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高兴得太早了。“烦人的激战”马上就让他“受难”了。
丢尽面子的蒋介石愤怒之极。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不得不同意撤换史迪威。这一次，史迪威的老朋友马歇尔也爱莫能助。1944年10月19日，美国陆军部来电，命令史迪威回国。在与史迪威的个人较量中，蒋介石赢了。
可是，从未来发展角度看，蒋介石又未必是真正的赢家。曾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蒋介石当年能够按照史迪威的方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快对地面军队的训练，加大对军队结构的调整和指挥官的培养，同时，也相应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这样，他在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就不至于转瞬之间兵败如山倒。而且，他极力反对史迪威提出的援助共产党军队，让共产党军队也加入到盟军行列作战的建议，相反却采取包围共产党地区的做法，反倒使共产党能够实施自己的战略，在敌后建立根据地，逐步扩大自己的力量。如果从这一历史推论出发，那么或许可以说，排斥史迪威，实际上是蒋介石目光短浅的狭隘之举。历史证明，是他把自己从山顶拉下来，丢到了悬崖的边沿。
史迪威被选为《时代》封面人物，不是在他雄心勃勃走马上任时，不是在他承受缅甸战役溃败的打击但却成功撤至印度时，也不是在他卓有成效地在印度基地训练新型中国军队并艰难地指挥修建中印公路时，而是在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最终爆发，罗斯福不得不将之召回之时。
《时代》报道了史迪威的悲壮离去：
如情况所发生的，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华盛顿下达的召回命令。第二天，史迪威按惯例喝完一杯茶，然后去与委员长辞行。他谢绝了最高勋章。他出席同事的最后一次鸡尾酒会，装好哑铃、缴获的日本武士刀和旅行服。随后，他坐上漆成银色的运输机——有名的“乔大叔的战车”——飞往美国。（《时代》，1944年11月13日）
罗斯福在白宫就史迪威的召回举行记者招待会：
富兰克林·罗斯福往象牙长烟斗里装上烟。白宫记者问：“……您能告诉我为什么必须召回史迪威将军的背景吗？”总统弹弹细白条衣服上的烟灰，回答说：“事情很简单。史迪威将军干得相当出色。我非常欣赏他的个性……你们都有自己喜欢的或不喜欢的人，因为你们本身也是相当有个性。蒋介石委员长和史迪威将军的关系不再融洽，对，早就这样了，最终有一天委员长请求派别人去替代史迪威将军。我们同意了……情况就是如此。……”
总统称，解除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的职务，与史迪威将军的被召回毫无关联。（《时代》，1944年11月13日）
在重庆，替蒋介石出来应对局面的是外交部长宋子文。他发表书面声明，称史迪威被召回“完全是个人原因”。（参见《时代》，1944年11月13日）
回到美国的史迪威则保持了沉默。他承受的打击太大，他对中国未来局势有更深的忧虑。
上周，不苟言笑的史迪威从远东回到华盛顿。他保持沉默。他的沉默意味深长，因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史迪威对中国的熟稔。很少有人能够很好地理解他被召回所产生的戏剧化危机，对中国、美国、世界未来命运的影响的严峻性。（《时代》，1944年11月13日）
说得不错，未来的严峻谁都难以理解，无论这一冲突中的赢者或者输者。
1946年，被授予四星上将的史迪威，因病在美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重返中国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
许多年过去了。2005年夏天，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在重庆走进史迪威当年位于嘉陵江边的寓所。老房子修葺一新，已被辟为“史迪威将军纪念馆”，陈列的不少实物，由史迪威的后代提供。
走进庭院，一块纪念碑迎面而立。纪念碑是一本翻开的书，左为英文，右为中文，镌刻着罗斯福总统1944年5月17日写给重庆人民的致敬信：“我以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名义致书重庆市，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民的敬意。还在世界人民了解恐怖袭击之前，贵市人民在多次残暴的空袭面前，表现出坚毅镇定、英勇不屈的精神。这光荣地证明：决心争取自由的人民，其意志决非暴力恐怖所能摧毁。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诚将永远鼓励子孙后代。”
纪念馆里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在参观。一会儿，走来一批美国人，一攀谈，原来他们是由美国史迪威基金会组成的访问团，其中有几位是当年参加过中国抗战的美军飞行员。他们在后代陪同下，逐个房间走过。我静静地看着他们，他们微笑着对我点点头。我随着他们缓行，看他们在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面前指指点点。他们时而谈笑，时而屏气凝望。
大家一起怀念一个人，一起回望曾经环绕在那个人周围的一切。五 历史深处的落寞
史迪威乘坐“乔大叔的战车”离开重庆时，与之同行的有两位美国记者，其中一位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艾特金森，此次回国，他随身带上了由白修德写给卢斯的长达十几页的信件，为《时代》准备了关于史迪威事件的全部背景材料。在白修德看来，那本来会是一篇最全面、最有深度的轰动性报道。
