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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门吴桐头一个感觉是自己进入到一处花房，足有上百盆花草将空间占满，空气里混合着潮气和香气，是只有在原野里才能闻到的气息。对比而言，人成了植物的陪衬，身材瘦小的关总俨然是一个花匠，见有人进来，扭秧歌似的从花丛中转出。
小汪做了介绍。吴桐跟着小汪称关总的老伴为伯母。
坐下后关总说他和老伴刚从新、马、泰旅游回来，原本想去欧洲，因考虑到冬季是欧洲最差的气候，便改了方案，将欧洲留到今年夏或秋出行。说话的时候，关总那张被南国太阳晒黑的脸庞始终挂着笑。
“关总身体好吗？”吴桐问。问出口又立即明白是说了句笨话。这就好像向一个运动健将询问健康状况一样，多此一举。他赶紧转移话题说：“其实，我也非常喜欢旅游，但缺少机会，只有等退休以后了。”
关总笑笑说：“小吴，你说退休为时过早了，现在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
吴桐不由得摇摇头。
“伯母”端上咖啡，说是从马来带回来的。又说刚出去买了点菜，晚饭在这一起吃。
吴桐赶紧说：“不麻烦了，这次先来看看关总和伯母，下回……”
“小吴你就别客气了，没把你当客，吃吃饭，可以多坐一会儿，现在不是把吃饭说成‘坐坐’吗？”伯母说。
不等吴桐表态，小汪抢先说：“吴总就在这儿吃吧，伯母做菜很好吃，我帮伯母下厨，你和关总好好聊聊。”
吴桐知道不好再推辞，笑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从内心说他也是想多坐坐多聊聊。
小汪喜形于色地跟随“伯母”下厨房。
客厅里留下泰达前后两任总会计师。
关总大讲他的养花经，完全是专业人士的口吻，从品种讲到习性，从培育嫁接讲到灌溉施肥，讲得兴致勃勃，大有让这位继任会计师再当他的继任花匠之意味儿。吴桐出于礼貌听他讲，心里却很发急，此时此刻他满脑子官司，断无关总这般的闲情逸致，他趁关总端杯喝咖啡的空当，赶紧转换话题，讲到公司，问关总对公司目前的情况了解不了解。
“唔，这个。”关总兴味索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对了，我再给你说说茶花……”
吴桐不想听他说茶花，说：“关总，今天来看望老前辈，本是早想来的，可……”
轮到关总打断他了，说：“小吴你别客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
吴桐笑一下，继续说：“是，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可您这里我是一定要来的，因为有许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什么问题？”关总问。
吴桐一时竟无从下口。因为他的问题太多。比如总会计师一职在国营公司中的职责范围（总会计师工作守则过于空洞），特别是关总在任时掌有哪些职权，是否也像自己这样有职无权？还有泰达的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等等。他想了想，觉得还是眼前遇到的难题更需要关总“解惑”。便概括介绍了公司改制的进展情况，以及评估中发现的两笔数额甚巨的不明款。最后问：“关总，对这两笔款项你了解不了解呢？”
关总说：“也了解，也不了解，在会上何提出投资问题，王提出商厦大宗定货问题，我表示不妥。”
吴桐想这证实了王前进的分析：打了个时间差。
关总问：“是谁提出把这两款作为不可回收款对待？”
吴桐说：“焦亮。”
关总问：“什么理由？”
吴桐说：“据焦亮说投资的保健品未能通过国家质量鉴定；定购家电的那个公司破产了。”
关总问：“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
吴桐说：“不是，后来他才这么说。评估单位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但又觉得没义务调查，只要公司给个意见。”
关总问：“你向何、王汇报了？”
吴桐说：“汇报了，都没表态。”
关总说：“没表态就是表态，他们认可焦亮的意见。”
吴桐说：“一千万就这么打水漂了？”
关总说：“就是。”
吴桐有些急，说：“这怎么可以，这太不合逻辑了。刚投资几个月，就认定投资失败，就算是决策错误，也得追究决策责任。”
关总说：“在我们中国，决策错误一向是不被追究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不断蒙受损失。”
吴桐说：“不追究决策责任，也得把事情调查清楚呵。”
关总问：“公司决定不调查了吗？”
吴桐说：“没明说，但也不作为。只追着评估赶快完成。”
关总问：“你不是说王梅对改制持消极态度吗？”
吴桐说：“是。但在这两笔款项的问题上两人并不对立。”
关总说：“明白了。”
吴桐问：“关总你明白了什么？”
关总说：“也只是猜测，或者说逻辑推理，这事与他俩都有关联，或者说利益一致。”
吴桐也想到这一点，如此大额投资（购物）出款，不经他俩首肯是断不可以的。但这里有两方面问题，是真正（与预想相悖）的投资失败，还是预谋的投资失败，如是前者，只须面对，无须回避（如关总说的决策失败不被追究），回避则是欲盖弥彰。如果是后者，也太小儿科了，是一捅便破的事体，想何、王都不至于这么弱智，想不到这一点吧。他将自己的想法说与关总。
