领来了。她和其他的小孩子们在一串椅子间跑进跑出捉迷藏，身为总参谋长的叶剑美也着迷地迈起了舞步。他的面部表情颇具有一些墨西哥人的特色，留着一副毛笔状的小胡子，操纵着他的舞伴在地板上跳着，根本不顾音乐节拍，一直迈着那种既像自由流畅的探戈又像优雅大方的华尔兹舞步。林彪喜欢跳狐步助兴。美国士兵们也离开了他们在山上的观察岗位，应邀前来助兴。他们对跳舞一窍不通。有个美国人对一个中国姑娘做了个不礼貌的动作，紧接着便发生了周恩来走访美国观察站司令戴维·巴雷特上校的事，正式提出了抗议。周解释说，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允许的，除非那个美国士兵是真心实意地爱上了那个中国姑娘。（《白修德回忆录》，第190—191页）
自修德上面提到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在未来几十年时间里，都将继续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将他们的名字、故事、命运串连起来，二十世纪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画面，就将一幕又一幕地生动呈现出来。
此时，1944年11月7日这一天，呈现在白修德眼前的画面，则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突然飞抵延安。赫尔利没有事先通知就突然到来，引起了延安的轰动。所有中共领导人都立即赶到机场迎接。
自修德也赶去了。在与赫尔利见面时，他把与毛泽东的谈话要点转告赫尔利。他的这一做法，马上引起来自赫尔利和毛泽东两方面的共同愤怒。他在重庆与周恩来建立的长期良好关系，他与毛泽东刚刚形成的融洽关系，他以往所做的倾向于中共的努力，顿时化为乌有。兰德在他的《走进中国》描写了发生在白修德身上的这一戏剧性变化：
然而，赫尔利把他的巨大愤怒都洒在白修德身上。白修德本来很热心地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曾对他表示过他永远不会和蒋介石签署任何协议。赫尔利记录了这一点：“《时代》和《生活》的记者白修德告诉我，他刚和毛主席谈过话。毛说不可能在他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协议。白修德告诉我为什么毛不能赞成国民党政府的原因。白修德的整个谈话非常明确，就是反对我正在进行的使命。”赫尔利对白修德非常恼火，而毛在听到赫尔利说，白修德转告了他的谈话就更为恼火了。可以设想赫尔利拿出了谈话记录。如戴维斯指出的可以这样假设。毛的这一愤怒由他的发言人黄华发到白修德身上。白修德与共产党的关系从此结束。
赫尔利在延安一共呆了三天，然后飞回重庆。白修德和周恩来两人同机返回。白修德在延安已成为极不受欢迎的人。周恩来为蒋介石签署五点协议一事随赫尔利一起返回，一路上却很少和白修德讲话。在重庆，白修德写了一篇乐观的关于终于实现联合的报道。但是，等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看到这份修改后的协议后，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种乐观的想法。“共产党卖给你一份物资清单。国民党政府永远不会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宋子文对赫尔利说。
这便是一切走向结束的开始。美国能够摆脱蒋介石而与共产党和解的希望开始化为泡影；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敢于提出和解建议的行动开始结束；赫尔利将军的精神健全也开始结束。赫尔利陷入到无所作为的恼怒之中，满肚子的怒气首先直接洒到那些传话人的身上，他们告诉他，宋子文已经破坏了他的努力。……在从延安返回六个月后，赫尔利被任命担任驻华大使，他又把怒火洒到白修德身上。他叫白修德“你这该死的臭娘养的惹事生非的小杂种”。（《走进中国》，第282…283页）
在历史深处，我看到了白修德落寞、尴尬的身影。我想象着，回到重庆的白修德，说不定又一次来到史迪威寓所，追想难以忘怀的日子。如同许多年之后的我，他大概也会走下庭院的台阶，俯瞰山下的嘉陵江。
江水流淌，年复一年，从1944年一直流到今天。
完稿于2006年5月8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三联书店，1987年
《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美＇彼得·兰德著，李辉、应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China lmage In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Luce（《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PatriciaNeils，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0
