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亲，李卫国的感情很是复杂。除了长期隔膜造成的怨恨和神秘，也有耻辱不快与敬畏。因为那次离奇的战场事件，已经是副营长的父亲被解除军职遣送回国，以战士身份复员，到工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工人也就工人吧，反正都是过日子，但要命的是，在后来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原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问题突然成了敌我矛盾，父亲被打成了叛徒和特务。这给李卫国他们几个的童年，抹上了可以想见的浓重阴影。如果不曾有过枪王儿子的辉煌还要好些，戴上桂冠之后又被剥夺，继而浇上粪便打入十八层地狱，落差自然要增加很多。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连他几年前用弹弓打班主任窗台上的花儿这个陈年老账，也都被赋予了新罪名。
从别人口中李卫国了解到了那次战场事件的大概。一次战役中，父亲全营奉命守卫一个高地，阻击敌人南逃。为了撕开包围圈的口子，美军不得已也采取了人海战术，连续发动团营规模的集团冲锋。当然，每次冲锋之前都有强度非常非常高的炮火准备，炮弹像雨点一般密密麻麻地砸在阵地上，事先修筑起来的工事全被摧毁。他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山的坡度越来越小——一方面阵地在轰炸下标高不断降低，另一方面阵地前面尸横遍野，人肉海拔逐渐升高。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美军付出了沉重代价，父亲营里的战士也所剩无几。身为副营长的父亲除了正常职责，本来还有狙击手的兴趣爱好或者惯性，但现在狙击已经毫无意义。最后一个重机枪手牺牲之后，父亲自动担当起了这个职责。重机枪的射击精确度当然不能和狙击步枪相比，但一来父亲的功力还在，二来美军实在茂密，因此击毙的敌人不计其数。用武装部长的话说，完全像在老家割稻子，镰刀一挥倒下一大片。父亲一梭子接一梭子地打呀打呀，枪口下的敌人前仆后继尸骨如山。正在这紧要关头，父亲的重机枪突然哑了下来。刚开始大家以为他也负伤或者牺牲了，但看看却没有。机枪没毛病，子弹也不缺，可他却瞪大眼睛呆在重机枪后面，就是不扣扳机。至于原因，按照李卫国事后从别人那里获得的、父亲向组织交代过无数次的说法，是他实在下不了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活生生的人扑腾一下倒地而死，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打。已经负了伤的营长急了眼，抬腿冲他屁股就是一脚。这一脚踢得很重也很疼，但却救了父亲的命。他身子一趔趄，正好右臂中弹。敌人的狙击手本来瞄准在要害部位，假如他原地不动，结果可想而知。就这么一折腾，前沿阵地暂时失守。后来又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夜间收复。
按照父亲的表现，当场执行战场纪律也不算过分。但营长和父亲共事多年，知道他的历史，也没忘记他过去立下的无数战功。在他的力保之下，父亲没有受到更进一步的处罚，只是在随后部队进行的大规模轮换休整过程中，被解除军职，以战士身份复员回国。当然，这一切都被记录在案。
父亲刚开始禁止玩弹弓时，李卫国还小，再说并没有受到这个事件的直接影响，因此对此没什么概念。那时的父亲，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他心目中隐约还是个传说中的枪王形象。百发百中飞檐走壁，好生威风。而那个离奇的战场事件，在别人口中更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笑话或者趣闻，让他如同冬风一般坚硬的形象和缓了许多。后来，父亲头上突然多了一顶沉重的叛徒和特务帽子，而且帽子的重量逐渐向每个家庭成员身上转移，他也就有了自己的态度。当时别的叛徒特务在外面固然也需要交代自己并不存在的罪行，但在家庭成员跟前可以完全推翻这一切，而父亲不。即便在私下的场合里，他也从不否认。这自然只能让人理解成为默认。因此不仅周围的亲戚朋友，就连惟一的儿子李卫国，也认为特务倒不一定，但说他是叛徒毫不冤枉。而细究起来，叛徒和特务哪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因为这个原因，少年李卫国曾经深深地为父亲的行为感到耻辱。
九
有一段时间，李卫国不得不放弃弹弓。当然不是真放弃，主要是不敢在人前玩。父母禁止，周围的小伙伴也不让。叛徒的小崽子，当然没有资格使用武器。应付父母不难，完全可以偷着玩，反正他们不能一直跟着；严格地说，应付小伙伴们也不难，置之不理呗，自己玩自己的。但是不行。必然会引起的冲突即打架他倒不怕，尽管肯定会吃亏；他无法忍受的，还是叛徒小崽子这个镌刻着深深的耻辱的称呼。