关总像在思索，用小勺慢慢搅动杯子里的咖啡，后抬眼看着吴桐，说：“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长者想检验一下他的几个孙子的智商，将一枚银元藏了，让孙子寻找，谁找到属于谁。于是孙子们行动起来，东寻西找，翻箱倒柜，然而徒劳，最终谁也没找见银元。这时长者把一只手伸开，银元就在他手心里。孙子们懊恼不已，说没想到爷爷会藏在自己的手心里。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最简单的方法常常是最奏效的。”
吴桐点点头。
关总又说：“就拿腐败来说，腐败最普遍的模式是用权力换取利益。”
吴桐想到王前进送给他的那本书，书中将关总说的这种交换方式称之为权力寻租。
关总继续说：“交换在最简单的形式下进行，明地里签字，暗地里给钱。相当于算术中的1＋1＝2。”
吴桐不及关总那么宏观，思维仍拘泥于自己身边的事。他承认关总说的有道理，但又觉得与泰达的情况不可类比。一枚银元握在老者的手里，别人看不见，而那两笔走款清清楚楚写在账上，想瞒都瞒不了。他说了自己的看法。
关总说：“不错，是写在泰达的账上，但是款打出去之后就不在泰达的账上了。就是说泰达投资是明的，而投资运行则是暗的了。”
吴桐说：“像潜水艇潜到水底下了？”
关总说：“是。”
吴桐说：“但问题是可以查清楚的呵。”
关总说：“不见得。”
吴桐问：“怎么说？”
关总说：“一是不见得去查，二是查也不见得查出结果。”
吴桐又问：“为什么？”
关总说：“因为处理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在他们手里。不查呢，拖到改制结束事情便不了了之。查呢，也完全可以得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比方认定那项投资确实失败，认定那家供货公司确已破产。当然，在被事实认证之前，我说的仅是推理。”
吴桐想想，说：“关总分析得合乎逻辑，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何总与王梅一直顶着，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一致？”
关总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推理，也可以这么认为，两人在这件事情上已达成协议，起码是达成默契。”
吴桐问：“什么默契？”
关总说：“从泰达这枚蛋糕上先切下两块，各自收藏，无论将来哪人出局，都可由此作为补偿，不至于两手空空。”
吴桐分析：“两人在争占泰达的同时，又在为自己的败北做准备？”
关总说：“是这样。”
吴桐说：“就像下棋，走一步看三步。”
关总说：“老百姓的说法是旱涝保收。”
吴桐感叹：“真是高手。”
没能再继续“畅谈”皆因“伯母”也是高手，饭菜很快上桌，宾主入席。
吴桐声明不喝酒，小汪开车无须声明，关总便不勉强，就吃起饭来。也许因为饭是泰国香米，话题又回到关总老两口的东南亚之行。也是志趣不同，伯母谈的多是风光风情、商品、物价，关总谈的多是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特别谈到他抽空去参观了几家企业公司。吴桐听着不由心生感动，想关总硬做出一副潇洒出世的姿态，实际上心里仍有放不下来的事。他想起小汪对他说的话，遂问：“关总，听说你制定了一份公司改制方案被否决了，能不能给我看一看？”
关总说：“不看也罢。”
吴桐问：“怎么？”
关总说：“以前我自以为我那个方案比较科学合理，现在又觉得存在不少缺陷。”
“什么缺陷？”
“经济制度不对。”关总索性放下筷子，“原先那个方案仍然没有跳出资本经济的窠臼。”
“资本经济有什么不对？”吴桐问。
“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利润被少数人占有，无法提高全体职工的积极性。”
“你那个方案不就是让每个职工都在企业中占有股份的么？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吴桐问。
“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凸现另外一个问题：股份过于分散，经营者所占股份比例过低，个人利润空间被占，那又会影响其积极性，这又会回到国营企业的那种弊端。”关总说。
吴桐可以听明白关总的话，也基本能理解。事实上关总提出了一个资本分布的两难问题。现实情况是政府过多考虑的是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让这个阶层占绝对优势的股权，而关总的那个方案过多考虑的是普通职工的利益（也包括积极性），现在关总否定了自己，以同为资本经济的理由。在这方面吴桐有些概念模糊，遂问：“关总，你说不落资本经济窠臼，那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呢？”
见探讨问题影响了吃饭，伯母予以干涉，说先吃饭，不然菜一凉就不好吃了。然而响应的唯有小汪。
关总接着回答吴桐的问题：“知识经济的模式。”
吴桐感到陌生，问：“这个概念……”