《赛珍珠传》，＇美＇彼德·康著，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
《史沫特莱传》，＇美＇简·麦金农、斯·麦金农著，江枫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王湄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政坛败将——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王朝柱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吴少秋、陈方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醒着的梦
严 平
一九六六年夏日的一天。
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家里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我起床，随便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呆呆地望着窗外那一片绿色的小树林。远处，正对着我家南窗的是京城具有几百年历史的鼓楼，再远处，是我和同学们很多次攀登过的景山、白塔……以往的这个时间里，我应该坐在课堂里听课，或是接受老师的提问，可现在，我百无聊赖地呆在空荡荡的家里，望着斜挂在墙上的书包和散乱在桌上的书本发愣，不知道如何打发这漫长难耐的一天。
忽然，从外面传来的一阵吵闹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抑制不住好奇地跑上阳台观望。一群人正浩浩荡荡地从办公大院那边走过来，前面的几个人低头弯腰胸前挂着大牌子，有的边走还敲着锣。我飞奔下楼，看清了押着的人里面有我认识的一两个叔叔，他们都是这所大院里的著名人物，平时常和父亲一起谈论工作。此刻他们被人推搡着，踉跄着脚步狼狈不堪。其中一个叔叔头上的高帽子歪斜下来，衣服被撕破了，双手向后反扭着，他挣扎着，从突然扬起的涂着墨汁的脸上，我看见了他扭曲的无比痛苦的表情。那一刻，我感到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一种颤抖像电流一样传遍了全身。我觉着难受，想要跑开，但周围的人们都表现出极度的兴奋，他们高呼着口号，神采飞扬，那阵阵的口号声把我拉回到一种更大的近乎神圣的热潮中。
人群在宿舍院里绕了一圈，就、路高呼着口号游回办公大院，沿途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大人们越走越快，我们这些孩子便跟在人群后面奔跑，大家前呼后拥地向着大礼堂的方向冲去。
我跑着，忽然听见一个声音在叫着我的名字，我顾不上仔细听，还是奔跑，那个声音很固执，终于我被一只手狠狠地抓住了。我停了下来，看清是我的舅妈，她一定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追上我，她上气不接下气，脸上海一条皱纹都涨得通红，我还没有来得及挣脱她的手，就被她使劲地拖到一边，她压低了嗓子，但却是让我听得清清楚楚地说道：
“你还看人家，也不想想你自己！”
那声音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我的头立刻低垂了下来，整个人就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我慢慢地跟在舅妈的身后，她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挪动着三寸小脚，把我带回了家。
那时候，我的精神是如此的混乱和不安。
我还不到十三岁，精力充沛，充满了想象。几个月前，我正在一所国家部委的子弟小学认认真真地读着六年级的课程，再有半年就要升入中学，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在老师的督促下发奋努力，准备报考自己理想的学校，生活在我们的眼里，单纯得就像是一条平静的毫无波澜的河流，我们在这条河上驾着自己的小船随波逐流。
“六一”那天晚上，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家里为终于结束了童年生活而庆贺，我们吃着糖果的时候，院子里的大喇叭突然地响了起来，一个播音员用全国人民都听惯了的声音，朗读着北京大学的那张大字报。他洪亮的嗓音和带着威震力的调门并没有影响我们的聚会，我们照样吵闹欢笑着，谁也没有意识到，仅仅几天之后，我们的生活和梦想就被彻底打破。
很快，我的学校就乱了起来，第一张贴出的大字报是指向校长的，接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出现在校园里，开始是批判校领导，后来扩大到老师之间的相互揭发。一个出身不好的女老师，被怀疑是特务，一个长相帅气的体育老师被揭发出和女同学的暧昧关系，一个平常被认为骄傲的数学老师得到的大字报最多，说他是校长的红人，是毒害学生的刽子手，还有如何崇拜西方等等……
