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说：刘爱是不是我的？
我在门外听见这话，脑袋里轰的一声。
母亲说：不是。
校长说：可是，别人都说……
母亲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最清楚。
校长：我希望你一生中就这一次不要撒谎。
母亲说：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撒谎。
校长说：永别了。
突然，门开了，校长从里边缓缓地走出来，母亲并没有送他。他独自走到门口，开开门，我有些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到了门口，要关门时，校长回头朝我一看，我发现他的眼眼里饱含着泪水。
校长走了，母亲仍在浇花。
以后，我曾经悄悄地偷看过校长的日记，里边充满激情还有艳丽的词语，显示了一个男人深情的话语权，所有那些呵护都是为了母亲。他说，他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就是母亲。而且，我发现他也喜欢用与范主任一样的诗句：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我被他言词的高贵所打动，并恍然大悟：难怪他们能给江青写出那么有文采的信，他们是一路货。都曾经是充满才情的青年。可是，在今天的政治压力下，他们还能坚持得住吗？
果然，校长自杀了，那是在三天后，在锅炉房的后边，就是我和王亚军偷看阿吉泰的地方。校长穿着鲜亮的黄军裤和充满太阳味道的白衬衣。他身上除了有五斤全新的乌鲁木齐地方粮票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这永远是一个迷，已经到了一九七八年了，他临死时装上一张粮票干什么？
知道校长死的那天，我看出了母亲眼底的悲哀，那时灯光正照在她和她的毛衣上，我问她：我跟校长有关系吗？
母亲摇头，问我：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说：从小就听别人在后边议论。黄旭升也说过。
母亲说：他们说话不负责任。
我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时隔多年之后，不放心的我在有了DNA技术之后，仍然去作了亲子鉴定，我与父亲刘承宗的DNA基本一样。看来，母亲这次真的没有撒谎。
这次没有撒谎，就意识着她一辈子从来不撒谎。
3
父亲并不显老，他经常对别人说，你看你看，我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在他被母亲反复清理过的头上果然没有白发，别人就都会叫起来，说：刘总真是的，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天翻地覆，什么叫天翻地覆？就是别人对你说话的态度有一个根本的转变。父亲当然知道这些，他对科学大会之后的日子充满感激，当听到郭沫若文章里引用了白居易的词时，父亲热泪盈眶，当着我的面，与母亲就在家里拥抱起来，一点也不嫌肉麻，充分表达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热烈。他不会忘了自己站在架子上画毛主席像的日子，更不会忘了别人打他的那一巴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要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而且让我惊讶的是，他也非常喜欢唱那首“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看着爸爸乌黑的头，我半含着恐惧和悲哀探索着想：再过二十年，他会在哪儿，跟谁相会？
爸爸说的大工程是民族大剧院。当他从欧洲回来之后，深深地被那儿的古典意味所迷惑，在阿姆斯特丹，在巴黎，在海德堡父亲拍了很多照片。蝙蝠衫开始在女人身上流行，乌鲁木齐人渴望现代化，而且是四个现代化，可是爸爸却沉缅于古典。他反复地抚摸着自己带回来的那些照片，说：我瞧不起新巴黎，可是我敬重老巴黎。就好比我瞧不起新北京，而我敬重老北京一样。而乌鲁木齐谈不上新，也谈不上旧，我在五十年代设定的风格基本上保住了。
他那番话是对我和妈妈说的。
那是爸爸妈妈最幸福的时光，他们翻身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到处都需要他们，他们喜欢对别人说：知识分子别无所求，唯一渴望的就是报效祖国。
爸爸曾经设计了民族剧场，现在他又要设计民族大剧院。
在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徘徊于南门的民族剧场四周，没有人比爸爸更善于自我欣赏了。他自信乌鲁木齐会按照民族剧场的风格发展，穹顶，塔尖，理石柱，雕刻，各民族的语言，以及像巴黎老城那样淡黄色的调子……所有这些东西混合起来，就会与中国的任何城市不一样，也会与世界上任何城市不一样。
爸爸妈妈晚上经常一起散步，还喜欢拉上我。我总是沉默着，而亢奋的他们却有说不完的话。突然，爸爸止住了自己的话语，他朝前方看去：那是范主任。范主任竟然坐在轮椅上。他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戴着白色的眼镜正朝爸爸看。在校长自杀的那会儿，范主任也曾跳过楼，可是他没有死。
爸爸缓缓的脚步朝他走去。
范主任看爸爸走过来，脸上并没有慌乱。他熟练地驾驭着残疾车，与爸爸面对面。
爸爸看着他不说话。
他也看着爸爸不说话。
