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院留学，发型留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社交样式，饰以珠宝，她是虔诚的循道宗的基督徒。上周，第一夫人美龄又一次接受了她很少拒绝的拜访请求——最迫切的请求是来自威斯理学院的女校友，她们希望被接见。觐见中国第一夫人总是安排喝茶。
喝茶地点是在第一夫人在其丈夫的首都南京的住所，小巧的房子由红砖和灰水泥高墙环绕。为什么她从不和丈夫一起露面？为什么他们没有孩子？她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尽管一般只可能回答其中一两个问题，但上周，中国的这位优雅、坦率的第一夫人，却向她的威斯理学院的校友回答了过去一年的所有问题。她最后的也最简洁的回答是：
“我一直在考虑生育孩子如何使母亲无法履行社会义务，中国目前需要的是自由的妇女来训练别的妇女。”
第一夫人美龄的首要社会工作是抚养孤儿，他们的父母均死于她丈夫的战争中。
问到她是否一起参加蒋主席的行军。她温和地说：“是的，我经常想这么做，经常！但把我们两个的生命同时都放在危险之中，显然是不明智之举。”
直到上周，所有威斯理的来访者还在说到为他们倒茶的第一夫人美龄，身着上等丝绸的中式旗袍，脚上的鞋则是在威斯理制作的（不是中式的），她操一口带有波士顿口音的英语，戴着亮闪闪的珠宝戒指，珍贵的翠玉耳环。一个女校友惊叹道：“这个古董花瓶真美！”这时，美龄优雅地回答：“不错，它很古老。但那边的那个玉瓶更老，有八百年了……”（《时代》，1931年10月5日）
宋美龄重返母校是在1943年3月，她正沉浸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与罗斯福总统夫妇会见引起的轰动之中。于是，母校之行，为她的1943年增加了一个怀旧的细节。
我在前往威斯理学院之前，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查阅了1943年的《时代》杂志，并将关于中国的报道几乎全部复印下来，其中就有对宋美龄重返母校的报道。
宋美龄给母校带来了兴奋，带来了她在美国的一大笔稿费作为个人捐款。有意思的是，她喜欢穿宽松长裤，这却给校方带来了措手不及的时装解放的冲击波。《时代》描述道：
威斯理学院最有名的毕业生，上个周末回来了，她就是声名荣耀的1917届学生宋美龄。她要来看看，自从上次参加过五一滚铁环、六月歌舞活动以来，这座校园发生了哪些变化。
蒋夫人乘车穿过威斯理村，它看上去“一点儿也没有变化——而是更像图画一样”。在她当年作为高年级学生住宿过的塔楼学生宿舍区，这一次为她准备了一套房间。她出席一场由1917届八十名同学举行的非正式欢迎会，她们欢笑，聊天，就像是当学生时的姑娘。漫游校园时，她身穿一条海军蓝宽松长裤，之后威斯理学院校长坦率承认：“她的宽松长裤，粉碎了我们反对宽松长裤的战役，全校师生忽然完全改变了她们的立场……”
她向学生发表演讲。她激动万分，扶着讲桌，身体几乎要垮下去。然而，两天后，美龄又继续她的使命：前往芝加哥，前往旧金山，发表演讲。（《时代》，1943年3月15日）
将近六十年的时光倏忽而去，美丽的威斯理校园里已很难寻觅到宋美龄当年踪影。在书店里，翻阅多本关于威斯理学院的图书，未见一本提及曾经令母校为之骄傲的这位中国学生。问书店小姐，自然也难知“MadamChiang”这个一度在美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的名字。
走到中文系教室走廊，忽然发现，在告示牌上五光十色大小各异的招贴中，夹杂着一份关于宋美龄的剪报。剪报为复印件，一角已被盖住，标题“蒋夫人下月六日104岁嵩口”，后面缺的一字，想必是“寿”。剪报的时间为2001年2月15日，距我寻访威斯理校园已近半年。
一张不起眼的剪报，成了一百零四岁的宋美龄与她的母校的唯一联系。
落寞的身影远去了。
1943年在美国的宋美龄却是风光十足，《时代》甚至不乏溢美之辞地这样评价她在美国进行的巡回演讲：
蒋夫人强有力的具有魅力的思想，已经使她的使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假如不是瘦弱和疲劳过度，她的身体能够更好地与其坚强意志相协调，那么，她的巡回演讲就会像飞行英雄林德伯格1927年的巡回演讲、总统候选人威尔基1940年的火车巡回演讲一样，成为影响强烈的一次个人的凯歌之旅。上个星期，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面对两万群众发表演讲，她的旅行达到了高潮。……（《时代》，1943年3月15日）
然而，美国国会演讲、与罗斯福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场面浩大的欢迎大会……宋美龄1943年访问美国时的所谓高潮迭起，并没有带给她多少所需要的实质性内容。