停课了，最初的感觉是很奇怪的，原有的不可逾越的规矩在几天内就如废墟般地坍塌了，不用再聆听老师的训斥，不用准备考试，更用不着再怀着压抑的心情揣测自己的前途，这真好像是一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大的节日的到来。我们解放了，像是一群被从圈笼里放出来的咩咩乱叫的羊，毫无顾忌地四处冲撞着。
我好奇地读着校园里那些墨汁淋漓的大字报，那上面写的每一件事情都使我感到吃惊。不久，我们就对学校的大字报失去了兴趣，开始四处跑着看别处的大字报。我和几个同学几乎天天疯子似的漂泊在大学的校园里，我们在树林般的大字报中穿梭，盲目地读着那些惊人的语句，或是一连几个小时地钻在人群里听着那些狂热的人们用我们似懂非懂的语言进行激烈的辩论。终于，我也开始写大字报了。我这个一向受到语文老师宠爱的学生，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我尽可能地模仿着别人大字报上那些充满火药味的语言，加上一些从别处搜罗来的事情，拼接在一起描述着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给小学生带来的毒害，当我把大字报贴上学校的墙壁，竟然有了一种自我欣赏的感觉。渐渐地，我又感到不过瘾。在—个早晨，当我和同学怀着兴奋的心情把我们的大字报贴到一个大学的校园里时，引起了一阵轰动，有人感动地叫着：快看，连小学生也起来造反了，真了不起！我们还参加各种集会：清华大学的批判会、北大的万人辩论大会、北航的批斗会……每一次，我们都是从学校出发，徒步前往那些大学。我从未走过那么远的路途，夏天的太阳毫无遮拦地照在脸上，我头晕脑涨，浑身大汗，脚上磨起了泡却拼命咬牙坚持。有一次，当我们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赶到北大时，大会已经结束，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手拉着手混合在大人们的队伍中狂呼着口号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可是激动的心情竟然一连好几天都难以平静。
我很快就习惯了周围的一切，我尽可能地学着周围人的样子，像他们一样说话、穿衣，像他们一样挥舞拳头高呼口号、高唱战歌。街上那一队队被押着、被捆绑着的黑五类不再使我心惊肉跳，甚至在有的同学把装大便纸的纸篓扣在同班女生的头上时，我也能够表现出无动于衷。我还和同学一起冲进一个出身不好的老师家里，寻找变天账，我们翻遍了所有的地方，也找不到，最后想起电影里有的坏人把情报塞进鞋里，于是我们又把每一双又脏又臭的鞋翻遍……
那时候，我的心里充满着自豪，血管里涨满着无法抑制的激情，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父母遗传给我的，他们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使我极力想要效仿。就像当时那副最最流行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然而，这突然降临的激情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跟在舅妈的身后慢慢地走回家，舅妈那逼近我的脸庞，那湿热的紧抓着我的手臂，和那近乎咬牙切齿的声音，把我从狂热中拉了出来，她把一桶冰冷的水从头顶灌下，让我想到了我真实的处境。
——母亲已经很多天没有回家了。
事实上，从春天开始，家里就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母亲一回家常常关在房间里和父亲低声交谈，看见我们进来谈话就停止了。那段时间，母亲和父亲还不断地接到老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他们说话的声音有些怪，脸上的表情多半是严肃和不安的，接完电话也总要关上门谈论很久。
我没有心情过多地注意他们，我当时还在为自己的升学问题而苦闷。
五月下旬，母亲作为北京工业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参加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市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李雪峰、吴德主持，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如何搞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离开了北京，刘少奇要派工作组，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对中央文件时而理解时而糊涂。最初，母亲还尽量保持着和学校的联系，并按以往的经验不断地提醒党员和干部不要犯错误，但很快就听说学校已经大乱。会议正开着，有几个学校的领导就被揪回去批判斗争，他们从学校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