但这种环境并没有压制住少年李卫国对弹弓的喜爱，反而大大激发了他苦练准头的热情。当时语文课文里有魏巍的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看了上面对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种种描写，他简直抬不起头来。都是同样的人，穿着同样的军装，别人是什么样，父亲又是什么样。就这样，枪王的神话被完全打碎，父亲在他眼里彻底沦落为一个耻辱的记号，他对父亲没有别的，除了很少很少的一点点可怜，只有蔑视。他决心用自己的努力，彻底洗刷这种耻辱，重塑枪王的英雄形象。正好，到高中毕业时有了机会，政治环境慢慢松动下来，父亲也被摘了帽，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报名参军。一旦穿上军装，他就能昂首挺胸扬眉吐气了。但不曾想到了最后关头，父亲突然从中作梗，打乱了他的宏伟计划。当时他的那个恨哪，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甚至觉得，根本就不应该给父亲摘帽。他不是别的，就是一个战场上的叛徒，被吓破了胆的熊包蛋。
爷俩的冲突在儿子到警校报到前达到了高潮。父亲试图再度阻止，尽管大势已去；他虚弱地质问儿子为什么一定要上警校，儿子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喜欢枪。我要做真正的枪王！这个答案简直让老头儿绝望。他恶毒地说当枪王？！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那块料吗？儿子的回答同样针锋相对当仁不让：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不会在战场上手软当叛徒！
这句话几乎没把老头儿气死。从那时开始直到儿子警校毕业，父子俩形同陌路，完整的对话绝对不超过十句。等儿子当了狙击手，老头儿的反应更加激烈，当着亲朋公开宣称，不认李卫国这个儿子。这一点虽然无法真正做到，但他到底顶住了重重压力，硬是没参加儿子的婚礼。只在事后，私下里托老婆给儿媳妇塞了一个红包，以示安抚。
十
几天之后，父亲突然给李卫国打了个电话，要他晚上过去一趟。多少年来，父亲主动找他，印象中差不多还是头一次，因此他心里多少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断过的绳子再接上，不管手艺多么高明，也要留下一个疤。爷俩的关系就是这样。尽管由于第三代的介入，爷俩结束了冷战状态，但终究还有些疙瘩没有完全融化。对于父亲，李卫国总觉得有些看不透。
进了门刚坐下，父亲就递过来一张晚报。扫一眼题目，李卫国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如今的报纸真是厉害，那些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的记者，不但抠出了罪犯的身世，甚至还打探出了狙击手的部分家庭背景。当然没有那次战场事件的不愉快，只说他父亲曾经是个百发百中的猎人，有遗传因素。自然，狙击手眼对穿的神奇枪法，更是他们浓墨重彩地渲染的重点。原来以为老头儿除了豫剧之外一概不问世事，与社会彻底绝缘，看来并非如此。
按照规定，报纸没有披露狙击手的姓名。父亲问道是你干的吧？李卫国反问道你怎么知道？父亲说能用弹弓打落花朵的人，应该有这样的本事。李卫国本来想问问这样的本事配不配当枪王，但想想又忍住了。父亲沉浸在自己的回忆和思索之中，没有发现儿子的沉默，自顾自地又提了个问题：明知道逆光，为什么还要这么打？没有其他角度吗？李卫国笑笑，起身给自己倒杯茶，又为父亲续了点水。父亲说多年前的一句气话，现在还没忘？真是我儿子，脾气都一样，臭硬臭硬。说到这里长叹一声，说什么眼对穿不眼对穿，没什么大意义。惟一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缩短死亡时间，减少痛苦。你年龄也不小了，打了眼对穿，职务也超过了我，还不考虑转业？即便不转业，至少也要换换工作。
这还是多年来父亲首次主动跟儿子谈论有关枪的话题。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父子俩的交流也仅限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琐事。枪，作为一块敏感的感情伤疤，大家依然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真是知子莫若父。到底是父亲，尽管从来没有交流过，照样能洞察儿子的心思。彻底洗刷耻辱是李卫国的人生目标，具体形式就是全面超过父亲。从枪法到职务。年轻时，这个欲望之强烈外人难以想象。当然，这一切他从来没跟父亲说起过，没有合适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尽管这个目标已经可以视为实现，但他脑子里也从来没有过转业的概念。根据任职年限规定，他年底就有晋升资格。如果能立功，则基本上可以板上钉钉，问题只在于实职与虚职的区别。当年贺向东在警校的成绩一直比李卫国差一点点，从环数上看，那点差别确实微小，但如果用来考察狙击手，结论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尽管他也算得上优秀。当时两人确实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但竞争也很激烈。毕业后两人都留了一年校，帮助训练新特警，两人各带一组，最后考核时还是李卫国那组以微弱的环数获胜。都年轻，正在血气方刚的好强时期，那次比武的火药味很浓。结束之后，两边的学员都不服气，要求李教员和贺教员再比比高低。校领导既不能泼大家伙儿的冷水，又不好继续拉强弓，只得出面圆场。说比就不要比了，还是让他们两个表演一下，让大家学习学习。最后决定用手枪。距离还是五十米，但不打死靶子，打移动目标，气球。一人十个，同时打。贺向东稍微快点，十发十中，李卫国自然也都没有放空。只是第九个气球升空之后，迟迟没有开枪。谁都知道，手枪枪管短膛线少，有效射程和精确度都不比步枪，打得越晚越不利。但李卫国就是不急。等第十个气球升空之后飘过去，他一枪穿了两个，还是略胜一筹。