自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两位美国将军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陆军中将史迪威（JosephStilwell），他由罗斯福总统推荐前来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援华物资拨配及滇缅公路监理人。另一位是美国空军的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他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以组织美国退役空军人员成立“飞虎队”、直接参与中国抗战而著称，后来，他重新应召入伍，担任美国空军准将，正式组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区投入对日作战。宋美龄来访美国的背景，是史迪威、陈纳德两种不同对日作战方案的冲突。冲突之中，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在形成，在加深。一次影响中国政局乃至决定蒋介石未来前途走向的危机，也在这样的背景中悄悄临近。
关于史迪威与陈纳德的两种不同作战方案，当年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新闻官员的格兰姆·贝克这样写道：
作为陆军军官的史迪威将军从地面部队的实力出发，主张采取稳健的方针。他的主张是：首先在印度的训练营地分批训练中国士兵，使其成为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然后夺回缅甸北部以重新打开通向中国的陆上通道。与此同时不断促进中国军队的改革，当缅甸通道打通时，美国武器就能大批运入。这时就可以建立更多的训练中心，使中国士兵学会使用这些美国武器。另外，还要建立起一整套军用品供应基地网并大大改善整个地面交通状况。这样中国本身的军事力量就会不断增强。当这种力量足以使日本不敢轻易进攻国民党控制区时，就可以在中国建设若干巨大的美国空军基地，开始轰炸日本列岛。
与此相反，空军出身的陈纳德将军赞成急进的方针，主张立即对日本进行空中袭击。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他自己透露说，在威尔基访华时，他曾托威尔基把一封密信转交罗斯福。在信中陈纳德夸口说，只使用当时在中国基地上的不到一百五十架美军飞机，他就能“让日本垮台”。尽管他后来大大修改了这种估计，但他仍然相信使用飞机就可以很快地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只要得到来自基地的空中支援，就可以保卫住这些美国空军基地。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第409页）
两者之间，蒋介石与宋美龄显然更倾向于陈纳德的方案。在抗战前中国空军创建之初，宋美龄就对航空格外青睐，甚至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直接过问空军组建事务。早在1937年春天，正是她热情邀请已退役的陈纳德来到中国担任空军顾问。如今，陈纳德提出的空中打击方案，与史迪威提出的方案相比，在时间、兵力损耗诸方面，显然更具诱惑力。此次访问美国，宋美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具体而言，就是在两种不同的对日作战方案中，希望美国加大对空中打击方案的支持，向中国提供更多的轰炸机。
对陈纳德的空中打击方案，在美国国内虽有不同意见，但至少在1943年年底前，中国还是被视为进攻日本的最佳地点。在1943年12月《时代》选择陈纳德将军作为封面人物时，曾报道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的看法：
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深知，占领吉尔伯特群岛只意味着美国朝东京前进了一小步。上将为这一小步而自豪，但他只能在上方俯瞰群岛。在近一年来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檀香山的记者说：“我的意见是，从中国去把日本打败……中国以她的人力资源，使用那些其距离易于进行空中打击的机场，将是通往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时代》，1943年12月6日）
可是，尽管如此，就在宋美龄风光十足地进行巡回演讲过程中，从中国返回的美国军方考察团则明确表示，目前尚不可能在中国部署大规模的空军。《时代》以《不可能及时》为题报道说：
目前，假如只能靠空中提供补给，就不可能在中国部署大规模的空军。这是阿诺德少将（Am01d）访问中国后向民众做报告时所明显透露的意思。
在曼哈顿举行的欢迎蒋夫人的集会上，阿诺德将军说，罗斯福总统派他去重庆，指示他考察如何最佳地在中国部署空军力量。他告诉公众，为什么不能靠空中运输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如下：
没有足够数量的飞机。“我们正在九个前线与轴心国作战。向任何一个前线增援大量飞机，不可能不从另外的前线抽走一部分。我们没有多余的，没有多余的飞机——每架在工厂里正在组装的飞机，都是固定为某一确定的前线、某一确定的目标提供的。航空生产无疑是在增长，但在一段时间里，至少目前，我们只能用今天的飞机进行今天的战斗。”
……
印中航线的飞行相当艰难。“我们的人员必须飞越比落基山脉高得多的山脉，必须飞越或接近日本控制的区域。在冬天，飞机会被冻住；在夏天，他们又将面对雷雨和龙卷风。在印度的一些地区，一天的降雨量有纽约一年之多。在有的地区，却终年无雨，常常有可怕的沙尘暴。”
