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景……他的角色是业主，是甲方代表，那么忙着张罗搬家的人是“施工队”的人，是乙方。甲方的职责是验收，是提意见，叫乙方按照甲方的意图落实或修正施工方案。最重要的是，这种施工队，全是免费干活，甲方不需付他们工钱的。当然他们是有工资的，那是国家付的。不像平头百姓，要请人干这活得自己花钱雇，当然更不像当年的栗致炟结婚时搬家布置新房，那时的他是集甲方代表与乙方施工者于一身的人物。至于房宅的品位质地，更是无可比拟了。那时栗致炟的新房，所谓的三室一厅，只有不到七十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也没有什么装修，连地面都是水泥浇灌的“原汁原味”的。今日的新房，仅看看地板，就知道它们的差别了。客厅和餐厅铺的是进口石材，卧室、书房铺的是进口实木地板，卫生间、厨房铺的是特制防滑地板砖……这些也不用市长自己花钱买料、施工铺设，一切都是公费包干了的。栗致炟住进去，只要按照规定，付房租就可以了。就这样，栗致炟一家梦一般地腾云驾雾地把一个完整的家从德府搬到了汴阳。从先前的八十年代的住宅挪进九十年代的住宅。从工程师住的房子跃入市长住的房子。在企业一道工作的老伙计特地到新宅看副市长，看了之后感叹说，栗工（程师）真是从地狱走入天堂了。他指的是两套房子的反差，他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对，栗致炟早先住的房子怎能算地狱呢，就他那套不到七十平方米的房子，如今依然有许许多多工人还住不上哩，他的这个老伙计只是太惊讶于老同事当下的新宅了，才道出这种有些夸张的语言。但是，有一点是事实，那是谁也没有想到的，特别是为栗致炟操持搬家的市政府的同仁们，怎么一个堂堂的德府市副市长，会住这种房子，还是在一个嘈杂的拥挤的钢铁公司职工的大杂院里。这一点，正是栗致炟与一些干部的不同之处，他不是那种向组织索要待遇、贪图享受的干部，他对身外之物一贯看得非常淡。自他荣升德府市副市长之后，政府就为他准备了新房。那房子在德府市的市长院里，无论从环境从质量，市长院的房子都比坐落在钢城周边的大杂院强得多了。可是，栗致炟却没有搬家。有人说，他是恋旧，对钢铁公司太有感情了，不想离开那里；也有人说，他老婆就在钢铁公司上班，女儿在钢城小学就读，不搬家是为了老婆孩子方便；有人说，这话不对，人家做市长的，只要一句话，老婆调出钢城，调进市里，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还是人家境界高，想和工人同志同呼吸，共命运吧……
不管什么原因，那次他被提拔为副市长后，并没有搬家，没有及时享受市长的住房待遇。也许，他做得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上级人物发现，他是金子，是一个极其难得的不贪不占的干部，就这一点，是众多官员做不到的。这一次，他搬家了，搬进了市级领导方能住进的房宅。再不搬家，实在是太不方便了，而且还会有各种揣测出来的捕风捉影式的传言，去注释他之所以不搬家的理由。这一些许多人想不到预测不了的玩意儿，他都能想到，都能预测出来。这一次，妻子的工作也随着搬家轻而易举地移进了省城，从德府市钢铁公司调入汴阳市图书馆。一个学历不高的四十开外的女同志，安排到这地方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至于女儿，身边的人已向他打了包票，保准进省城最好的小学。就在这时候，陆雯也到了省城，不，准确地说，陆雯是一年前就被借调到钟南省群众艺术馆了，在前不久，她方办妥了一切调动手续，成为省群艺馆的正式人员。
六
五。芳邻黎明
住在这个小区的人都是省会级的领导。这里的房舍不像一般的小区，有七八层的多层建筑或二十层之多的高层建筑。它也不是那类新贵云集的独体别墅区。这里的建筑最高三层，低者两层。栗致炟的房子在一座三层楼中的二层，每层住有两户，他的对门或叫邻居，住的是汴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黎明。
说起黎明，与栗致炟的确有缘分。他俩不仅是中学同窗，又是到过同一方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如今，又都升到省城的领导职位上，又住进一座楼房的一个单元的同一层。你能说这不是缘分？
黎明和栗致炟的故里都在钟南省东邻的河东省的一个小县城，早先，这个名字叫贺兰的小县也属钟南省的地盘，后来，由于区划的变更，贺兰县划归了河东省，那是1966年的冬秋之交，十六岁的黎明和十四岁的栗致炟一道踏上了赴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旅途。原来，他们都在贺兰县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完中，也是全县最好的最高学府。黎明已读高中一年级了，栗致炟还在初三。因为大家都在搞“文化大革命”，学校已经停课三四个月了，学生们戴上红卫兵袖章，卷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造反活动，不计其数的红卫兵拥进首都北京，去接受伟大领导人的接见、检阅。奔赴井冈山去朝拜革命圣地，也是响应伟大领袖的“红卫兵大串联”的重要指示。也是在那个时候，两个身在井冈山的毛孩子方才相识。