从史迪威来到中国后，白修德就与之建立了良好关系，极为欣赏史迪威的军事才干和主张援助共产党军队的方案。1944年1月，正是白修德组织一批外国记者，就要求前去采访中共地区，与国民党中宣部成功地进行了一场交锋，以打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的方式配合了史迪威。因此，当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进入白热化的最后阶段时，史迪威破例地把他最要好的两位记者朋友白修德和艾特金森，叫到他的寓所，告诉他们全部内幕。在他离开中国之前的几天时间里，他甚至允许白修德和艾特金森走进他直接接收华盛顿来电的“绝密”电报室里。他要他们等一切过后报道“事情真相”。他告诉这两个记者，几天后他就会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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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本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当白修德看到日本通讯社摘发的《时代》1944年11月13日封面人物史迪威的报道时，他才发现他的报道已经被编辑阉割、改写，加进了许多他完全不知、也绝对反对的内容。他恼怒了。他甚至在重庆的办公室里，贴上了这样一个告示：“《时代》所发报道，与这里无关。”
兰德这样写到此事：
这是一篇历史性文章，如果《时代》予以发表，本应成为白修德和《时代》的伟大杰作。在这篇报道中，史迪威被描写为一个英雄，并且揭露蒋介石的腐败、堕落和独裁，将吞噬他的政权。这样的文章《时代》当然不能接受。相反，如白修德后来所写，“卢斯拿到我所写的关于史迪威危机的完整报道，将之改编成一个充斥谎言、完全虚假的报道。”这个编辑是钱伯斯。他加进报道的内容，是美国必须支持蒋，不然就会把中国让给俄国。白修德回忆：“报道充满启示录的调子，如通常的启示故事一样，具有的力量和
描述的未来都大错特错。”（《走进中国》，第274页）
白修德为之恼怒的，首先是报道中对蒋、史冲突的叙述：
中国人在长达七年独自支撑的抗日战争中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不愿意向史迪威将军提供所需要保卫缅甸的军队，他们担心日本军队会突然在东线发起进攻。上周，日本开始这一攻势，试图将中国一分为二，蒋介石政府大概会觉得自己的缓行政策是正确的。
华盛顿不是提供装备，而是建议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白宫相信，国民政府在国内改革的压力下，向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政权让步，可以使其在与日本作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没有任何人敦促中国共产党向重庆让步。
中国的耐心。不过，委员长忍耐地听从之。他在严厉的磨练中——三十三年间结束封建主义的革命、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剧痛、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早已学会了忍耐。此前，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他强咽下自己的傲气。他同意让史迪威将军监管美国提供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如此的条件从未向别的外国人提供过。蒋介石在内心不信任租借法案，但他只有一次对一位同僚苦涩地抱怨道：“美国人要我当奴隶，为了胜利，我不在乎当一个奴隶。”——说到此处，他因恼火而提高声调。——“但是，他们对待我就像我是一个贼！”
然而，绝大多数华盛顿的建议委员长还是勉强接受。他已接受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军队参谋长的建议。接下来，似是在谈论史迪威的具体权限时，他的指挥范围被远远扩大。或许如一些报道所写，华盛顿最后坚持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据称，坚决拒绝蒋的指挥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愿意接受一位美国将军的指挥，从而可以获得美国武器。蒋当然有理由认为，美国看不到这样做将对国民党中国带来的危险。不过，如华盛顿一样，史迪威一直相信，让中国共产党军队参加对日作战，中国的战争实力将会加强。（《时代》，1944年11月13日）
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中共的人之一。因此，《时代》报道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令白修德无法接受：
白宫和史迪威将军坚持要蒋委员长必须与之合作的延安的共产党政权，是什么类型的政权呢？
中国共产党有他们的同情者：著名的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为亚洲而战》的作者），史沫特莱——一个美国矿工的女儿，《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的作者，是延安的辩护者。另外有一些美国的旅行记者，也赞颂延安的土地改革、合作社、士气高涨的军队、有效的游击队组织。他们却从未报道过延安严厉的新闻审查（比重庆更为严厉）、它的铁一般的党的纪律、关押叛徒的集中营、秘密警察，以及其他极权主义的特征。
