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忽然起身；看看王亚军；上前给了他一巴掌；他说：你怎么能带着孩子干这种事；你身为老师。
王亚军没有争辩，也没有看我，他像是罪犯一样的低下了头。
范主任就是那时走进来的，他对大家问好。
我们全都站了起来。
范主任扫了王亚军一眼，然后看看校长，又问保卫处的人说：他都交待了吗？
保卫处的人点头。
校长说：是英语老师的事情，与孩子没有关系。
父亲看着校长，眼睛里充满感激。
范主任说：恶性事件，十分恶劣，影响极坏。一定要严肃处理。然后，他看看王亚军，说：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王亚军说：我，我作为一个老师，拉着学生作这种事，是犯罪行为，我接受法律的治裁。
犯主任说：法律？治裁？你以为你是谁？什么时候了？你还配用这么大的词？
我望着王亚军，内心无比惭愧，什么叫“我作为一个老师，拉着学生作这种事”？不对，王亚军是让我拉去的，我一次次地朝着澡堂跑，那是我们许多男孩子的恶习，我为了他那本英语词典，我为了讨好他，告诉了他这个秘密，明明是我拉他去的。那是我跟他作的一项交易：我想带着他去看阿吉泰，而换取对于那本词典的占有时间。为什么现在责任全在他的身上？
我的额头开始出汗，内心的压抑让我想哭，想说出这一切，是我造成的恶性事件，是我的品行恶劣，应该严肃处理我。我开始看王亚军，他不看我，脸上显得很平静。我又看看爸爸，他正极其严厉地盯着我。我的余光里，校长也显得紧张地扫了我一眼，他可能也意识到了我的不正常。
我猛地站起来，大声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是我——
我的话还没说出来，爸爸猛地冲过来，朝着我的身上狠狠踢了一脚。我当场就被踢倒在地。父亲喊叫着说：跟着这样的老师，作这种丢人的事，你平时不注意思想改造，自由散漫，学习资产阶级那一套，我打死你。说着，他开始掐我的脖子。
我当时被父亲吓懵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父亲的眼睛，里边很红，全是血丝，他那时也看着我。我盯着他的眼睛，内心渐渐变得迷惘起来，我发现在父亲的眼底深处，竟渗出了泪水，他的泪水让我在怀疑，恐惧，不安之中变得沉默了。
校长过来拉开父亲，说：老刘，你不能这样，孩子没有错，他们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丽的图画，主要在我们大人，在我们老师。问题出在他的身上，根子却在你这儿。快把孩子带回家吧，以后要好好教育，我也会在学校专门安排对他的帮教。
爸爸忙说：谢谢你，校长。谢谢范主任。
校长把目光转向范主任说：让他们父子先走？
范主任当时正在打哈欠，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点头。
父亲走在前边，他拉着我的手，当我跟着他要走出这道门的刹那，我看了一眼王亚军，我是那么希望他能看看我，可是，他没有把头转过来。我站住了，盯着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地想抱着他哭一场，可是，父亲狠狠地拉了我一下，并回过头，把门谨慎而有力地关上了。
过道里一片黑暗，没有阳光，我昏昏沉沉地走着。
那几天是怎么过来的，我都不知道。只是记得像是得了一场大病，整日处于混沌之中。没有当着众人说出实话，这让我良心不安，即使是一个孩子，他也是会在内心里一次次地矛盾，甚至于忏悔的。我像是一个得了肺结核的人，半夜里常常被惊醒，全身上下出盗汗，内心不安，让我痛苦不已。
第18章
在一个星期之后，东风电影院里召开对于王亚军的宣判大会。
当王亚军被绑着，押上舞台时，全场高呼口号，我们学校的男女学生像是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的，从坐位上站起来，边喊着：打倒流氓份子王亚军，边充满好奇地看他。场面热烈，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姚明站在舞台上，那整个会场将会是如何喧闹。
对于王亚军的批判和揭发是漫长的。
终于，该轮到我揭发他了。校长亲自带着我上台，并拿出事先写好的稿子让我念。那是很厚的一摞白纸，里边全是王亚军如何教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过程。
校长拍拍我，就下去了。舞台上似乎就只有我和王亚军两个人。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蓦地，一切都安静下来，像是在一个安静的宫殿里。我站在舞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心想自己曾多少次渴望站在这个舞台上，成为中心人物，大家都看着我，听我说话。今天终于来了，却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王亚军看看我。
我也看看他。
他的表情平静，就像是我们正在台上演戏。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我是王子，他是老国王。
渐渐地，他的脸上出现了微笑，他示意我开始念，那时，所有的光线似乎都打在了他的身上，王亚军像是太阳一样地立在了台中央，好像他的身上能发出光芒。
我感到阵阵头晕，仿佛八家户田野上的天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头顶，雪山那边金灿灿的光亮不停地在我面前闪烁，李垃圾和黄旭升骑着马掠过我们的树旁，一声枪响把我从黑夜里强行地拉到了白天。