先前他们虽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不在一个班级，拥有数千人的完全中学，哪里有接触的机会。那是一次无比狂热、无比激动，又无限愚昧的行动，但是，当时他俩的灵魂深处是把赴井冈山之行与唐僧孙悟空奔西天取经相比肩的。如今，他们都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都想把那些记忆驱跑赶散。值得黎明回忆的事，是他在同伴中已有百分之七十的男女知识青年同居，其中有百分之五六的正式结婚，百分之二十的有了私生子的氛围中，却属于那少数的百分之三十的行列。他用坚强和毅力，用忍耐加柔韧，度过了那段漫长的寂寞枯燥的日子。就在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他考进了江南一所名牌大学，开始步入少年时代就做着的法官梦的征程。他读的是法律专业，是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还是初中生的黎明就企望着有朝一日能进入政法类的大学攻读。这个梦终于实现了，只是它迟到了，走进大学那年，他已经二十七岁，那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届大学生，不像正常时期，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绝对主体成员。那是在大学停办十年之后的第一次招生，可以说，已积压了十年的能上大学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想趁这一次招生闯进大学。当然，对应考学生的条件要求也是特别的，特别是年龄，已无法限制在高中毕业生那个年龄段了。知识青年、社会青年、青年工人、干部、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等，都可以报考大学，当然也有应届高中生。考试和录取是公平的，又是残酷的，许多成绩优异的考生，由于录取名额限制，生生被拒之于大学门槛之外。许多本可成材，前途应该光明灿烂的青年，不得不中止本应深造学习的生涯，而去寻觅能够维持生活、赚得柴米油盐的生计。能够迈进大学门槛的学生，是幸运的，也是侥幸的。因为在那种超乎寻常的竞争与拼杀中，一部分优秀考生的成绩咬得很紧，相差无几。能达到一定分数段的人，录取谁都是有道理的，你能说仅仅是几分之差，就可断定少那几分的考生就不如多那几分的考生吗？可是，没有办法，不用这种以分数划线的办法，还能用什么办法？倘若去尝试以考生的实际水平录取学生，空子和弊端更多，负面效应更大。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能被录取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他们在十年动乱之中，大部分没有放弃理想和追求，没有丢掉知识和课本。他们热爱知识，刻苦学习，更珍惜得来不易的大学生生活。进了大学的黎明常常思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年想上大学。参加这次考试的过程中，他目睹了青年人渴望知识、渴望学习、渴望深造、渴望学到本领和技能，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的强烈愿望。可是，国家为什么把大学停办了？倘若国家能按部就班地招生办学，也不会出现眼前这种不正常的残酷竞争。想到这些，他下了决心，自己虽然无能力改变这种现状，但是自己有能力管好自己，努力学习，武装自我，走向社会后做一个正直、公正的人民法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中实施正义和人道……
黎明当了学生会干部，入了党。大学毕业时，学校要选几个优等生留校，无论师资还是管理干部，大学也面临青黄不接。可是，黎明选择了下基层的道路，他知道，下边老百姓们更需要法官，更需要公正、公平的“裁判”。他把法官比作“裁判”。他的家就在贺兰县的城乡接合处，父亲是个当地十分知名的中医，方圆数十里，乃至百里开外的病人，都慕名找他父亲治病。县城懂医的人本来就少，至于农村，更是缺医少药了。一个支起牌子的医生，只要他正直、正义、人道、博爱、好学，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肯定会被百姓认可，名声自然会被一个又一个的“活广告”传播出去。更何况，黎明父亲的父亲就做中医，一套做人做事、为民行医的理念从他祖父那里就言传身教了。
父亲曾企图把祖传的医术传授于他，如果上大学，父亲希望他去攻读医学。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有自己的主意和选择。从小学到初中，他都在老家的贺兰县城就读，那时候，就常常听到“打官司”这个名词，××与××因为什么打起官司，××的官司打败了，不是因为他没有理，是因为对方有势力，他斗不过人家；又听说，××是个清官，××是个贪官，贪官是贪赃枉法的……他曾经看到，一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男女女到县城上访。他们举着状纸，有的打起白布做的旗帜，白布上写一个大大的“冤”字，有的身穿白色布服，衣服的前胸后背都烙印着一个刺目的“冤”字，有的跪在机关大门正中，呼天抢地地诉说“冤、冤、冤……”。