就是这个成绩一直差一点的贺向东，如今已经成了总队副参谋长。虽然职务只差一级，肩膀上只差一颗星，但地位却相距甚远，差好几个档次。李卫国如何能甘心。
李卫国说为什么要换工作？我觉得目前这个工作没什么不好呀。也是，他的公开身份是副支队长，狙击手更像是业余兼职。毕竟，很长时间才能碰上一次。父亲说好，有什么好，操枪弄棒的，总不能干一辈子。李卫国说爸，你还不知道我？我就是喜欢枪。你也是老枪王，你说说，怎么这么讨厌枪，一定要我换工作？
父亲喝口水，慢条斯理地给儿子讲了个故事。说发生在信阳老家那个村里，都是真人真事。有个屠夫，杀了一辈子猪，上年纪后手脚不灵便了才收手。有人给他算过一卦，说他终究要死在猪手里，老头儿听了哈哈一笑，没当回事。后来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搭人家的拖拉机进城，路上翻了车，被当场压死。而压死他的不是别的，正是拖拉机上满载的猪肉。
父亲最后又强调了一遍，说都是真人真事。那个屠夫的样子，我多少还有点印象。李卫国听了却只觉得好笑。这不是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吗？要是能成立，肉联厂的屠宰车间还怎么开展工作。不过封建迷信这个词有点刺耳，他换了个说法。他说爸，你真是老了？别忘了你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别的不懂，唯物主义还不懂？略一犹豫又接着说你这一辈子杀生无数，可现在快八十了身体不还照样结实硬朗？有几个人能像你这么健康长寿！
老头儿叹口气摇摇头，用拐杖捣捣地面，说算了吧，不用你给我上党课。什么都别说了，你走吧。
十一
不知怎么回事，李卫国眼前一直忽闪着一张陌生女人的脸庞。当然，现在说起来也不算陌生了，尽管名字还不知道。那天离开现场以后，这张脸不但没有被脑海记忆库中的新货物覆盖，反而以表情茫然肌肉发松以及局部皱纹等种种无比生动的细节，持续地拉扯他根根记忆的纤维。
遗忘是狙击手与生俱来的本领。协同遗忘的，还有对现场以及罪犯背景的不介入。自从踏入这个行当，李卫国从来都是事先兴奋事后冷淡。只要离开现场，最后在那张报告上签上字，一切就都在记忆库里就地封存。这次，是从来没有过的例外。
根据档案材料上的地址——以他目前的身份，接触这个轻而易举——李卫国找到了罪犯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和辖区派出所。片警说，罪犯生前性格温和，从来没听说他跟别人发生过什么纠纷，各方面的表现都不出格。出了这样的事，刚开始他感到非常震惊。居委会主任是个老大妈，说起罪犯，不住地叹气。叹息他活得不容易。说他为人很热情，邻里间有点什么事，经常过去帮忙张罗。三楼赵大爷是个孤老，煤气罐从来都是他包办。很少酗酒，从不赌博，当然也不打老婆。三年前下了岗，一直没谋到正经工作，到处打游击。去年下半年，他老婆单位也关了门，没办法，只好在街上摆个小摊，起早贪黑地卖水饺，权且挣口饭吃，也勉强供应上高中的孩子。谁知道他会走这条路呢？哎，也是叫生活给逼疯了。要叫我说，责任在电视台。如果不是成天放那些打打杀杀的电视剧，他怎么会想到走这一步！
李卫国学过犯罪心理学，当然明白生活中的罪犯不会简单脸谱化。如果好人生来就是好人，坏蛋只干坏事，人群中间可以划一道线区分好坏，生活要简单很多。全社会的管理成本将大大降低，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会相应提高。但这是不可能的。除了极端的例子大奸和大善，普通人身体内都同时具有天使成分和魔鬼成分。两种成分相互制约，保持着动态平衡。有时天使的成分占了上风，他就去做点好事；在另外一种情况下，魔鬼的成分可能要相对增加，促使他犯点小错误。没有绝对的好，也不会有绝对的坏，如此而已。
但尽管如此，该犯案发之前的表现还是让他感到新鲜。一般说来，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不大会走极端。促使他走这样的极端的，应该有某种强大的力量或者变故，彻底打破了两种成分的动态平衡，使杠杆严重向恶的一方倾斜。但现在没有人能告诉他，这种力量或者变故来自何方。档案中找不到，片警和居委会主任这里看来也不会有答案。
李卫国有些不甘心地又追问一句，说难道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老大妈从这话中间听出了一些指责的意思，有点不高兴地说看你这位同志说的，他事先没告诉过我们，我们又不能钻到他肚子里去，哪里知道他要去杀人放火！李卫国赶紧解释道大妈您别误会。我是说，事先他家里有没有什么变故，比如家里人生病，两口子吵架，或者谁逼债什么的，促使他走了极端？老大妈想想说好像没听说有什么变化。反正这些年他家的日子一直挺紧巴。每年春节街道走访慰问贫苦户都有他们家，今年看来难了。哎！
李卫国鬼使神差地跑了一趟，最终只能怏怏而归。走前他留下两百块钱，托老大妈转给那个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