我们一家从他身边走过，而范主任停在原地，转过车身，继续看着我们。
父亲说：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说：他从四楼上跳下来，竟然没有摔死，生命力真强。
母亲不高兴了：什么叫生命力？怪不得考不上大学，连贬意词和褒意词都分不清。
父亲说：我在那么黑暗的时候就说过，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我说：这诗范主任也对阿吉泰背过。
爸爸妈妈倏地变得不高兴了，他们都在刹那间充分地意识到了自己儿子的愚蠢。
父亲用了三个多月，拿出了他的设计方案。在那三个月里，他像是音乐家沉浸在作曲的状态中一样。父亲刚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时，显得有些骄傲或者说有些得意。于是他就像是前些年能突然穿上军装时那样，举止上变得有些轻浮，他走路的姿势又开始像跳高一样。
父亲的背运并不是来自于他的举止，而是来自于人们观念的变化。上级在审察了他的方案后对他说：错了，全错了，乌鲁木齐需要的不是一个旧式的古堡，而是一个现代的大剧院。
父亲的方案被彻底否定了。领导的意思非常明确：重新拿出一个现代的方案。
父亲不同意，他固执地认为：乌鲁木齐需要一个整体的风格。这需要历史的延续。
领导批评他，说：乌鲁木齐不过是一个小镇，有什么历史？你那个风格不过是苏联的那套，大白天楼里都是黑的，外观上又笨，还又费材料。
父亲像是又挨了一巴掌，那次是人们非要给毛主席的头上加一只耳朵，这次是要给天山下的乌鲁木齐加一点现代化。
父亲从那天回到家之后，变得沉默了。他一直也没有按照领导的意思重新设计，而是想要通过适当的修改来达到某种妥协。他跟妈妈说话也很少，因为她这次不像上次，一边为他抚摸着伤口，一边表达着跟他同样的观点。
妻子这次从内部又深深地扎了丈夫一刀，她的观点与大家完全一样：乌鲁木齐要走向现代。这应该是全体乌鲁木齐知识分子的渴望，他们盼望新观念盼得太久了。她不断地在父亲沉默时，把自己的观点表达给丈夫听。
父亲不说话，总是一个人摆弄着那个旧唱机，听着格拉祖诺夫老掉了牙的旧唱片。小提琴上似乎落满了灰尘，音乐充满房间，却有了一种秋天的味道。
几个月过去后，父亲的妥协方案送了上去，领导只看了一眼，就生气地作出了结论：要大胆提拔年轻人，让父亲的学生宋岳担任总设计师。免去刘承宗的总设计师的职务，在家待命。
独自在家的父亲不肯浪费时间，他又开始进入了设计状态。他开始一张张地重新画图，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他拒绝任何助手，一根根地画着直线和曲线。
母亲看着他进入了这么反常而激昂的状态，就伤心地哭了。她似乎明白了天意，并且嗅到了某种死亡气息，就去买了一张新办公桌，那是一个很大的写字台。从此，爸爸每天都在那儿工作。从早到晚，从黄昏到黎明。他如此亢奋，使我感到恐惧。因为他工作的时候听不见身边的任何响动，只是低着头，弯着腰，看着图，周围的一切都跟他无关。
有一天，我买了盘安迪威廉姆斯的磁带，那上边有《月亮河》。当歌声在我的房间回荡时，父亲竟然走了过来。他听了一会儿，说：这歌我早就会唱。然后，父亲用英语，而不是俄罗斯语合着男低音唱起了这首歌并随时为我翻译着：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月亮河，宽过一英里，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 day。 有一天我会把你越过，风度优雅。
Oh； dream maker； you heart breaker； 哦，梦想让你心碎，
Wherever you're going； 无论你流向何方
I'm going your way。 我将跟你前往。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两个漂流者出发去看世界。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多么精彩的世界。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我们追随在彩虹身后，
Waiting'round the bend； 在河湾处等待，
My Huckleberry friend 我的哈克贝利老朋友——
Moon river and me。 月亮河与我。
父亲从来没有这么有魅力，他的英语发音很好，几乎没有受到俄语的影响，他简直就是一个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人，或者说他就是一个王亚军，正在为我讲述那些我最需要的东西，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月亮河》是电影《蒂凡尼早餐》的插曲，得过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 奥黛丽。赫本是我和你妈妈最喜欢的演员，她饰演女主角，演唱《月亮河》。当年就得了格莱美最佳歌曲奖。 很好看，是爱情电影。
父亲像是在激情地回光返照，他的脸兴奋地有些微红，是高血压病人的脸上常见的红色，父亲言犹未尽，又自言自语地说： two drifters，很有意思，是两个漂流者 ，爸爸跟你有时就像是两个漂流者， 在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Huckleberry逃出家，被有钱人收养，又受不了