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冤屈，他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是非非，他当然不知道酿造冤情的是官人还是百姓。但是，他想，这种事是需要有个公正的裁判出面裁决的。倘若是冤案，就要为其翻案，倘若有错误，就该为其纠正，倘若是百姓对法律的误解，就应扑下身子，耐心做好普法工作。只要裁决公正，工作到位，这种叫人同情的人就会得以解脱，只要裁判严明，制造冤案的人就会减少。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他做起了充当这种裁判——法官的梦想。而且这种愿望愈加强烈，日积月累，天长日久，他更加意识到，做一名法官，比做一个医生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
黎明终于被分配到一个基层法院，也是为满足他的要求，他是这个县级法院的第一个学法律专业的本科生。那是一九八一年，那时候，有正规文凭的法官奇缺。他是从书记员的角色进入审判庭的。之后他做了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又先后在民事庭、刑事庭办案，不久，他就被选调到地市级的中级法院，由担任审判员到审判长，又先后在民事庭、刑事庭担任了庭长。之后，晋升为中级法院副院长、院长。当时间进入一九九○年，他被调入汴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任院长，坐上了省城法院一把手的交椅。
黎明家的成员很简单，有爱人、女儿，还有一个料理家务的中年妇女，是他爱人的远房亲戚，实际就是黎明家的保姆。
自栗致炟一家搬进这里，两家人相处就很和睦。有时候，栗致炟会去黎明家小坐，喝杯茶，下盘象棋。有时候，黎明也到栗致炟家串串门，叙叙旧，但是黎明的串门，时间都非常的短。两家的主妇和女儿们，不时也相互来往，特别是当她们知道，丈夫和父亲年轻时曾在一个村庄插队当知青，就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有的星期假日，没什么趣事可做时，两家女人会凑到一起，再约上几个人玩几圈麻将。两家的女儿也会挤在一间小屋里，说她们的悄悄话。
七
周末傍晚，黎明刚进家门，就拨了个电话给栗致炟，问他，忘记了吗，上班时约定的事？
栗致炟也是刚到家，忙说，哪里会忘，老兄的抬举和盛情，小弟欣然接受并感谢不尽呢。电话放下，栗致炟就走进黎明家。
原来，栗致炟晋升市长的文件刚发放出去，黎明就与市长说，得为贤弟的荣升庆贺一下。对黎明的话，栗致炟以为，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当真。说是玩笑，因为他们两人的特殊关系，哪里用搞这种俗套。黎明又是个对权力很淡化的人，他知道，黎明对他并无所求。今天能专门为他的高升庆贺，可能是想与他沟通交流思想，从这个角度去看，黎明的话，有一半又是当真的。所以他慷慨应允，两人当场敲定，下班以后，市长到院长家做客。今天是星期五，转眼间应约的时刻到了。
栗致炟是一个人走进黎明家的，这已是老规矩了，他与黎明接触交流，两人都是一对一地对坐，夫人们并不列席。今天这种场合，照理说应当是两家团聚共庆才会有气氛，可是，两家的女儿都在学校寄宿就读，她们到星期六才会回家，黎明又知道栗致炟的妻子罗虹不怎么喝酒，让她来作陪二人饮酒，就不大合适了，再说，女人坐在身边，还影响男人说话。
见栗致炟进了客厅，黎明将他让在双人沙发上坐下，保姆立马端上一杯热茶，黎明说，把准备的小菜也端到这儿吧，我们俩就不坐餐厅了。他是在吩咐保姆。
栗致炟问黎明，嫂子呢？因为他进屋后没发现黎明的爱人。
“你嫂子的单位周末有个活动，她晚会儿才能回来。”
说话间，保姆已端上四个小菜，又送上一瓶三十年陈酿茅台高度酒和两只酒盅。黎明打开了酒，将酒倒入盅内。
“今天破例，不喝红酒喝白酒，过过瘾。”
“客随主便，弟随兄意嘛，嘿嘿。”
栗致炟与黎明私下总爱称兄道弟，也是在下乡当知青时养成的习惯。那时候，他们那伙人都爱称黎明为大哥，尽管黎明并不比他们大多少，但是大家总觉得黎明比他们成熟、老练多了。即使有那知青比黎明年长的，也喊黎明大哥，那时候，这种大哥的含义不只限于年龄大小的概念，而是一种综合能力高低排座次的标志。
“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儿坐了，致炟，你算算，有几个月了？”黎明指的一块儿坐，是说交流思想的意思。
“至少两个月了，还是过年前坐过一次。”
栗致炟边回忆边说着，同时把黎明递上的中华烟燃起来。
黎明举起酒盅，说：“来，致炟，为你的晋升干杯。”栗致炟同时也举起酒盅，两盅相碰，异口同声地道出：“干！”
黎明又为两个空盅斟满酒，两人动了动筷子，接着两只酒盅又碰了一下，随着这声碰撞，黎明说道：“这杯酒，为感谢以往你对法院工作的支持，干！”
“干！”
黎明这句“台词”勾起栗致炟不少联想，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和黎明的工作还是有不少接触的。作为市中级法院，与他们直接接触的市委领导是政法委书记。再往上就是市委书记和市人大主任了。可是，身为常务副市长的栗致炟，却时不时地要去找黎明院长，其实，他找黎明多是有求于院长，若不是这种情况，一个常务副市长，与一个市法院院长，在工作上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