中国没有燃料。“我们在中国的空军使用的每一加仑的航空油，都靠空中补给提供。每架运输机必须携带——超过通常降落时的标准重量——足够的航空油，这样才能返回印度。”
更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理由。一个拥有四百架轰炸机、一百架战斗机的中国基地，每个月需要七万五千吨航空油、炸弹、子弹（按每架飞机每月执行十五次飞行任务计算），基地之间的移动，又需要更多的额外补给。四引擎的运输机，每次降落时标准载重量为十吨，但其中有四吨物资系提供给机组、零部件及返程航空油。这样，每次航行只有六吨战斗物资可从印度运到中国。换句话说，一千架最大型运输机，每月执行大约十二次飞行任务，就等于另外还得有同样多的飞机在运转。可是，在这条航线两端，目前均不能保证提供所需飞机或合适的机场。
对中国的真正帮助，盟国在中国用以对日战争的基地的真正使用，有待于清出一条陆地运输线，可能通过缅甸。阿诺德将军说：“我们有一句格言完全适用于在远东的空中行动的展开：问题要立即解决；短期内却不可能。”（《时代》，1943年3月15日）
在欢迎集会上，阿诺德将军发表这番演讲，的确显得直爽而颇不客气。无疑，他往宋美龄的热切期待上泼了一大盆凉水。可以揣测，在感受公众热烈欢迎的气氛的同时，宋美龄从阿诺德的言语中也感觉到了失望。
失望只是从空中跌落地面的一个开始。对于宋美龄，更大的打击来了。
二 光环忽然黯淡了
1943年2月，当宋美龄正在华盛顿引起轰动的时候，《时代》的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与同行、《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Forman）两人正在洛阳一带采访。
白修德早就听到有关河南饥荒惨状和赈灾中存在腐败的传言，重庆《大公报》因独家报道此事而被勒令停刊三天，这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具有新闻敏感性和冒险精神的他，决定利用其外国记者旅行的身份，日夜兼程前往灾区采访。作为记者，其天职就是要目击现场，披露真相。白修德想履行他的职责。出发时，他显然没有预料到，他的这一举动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并留给后人无尽的反思。
离开重庆，从个人而言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白修德想摆脱这里的沉闷，到被禁止报道的地方获取敏感素材，从而激发新闻活力。兰德在《走进中国》一书中，这样概括太平洋战争后重庆的状况：
现在，日本人的注意力已从重庆转到太平洋战争。在过去大轰炸和封锁的日子里，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城市——如伦敦在闪电战中的表现一样。但如今不再受到轰炸，随之令人烦恼的是食品、住房，以及何时能够予以提供；呈现出来的是乏味画面，艰苦仍没有摆脱，而它曾激发出的活力却消失了——甚至苦难也因持续太久而色彩全无。（《走进中国》，第242—243页）
令白修德这样一些外国记者感到越来越痛苦的，是国民党政府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
像通常一样，新闻检查制度令记者几乎难以发出报道，因为这些真实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的反映上。你不能写这些。你不能写通货膨胀。你不能写中国人的一个发明——不加控制地印制纸币，这导致商品购买越来越麻烦，因为物价像天文数字一样飞涨。……（《走进中国》，第242页）
身在美国的《时代》、《生活》的老板和出版人卢斯，当然知道白修德及同行们在重庆产生的对新闻检查制度的不满。尽管他力挺蒋介石和宋美龄，竭尽其能地在美国公众面前为他们塑造出完美的形象，但对新闻检查制度引发的外国记者的不满，他不能不视若无睹。他给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董显光去信表达对此事的关切，董显光回信予以解释说：
“就个人而言，我对严格的审查制度感到遗憾，但在目前情形下，它无疑是必要的。中国发现，敌人已掠夺了我们的大部分国土，控制了反政府的政权机构，使他们完全拒绝合作反抗入侵者。审查制度欲尽其所能来避免一些消息传到海外，为敌方做宣传之用。敌方的广播宣传即可证明设立审查制度的必要。”（转引自《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82页）
不管董显光如何向卢斯解释，白修德一次改变历史的现场采访和披露真相之行，在1943年2月启程了。
他们来到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白修德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
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二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白修德回忆录》，第134页）
白修德感到最大的震动还不是饥荒惨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和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