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的骨干都分配到铁路上当段长、站长了。他们一色日式武器装备的长枪中队，仍保留下来，作为铁路局的警卫武装。还是徐广田任中队长。
我住在枣庄市委，每天找杜季伟，并到铁路局去找刘金山、王志胜和徐广田，以及留在铁路局工作的一些骨干队员，作个别访问或集体座谈他们过去的战斗事迹。根据所补充的材料，我着手写《铁道游击队》的初稿。当时，根据地在写作上盛行写先进人物的真人真事。如果有人把先进事迹写成小说，别人就认为是胡乱编造。，因此，我开始写的也是真人真事。如草创时期的开炭厂，两次打洋行，在临枣支线上搞机枪、打票车，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打岗村，这一些主要战斗，我都如实写下来，每写一章，都吸取了他们的意见。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除了和领导骨干谈材料而外，还到参加这些战斗的一般队员那里了解情况。谈到最后，他们往往对我说：“老刘！你写这些战斗时，不要忘了也把我写上去啊！”我当时点头答应。因为他确实参加了这样战斗，在战斗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要求是合理的。可是从创造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就有困难了。我在作品中描写他们从事的战斗，不要说写小说，就是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也只能写主要的英雄人物和重大的斗争事件。对于那些琐细的、次要的、重复的东西也应该舍弃。否则就不能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性格，对动人的情节也不可能作细致的描写。如果把参加战斗的几十个人都写上去，那末，就写不成文学作品，只简单的写一下战斗成果，开一个参加战斗的名单就行了。事实上，把主要的英雄人物典型化，把他写活，刻画出他如何在战斗中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进行战斗，去夺取胜利，他的表现就显示了所有参加战斗的队员的英勇形象。如果按自然主义的写法，铁道游击队前后四个政委，杜季伟去了后又调走，张洪义去了，不久牺牲，又去一个孟政委也牺牲了，整个的战斗都过去了，最后去了一个郑副政委。这样如实写四个政委，却刻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党的领导形象。因此，我就根据四个政委的个性和特点，以杜为主塑造了一个政委的形象。可是当时我在枣庄和他们座谈、补充材料时，却不能谈出这种意图，因此，有的队员要求我把他写上去时，我还是答应了。当时我守着他们写的所谓“初稿”，实际上只是一次有系统的对材料的梳理罢了。但是它却是我以后创作《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不能缺少的重要基础。
后来徐广田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才使我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摆脱了困境。
当我在枣庄守着他们写初稿，将要完成的时候，突然听说我在铁道游击队最早认识的徐广田妥协了，当时人们称脱离革命回家去的人叫妥协，也就是他交枪不干革命了。
这消息给我很大震动。我知道徐广田在抗日战争的对敌斗争中，虽然有点落后思想，但是在战斗中还是创造了不少惊人的战绩。他是铁道游击队中几个重要的英雄人物之一，并且被全省第一次英模会上命名为甲级战斗英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战斗岁月已经过来了，现在抗战胜利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怎么会妥协不干了呢？当时我写的《铁道游击队》小说的初稿即将完成，而书中的英雄人物之一的他，竟在胜利之后不干革命了。这个人物怎样评价，如何写法就成问题了。使我感情波动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我通过对他们的访问，热爱和崇敬这些英雄人物，和他们有了深厚的感情。听到他们创造的出色斗争事迹，我感到兴奋激动；看到他们受到挫折，我感到关切和着急。为了弄清徐广田的问题，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到铁路局去找靳怀刚和刘金山了解情况。
原来情况是这样：枣庄成立铁路管理局时，刘金山和王志胜都担任了局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徐广田却仍然是长枪中队的中队长。这样作的原因是因为长枪队是一色的日式装备，领导上不忍心拆散，把它保留下来。由于长枪队是铁道游击队的一部分，别人很难领导这个部队，所以仍叫徐广田担任中队长。可是徐广田却不这样认为，他以为这是过去他不大服气刘金山的领导，刘要报复他，所以没有提拔他，也没有把他分配到铁路上去工作。不然，为什么所有的干部都提拔了，唯独他仍是中队长呢？为此他对刘金山他们很不满，憋了一肚子气。这时又出了另一新情况，更促使了徐的恼火，就是铁路是国营大企业部门，一些留用的职工，平日他们都是靠工资维持家庭生活的。所以规定铁路职工按大包干代替工资，以职务大小折合小米发给职工。铁道游击队的干部调到铁路局工作，工资也实行大包干。其他党政军备部门的干部仍是供给制（衣食由公家供给，每月发一元津贴），记得当时对金山每月发三百斤小米，王志胜发二百多斤，其他段长、站长每月发一百五十到二百斤小米。长枪中队虽然拨给铁路局领导，由于他们是部队，所以仍按部队的供给制待遇。这件事给徐广田和徐的家属有很大影响。