文明社会的拘束，他逃走，与黑人吉姆共乘一筏，在河上漂流，沿途遇见许多各种各样的事，丑恶的事情，他们真正了解了社会。在共同漂流的日子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说： Huckleberry竟然是哈克贝利？是马克·吐温小说中的人名？父亲的博学让我吃惊，因为他此刻说的事情与建筑无关。 父亲点点头，没有看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更多地接受父亲的抒情，他会唱英文歌这事让我特别的委屈，我们安静了很久，父亲像是煤炭的火焰已经燃烧过了，他正在渐渐成为灰烬。我对父亲说：我想念我的英语老师，我想念王亚军。
父亲半天没有说话，他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台前。徐久，他叫我。我站在他身边时，他仍在低头画图，时间就这样一分分地过去。突然，他抬起头来，说：
我对不起你的英语老师。
听着父亲的话，我说：爸爸，每次你打我的时候，我都仇恨地看着你，你是不是就更生气了？我知道有很多孩子不是这样。只要一挨打，他们就哭，好像很疼很疼，那顿打就会轻许多。
爸爸笑了，再次哼起月亮河。
我说：为什么那时，在我最需要听的时候，你从来也没有为我唱过一首英文歌？
爸爸楞了一下，就好像我说话的声音很大，渐渐地他的眼泪流出来，说：爸爸是机会主义者，爸爸任何时候都想为你好。
父亲真的死了，不过没有死在那张新的桌台前，而是死在一炮成功下的建工医院里。他死于心脏病突发。那天，他把效果图画完了，就开始把许多图都挂在了墙上。他作这一切时，显得很吃力。然后，他站在图前开始自我欣赏，没过十分种，他就突发心肌梗塞。
爸爸被送到医院后，经过了两天的抢救，最终还是没有活过来。在爸爸的最后时刻，妈妈一直在他的身边，她把爸爸搂在怀里，让爸爸像是一个年轻人一样地在她怀中死去。
在燕儿窝开追悼会时，没有放一般的哀乐，而是应爸爸最后的要求放了我买的那盘《月亮河》，当整个大厅有英语在回荡时，我理解了那是爸爸对于英语老师王亚军表达的最后忏悔，尽管王亚军不在场，他可能仍在南疆的巴楚服刑，但我想他能听见一个家庭对他真心的道歉。
我曾经想当一个外交官。
我把这个理想告诉了王亚军。
当时英语老师笑了，说：一个人应该有理想，就像一个房间应该有窗户一样。
可是，现实是我没有考上大学，勉强地在乌鲁木齐上完中专之后，我被分在了我的母校，也就是王亚军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学校当英语老师。他的同学们在这几年从全国各地回到乌鲁木齐，每当相遇，他就会看到对方身上的校微，这总是能让他的内心痛苦而委屈。他曾经想过，在乌鲁木齐所有的孩子当中，他是最应该上大学的，应该去北京，上海，广洲，可是，唯独他被留在了天山脚下，成了王亚军的后任。
我跟王亚军一样穿着讲究，并且往身上洒香水，我也喜欢经常为可爱的女孩子补课，我觉得为那些学习好的女孩子唱英语歌，是人生最美丽的事情。我跟王亚军最大的差别是：我不怕别人说刘爱老师作风不好。我可以公开说，我最喜欢的是聪明的女同学。
当那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走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时，他感到自己还是骄傲的，尽管他的社会地位低下，只是一个英文老师。可是，英语包围了他，让他有着一般人没有气质。
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快地过了两年，他仍跟青少年时一样孤独，周围的一切与他仍是格格不入，因为过于渴望成为一个绅士，所以他似乎染上了洁癖。他的皮鞋从来擦得过于亮，每天都换一次白色的衬衫，由于整本整本地看英语书，他的眼睛真的有些近视了。他为此兴奋了很久，近视眼是美好的，他配了一幅宽边的深色眼镜。他戴着眼镜，在英语的世界里，看到了美国，看到了欧洲，还看到了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文明生活，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的笑容和说话的习惯。
那是秋天里的一个中午，他为父亲扫墓回来，走在西大桥上，他远远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的突然出现让他心跳不止。他加快了脚步，当那个人也认出了他时，他们都兴奋地有些喘气。
王亚军首先站住了，他微笑地看着我。
我站在他的面前，紧张，羞涩，有些不知所措。
他仍然不打算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想问他是不是因为表现好提前出狱了你最后服刑是在巴楚吗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
王亚军仍然穿着像当年那样深色的毛料衣服，笔挺的裤缝，皮鞋擦得干干净净，他明显有了些白头发，脸上仍是刮得发青。
我看着王亚军，却感到他的衣服已经不太入时，皮鞋的款式也都显得有些陈旧，只是他的眼睛为什么还那么亮，充满着激情，这让我感动。
我们就那样地站着，真的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天山在远处看着我和王亚军的这一次相遇，风吹动着头顶的树叶，天空里的云彩一直在走，我隐约听到了脚下的乌鲁木齐河在喧哗，流水声在我们的对视中变得更加明显。
王亚军仔细地看着我的穿着，以及我那被电梳子烫成卷的头型，终于开口：
“你大学毕业了？”
“我没有考上大学。”
他似乎有些惊讶地楞了一下，但是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