忽然，我把那一摞白纸朝舞台上的天空一扔，只见那白纸像雪片一样地四散开来。
所有的人，包括王亚军都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十七岁的孩子竟会如此冒失，有这样超常的举动。场内先是一片安静，接着就像是产生了爆炸，轰的一声就喧腾一片。
我在众人的叫喊之中，朝后台跑去，然后，又从那个小门冲出去，一直朝湖南坟园狂奔。
天很黑了，我又饿了，而且很饿很饿，我真是瞧不起自己，王亚军都那样了，我竟然还饿。人类真是一种不好的动物。我坐在那棵老榆树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盼望着听到父母叫我声音，是他们求我回家，而不是自己愿意回的。
父母始终没有出来找我，他们比我沉得住气，他们吃饱了，于是他们就很有耐心地以这种方式惩罚自己的独生子，那时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很少，都是一大群，像生了一窝猪一样，只有我们家是例外，没有兄弟姐妹的我从来就很孤独。
我坚持着，渴望着听到他们呼唤我的声音，结果是我无比失望。所以，永远不要相信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无限的，除非你没有像我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童年。真理是什么？是父母让孩子在孤独中忍受饥饿，因为他不懂政治而给父母带来了麻烦。
当我回到家时，我以为爸爸妈妈会打我。
他们谁也没有要打我的意思，甚至于都没有多问。
他们拿出了从食堂打回来的红烧肉和大米饭，说是专门给我留的。
我坐下来吃饭，他们两个人竟都坐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吃。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我是他们的儿子，我正在发育，就要长大成人了，我的力量甚至于超过了父亲。我让他们觉得永远有未来，永远有希望。
爸爸看我吃了一会儿，就开始抽烟，他点着一支烟后，抽了一口，稍稍显得轻松了一些，小声说：你还要在学校作检讨，要认真作，从灵魂深处反省自己。王亚军这个人，父亲说着摇摇头，今天最后宣判，他被判了十年。
我立即就感到不饿了，看着饭吃不下去。我沉默地坐着。好一会儿才抬头看着爸爸说：
“我觉得我，挺，挺不要脸的。”
爸爸没有说话。
妈妈也没有说。
我想了想，又开始看着父亲，一直看着他，想等待着他也抬起头看我。可是，父亲始终也没有抬起头来，他只是皱着眉头，脸上有某种深刻的表情，他像是罗丹的思想者那样地，在进行严肃的思考，他真的像是一个思想家。
突然，我说：
“我觉得你也挺不要脸的。”
父亲猛地就冲动起来，他起身，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我也在瞬间就激动起来，抬起脚，就朝爸爸肚子上狠狠踢过去，竟把可怜的父亲当场踢倒了。在母亲的哭叫声中，我楞着站在那儿。
父亲顽强地站起来，不让母亲扶他。母亲看着他的脸色，很怕他会被踢坏。父亲显得比任何时候都亢奋，他扑到我的面前，吼叫着：反了，反了。不过了，不过了。
在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此刻他的用词，以及腔调显得十分古典，如同旧式的财主，一点都不像是有过新式教养的知识分子。以后多少年我都在想：高兴的时候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或者格拉祖诺夫，气急财坏的时候就“反了，不过了”，这是一个区分东方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的试金石。
一九七八年秋天是我最背运的日子。
我没有考上大学，那是我一生的耻辱。
许多人都考上了，尤其是我们那个班，几乎有一半的人都进了大学。只有我，仍在大学外边冒充着绅士，而且，还是英国绅士。大院里的孩子和家长都在嘲笑我：像知识分子那样留着卷曲的分头，戴着眼镜（还是平光的），穿得笔挺，身上还有香水味，每天走在路上还夹本书，别人不学习的时候就他学，可是连个大学都没有考上。看来，这孩子的思想太复杂了。脑子里都被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占满了，哪里还装得下真正的知识？
父母对我失望极了。他们出自于清华，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少有的几个清华学生之一。父亲还留过苏，更是我们乌鲁木齐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可是，他们的独生子一点也不愿意为他们争气，打扮得怪模怪样，却考不上大学。即考不上理工科大学，也考不上文科大学。
他们的儿子却想：为什么想上大学还需要考呢？他想上就让他上嘛。又不是想去杀人放火，又不是想偷鸡摸狗，又不是想当四人帮，他不过就是想进一个叫大学的地方学习嘛，为什么考不上就不让上？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一个孩子想上学的权力。
当儿子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时，他们吃惊地看着儿子，深深地感到了种的退化。那是人类生存的危机。文化革命真是把一切都搞乱了。这个孩子应该到医院去看医生。