关总说：“类似的概念首先是从《杰克威尔逊传》一书中看到的。称为劳动股份制，后来国内有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老板也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并且率先在他的企业里加以实施。”
吴桐很感兴趣，问：“这里面有什么诀窍？”
关总说：“诀窍在于实行知识经济的分配方式：资本占小头，知识占大头。比方那个老板提出，将他股权利润的80％分配给职工，同时也要求所有董事会的成员拿出各自利润的70％进行再分配。”
吴桐有些不解，问：“这不是又回到大锅饭？”
关总说：“起初我也有这种怀疑，但仔细一想，非但不是大锅饭，而是一种既科学，又合理的分配方式，可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占有股份，一方不占股份却享有一定的股份利润。属没有股份的持股人，这样既解决了股份分散带来的问题，又解决了少数人持股的弊端，可以说各得其所。”
吴桐听得如坠五里雾中，但他极力拨开迷雾，力求看清事物的肌理。他似乎有所领悟所谓知识经济的“科学合理”（关总语），但又觉得在推行起来会遇到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关总道出。
关总沉吟片刻，说：“会有阻力。”
小汪问：“两全其美的事，为什么会有阻力？”
关总说：“阻力来自人的短视，急功近利。”
吴桐有些不解。
关总转向小汪说：“小汪我问你，你现在要是中彩五百万，是存银行还是进行投资？”
小汪真像中了大奖似的思考一番，后郑重说：“我存银行。”
“为什么选择存银行？”关总问。
小汪说：“存银行保险。”
关总说：“如果投资没准几年后能增值到一千万呵。”
小汪说：“我宁可守住这五百万，也不想冒风险得到那一千万。”
关总说：“这便是我说的短视，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我再打个比方，养一头猪，立马杀了，能卖一百块钱，全归你。雇个人再饲养一年，能卖四百块钱，扣除工本费二百块，能净得二百块。账怎么合算是很清楚的，但人们宁肯早杀早得一百块，也不愿迟杀迟得二百块。为什么？想早早把钱装进腰包里。现在的许多经营者就是这种心理，以一夜暴富为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便像阎王对待小鬼那般对待他的职工，压低工资，克扣工资，不改善劳动环境，甚至不顾职工死活。这样的事体如今比比皆是，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完全丧失了人性！”关总说着说着不由愤慨起来，脸涨得通红，像喝多了酒似的。
“好了，好了，你又不是救世主，用得着操这么多心，伤肝动火？”伯母劝解说。
关总并不罢休，继续说下去：“必须认清，问题的实际并不在于那些经营者为富不仁，而在于他们是怎样发家致富的，我们经常能从媒体上看到对一些精英的这般赞颂，说他靠几百、几千元起家，几年后便成为亿万富翁，骄人的业绩呵，但从经济学来分析，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开办的是印钞厂，否则钱来不得这么快。但这些人又实实在在是暴富，当中必有蹊跷。”
吴桐不由想到王前进说到的尚作家写到的那个靠贿赂开赌场发家的冯朝阳。他说与关总听。
关总说：“冯不是个案。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做为私企老板，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招法，成为商界大鳄也毕竟费了几年时间，费了些周折。可现在有些人钻改制的空子，完完全全是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呵。比方何与王，无论是谁占有泰达，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富翁。”
吴桐想起曾与许点点的议论。说：“这有什么办法呢？就像买彩券，尽管中的概率极低，但最终总有一个人成为幸运者。”
关总不屑地哼了一声，说：“国家经济转轨怎能等同于彩券玩法？况且彩券靠碰运气，总有它的公正性。”
“公正？”吴桐心里打个激灵。
“目前的‘转轨’玩法恰恰是忽略了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准则——公正。”
吴桐说：“关于这一点，前些年高层似乎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明确了公平不能‘优先’的态度。”
关总说：“所以有人认为这种改革遵循了‘不道德经济学’的原则。”
吴桐吃不准问：“这种观点是不是有些偏颇呢？”
关总顿一下说：“这确是在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在私有制过程中，怎样认定公共资产的归属权。我本人还是认可‘起点公正’原则的。”
“起点公正原则？”
关总不客气地质问：“难道你没有读过诺齐克的论著？”
吴桐一下子红了脸。他听说过诺齐克这个名字，也知道他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