中国的痛苦。在第一年（1937—1938）的共同抗日中，延安和重庆之间的信任就颇为勉强，而在过去的六年里，一场未公开宣称的内战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北方进行着。双方都力图掩盖流血残杀的细节，在中国的战争日志上也读不到相应记录。其中包括在单一地区持续十五天、投入四万兵力的相当激烈的战斗。在这一内战中，共产党取得了显著胜利，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进逼政策，而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不能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他们。共产党现在声称已控制八千万人口，主要是在被占领的中国区域（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他们对这些区域的成功渗透，赶走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赶走重庆方面的游击队和政权机构。
……
的确，如史迪威将军和其他人所抱怨的，蒋介石一直在用军队封锁延安。但封锁总比爆发内战要好。因为，延安也是一个战争前线。如果蒋放松封锁，也许全中国完全不属于民主事业了。
……
如果美中关系的裂缝不能很快弥合，中、美双方都将是灾难。因为，如果蒋介石不得不按照延安的条件与之和解，或者，如果他被迫解除对中国共产党地区的军事封锁，一个共产党中国（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就会转向俄国（拥有两亿人口）成为国际盟友，而非转向美国（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时代》，1944年11月13日）
这篇报道还专门提到了在延安整风期间，因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而受到严厉批判的王实味，并配发了一张毛泽东的照片。．在我所看到的史料中，这是外电报道中最早提到王实味。《时代》写道：
但是，在题为《野百合花》的四篇系列文章中，延安新的一瞥被呈现出来。由王实味撰写的这些文章，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作者是奥尼尔作品的中译者，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教员，他有十六年的中共党龄。《野百合花》最近被人从共产党中国偷偷带出来，它是为一场共产党整风运动而写，该运动由中共政权的领袖毛泽东发起。
……在发表《野百合花》后不久，王实味被文抗协会开除，说他是托派，指控他反共。随后他消失了。（《时代》，19鸲年11月13日）
不只是白修德一人对《时代》的这一报道表示不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远东记者冈瑟·斯坦（Gun－therStein），参加过“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对延安的采访，他在1945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叙述了他对王实味的直接采访，以此来反驳王实味等作家已被处决的传闻，并把批评矛头直指《时代》。书中所述，是我所见到的唯一由外国人记录的王实味本人谈话：
几天后，我们碰到了另一个后来我们称之为“活死尸”的人，即以前的托派王实味。他是应我们的要求来到宾馆的。下面是王实味的谈话。
“我在1936年加入共产党，我没有承认我以前同托派有关系，第二年我就到了延安。在1941年困难时期，我对延安的情况表示不满，当时国民党的封锁愈来愈严，我们的情况很糟。那年年初，我在延安共产党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指责共产党退化。经过多次辩论会后，我相信我自己再次受了托派思想的影响。”
“但是我的问题都已解决了。我从来没有被拘留或受审讯。过了那个困难时期，边区的发展比以前在理论上的辩论，更明显地证明我是错了，在我们处于最危急的时期，我是个失败主义者。然而，党以它的宽大政策对待我，我辞职后不久又复职了。”
“你看我活得很好，尽管西安有人为我和那些同样活着的人们开过追悼会。我曾同你们当中认识我的国民党同事谈过话。”
这个人的幽灵后来在美国又遇到我了。一份读者极为广泛的美国杂志相信他真的死了，发表了一篇十分曲解的关于王的故事，把他过去在政治上的对立与现在联系起来，并说他神秘地消失了。（《红色中国的挑战》，第277…288页）
的确，白修德和斯坦的不满有其道理。到1945年王实味依然活着，《时代》的报道显然有误。处决王实味则是在国共内战爆发后的1947年。四十四年后，1991年，王实味被平反。
就在史迪威的“战车”1944年10月21日飞离重庆的第二天，白修德也坐上一架美国邮政飞机，他的目的地是延安，他开始了自己的西北之行。这一次，他将在延安逗留二十天。
运气又一次恩惠白修德。在延安，他将切身感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的热烈气氛；在延安，他将亲历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抵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的过程，而他个人身份的介入，却意外地为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原本良好的关系笼罩上了阴影，从此，他将处于尴尬境地。当回顾现代史上相当重要的场景时，白修德的故事为历史细节平添了意味无穷的偶然性和传奇性。
走进延安，白修德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共产党对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问题上闹翻的事一清二楚，对国民党军队腐朽和溃败的情形甚至比谁都清楚。他们正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他们所有的那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有的从地下状态，有的从游击抵抗区，有的靠徒步行军，纷纷回到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十六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