我真的到医院里去看病，却没有检查出来。就在我从那条通往太平间的小路上经过，要出北门的时候，黄旭升朝我走来，她身上竟然别着一枚校徵！我吃惊不已，没有听说她考上大学呀。黄旭升也看见了我，她笑起来，显得很灿烂。我说不出话来，眼看着太平间里有人进进出出。她说：老是想去找你，老是没有时间。我点头，又看看校徵。她说：要把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我说：你是什么时候考上大学的？她说：第一批呀。我说：你的病好了？她说：你才有病呢。
这时，她母亲从后边赶上来，看见我，脸上立即充满警惕，说：快走，要迟到了。
黄旭升竟然没有跟我多说什么，就朝医院走了。
我说：我能给你写信吗？
她说：用英语写吧，我正好练练自己的英语水平。
天山仍然陪伴着我，博格达峰像我的影子一样，我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苍穹这个词，它是蓝得让你眼前阵阵发灰的天空。我渴望去北京上海，却没有考上大学，我知道自己此生只能永远呆在乌鲁木齐。我的委屈在哪里？他们说得真对：别人不学的时候就我学。
我眼谁学？
王亚军。
孤独的时候总想念王亚军。他那时被关在监狱里边已经一年多了，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是因为路途遥远，还是因为我们之间隔着沙漠？我曾经在地图上仔细地看过他劳改的地方，当时就吃了一惊，在我们之间有两大世界著名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土尔班通古特沙漠。
王亚军是不是被晒干了？成了南疆的一块木乃伊？
母亲有些老了，原来是细密的绉纹在眼角，现在却已经是像榆树皮一样粗的纹路爬在了她的脸上。但是，她仍是那么有风度，她可以在阳光下自由的呼吸。她的出身，她的学历，她从清华出来的身份，特别是她是爸爸的妻子，都使她有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早晨，当阳光照在停车场的时候，老是看着她穿着紧身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安全帽，她作为技术处的处长，要随总局的领导们下基层去检查工地。
车就停在那个地方，司机的态度良好，他们对她很客气，就像是对待宋美玲一样，因为一个有风度的女人站在你的身边，她是有地位的。
她的风度很好，没有人能像她这样，温和，大度，落落大方，她的个子挺高身材挺拔，像是一个经历过风雨又重新走到了阳光下的白杨。
她现在真的不再怕别人说她是技术权威了。
父亲是技术权威，而现在连她也是技术权威。
母亲怎么会是技术权威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她最重要的设计是那个乌鲁木齐人直到现在都还记得的防空洞，它是地标性建筑，也差一点成了我的坟墓。
可是，母亲就是技术权威。
她与父亲有时拿出留声机，听一会儿格拉祖诺夫，她们总是把声音开得很大，让小提声从窗户飘出去，充满院落。全乌鲁木齐的人在那时都听见了这种乐曲。因为这种乐曲，她们就更像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众人眼里，就更加神秘。
刘承宗，秦萱琪夫妇真是神秘，他们和一般的人就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是一个周末，爸爸去了美国据说还要去欧洲。他临走时兴奋而神秘地说：乌鲁木齐将有大工程。
母亲独自在屋里浇花，她是爱花的人，这可能来源于她出生的那个宅院。她曾对我说，家里有好多的花呀，她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与花在一起的。有许多年了，她不得不与花分开，这让她无比委屈。母亲说到这些时，声音略有些哽咽。
门就是那时被敲响的，母亲朝门那儿看了一眼，继续浇花。
我把门打开后，站在面前的人让我有些惊讶：校长。
校长站在门口，脸上充满谦逊的笑容，在肘臂里夹着一个报纸包。他穿得有些破烂，不太干净，全然不像是七十年代中期时的样子。
他看出是我，脸上也是一楞。最少有两年没有见面了，说是他被送到艾丁湖农场劳动了，他是三种人，是范主任的走狗，而且他们两个作为清华的校友，曾经联名给江青写过信，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被揭发出来。
他说：我找你妈。
我让他进来了。
他径直朝母亲的卧室走去。
正浇花的母亲看见他后，像是受了惊的鸡一样，浑身都颤动了一下。
校长看着母亲，脸上充满深情，他说：我就要到南疆去了，要去巴楚，去修小海子水库，说着他把那个纸包递给母亲，说：这是我多年来写的日记，从清华时就开始了，你知道的，里边还有你。这是我最贵重的东西了，我没有别的亲人，只好留给你了。
母亲斜眼看见了站在后边的我，说：刘爱，把门关上。
我只好关上了门。但我贴着门仍然听着。
母亲说：你不应该上我这儿来，这东西我也不要。
校长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几天了，南疆太苦，我可能活不长了，希望你帮我保留。
母亲沉默。
校长又说：能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母亲沉默。
校长说：刘爱是不是我的？
我在门外听见这话，脑袋里轰的一声。
母亲说：不是。
校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