徐广田家住枣庄西几十里的铁路边一个村庄，家里有老父亲和爱人及一个怀抱的孩子。他的哥哥参加铁道游击队重伤残废，他的弟弟也是铁道游击队队员牺牲了。徐广田在多年的战斗中也负过几次伤。他们家没有土地，靠铁路维持生活。他和弟兄们参加铁道游击队，虽然是供给制，可是由于他们经常搞敌人火车，大部分物资交公，但也留有一小部分救济队员的家属。现在抗战胜利了，为了阻止蒋介石部队北上，把铁路都拆除，他们家属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听说枣庄成立铁路局了，徐广田的父亲和爱人感到生活有盼头了，就去找徐广田。他们看见他并不在铁路上工作，仍然当中队长，就大失所望。徐广田的父亲拉着儿子的手说：“人家都是抗战八年，你也是抗战八年，现在人家都当了大官，有的当了局长，有的当段长、站长，你怎么还是个中队长呀！”他的爱人抱着孩子对徐说：“听说刘金山、王志胜每月都挣二三百斤小米了，可是你还是老样子，让俺娘们可怎么过日子啊！”说着就落下眼泪，因为家里没有粮食吃，她经常挨饿。徐的父亲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守着这个儿子养老，生怕在战斗中再失去这唯一的儿子。爱人和老父亲的要求，徐广田一件也不能办到，可是他们这些落后话，却给他以极大的影响。爱人和父亲不是来一次，他们经常来要粮食，要他到铁路上工作。由于家庭的困难不能解决，他就更恨刘金山了。使徐广田妥协的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一边和国民党和平谈判，同时也要作好迎击蒋军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准备。解放区的部队都进行了整编。许多地方部队都编入主力。在此情况下，长枪中队也编到八师的主力部队里了。所以徐广田就随长枪中队到八师去。他们改为一个连，由徐任连长。徐广田过去常年在铁道游击队，他们在铁路线上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艰苦卓绝的战斗，可是在战斗的空隙，却经常分散活动，生活上还是比较自由散漫的。徐广田一到主力部队，感到这里的战斗生活是艰苦的、紧张的，一切要求都很严格，他有点受不了。加上他身上多次负伤，每天从早到晚的操练，打野外，他在体力上也实在支持不住，就有点不想干了。可是他却把这一切不顺心的事，都推到刘金山身上。明明是领导上决定把他们调入主力的，他却误认为是刘金山把他排挤出去的，所以憋了一肚子气。加上他经常不上早操，受到营长的批评，他一怒之下，把匣枪一交就自动离开部队回家去了。临走他身上还带了一支小手枪，这是他在铁道游击队打鬼子时缴获的，他所以带在身上，是因为他在当地和日本鬼子、汉奸特务打了那么多仗，他打死了不少人，怕地方有人报复他，需要用这支手枪来自卫。徐广田回家的事，鲁南军区很快就知道了。当时领导上对徐的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徐广田是省军区命名的战斗英雄，他在铁道游击队的抗日斗争中是有贡献的。日本鬼子投降后，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抬头，有地位和家庭观念，组织纪律性差，可以也应该好好进行教育。当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应由他个人负责。但是从组织角度考虑，在干部政策上也有漏洞，如成立铁路局时，提拔刘金山为副局长，提拔王志胜为工会主席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对比起来，仅仅为了保存下来一个长枪中队，不提拔徐广田是不适当的。因为徐广田在职务上仅仅次于副大队长，王志胜提为铁路工会主席，而徐仍当连长，在职务上显得过于悬殊。当然徐个人不应计较地位的高低，但从组织使用干部的原则上看，对徐的安排就有点不够周全了。当时鲁南军区发现这一问题后，马上下命令调徐广田到军区学习，学习后将任命他当鲁南军区特务团的营长。可是这一命令下晚了，徐广田已愤愤地回了家，他不了解领导的意图，拒绝去山里学习。
徐广田回家后，为了泄愤，有时怀里揣着手枪，到铁路局去找刘金山，刘不见他，他就在路局门前叫骂不已。开始靳怀刚还可以和他谈话，劝说几句。后来靳的话他也不听了。也就是说铁路局没有一个人能和他说上话了。
我自认为过去和徐广田的关系不错，在这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战友也该去好好劝劝他。所以我在铁路局靳、刘面前，自告奋勇地愿意到徐广田家里去作作工作，要他服从组织调动，到山里去学习。他们听了都很高兴，记得是在一天下午，我从铁路局借了匹白马，从枣庄往西沿着已拆除铁轨的路基，走出四十里，将近傍晚时到了徐广田的家里。
徐广田的家确实很穷，住了两间旧草屋。家无隔日粮，屋里到处堆着些道钉、铁夹板，尖端呈猪蹄形起道钉用的铁棍，还有铁路职工用的旧红绿灯，这可能是过去吃两条线，铁道游击队破坏敌人铁路时留下的东西。我的到来，徐广田是欢迎的，像过去见面时一样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家境虽然很困难，由于朋友多，他还是给我弄了酒，简单的做了两个菜，我俩就喝起来。我看到他家那么苦，哪有心喝他的酒呢？可是我也知道对方的性格，他让你喝酒，如果你不喝，那等于你看不起他，甚至比骂他还使他生气。所以我就不客气地和他对饮起来。在喝酒的过程中，徐广田和我谈了许多，主要是诉苦，归纳起来就是上边说的那几条。无非是说刘金山如何打击报复他、不提拔他，不许他到铁路上工作，最后把长枪中队调离铁路局也归罪于刘金山。在谈话中，徐的父亲和爱人也常插话进来，诉说家庭的困难，说徐广田在铁道游击队哪一点不如刘金山和王志胜？可是现在人家当大官了，每月还领那么多小米。如果徐广田能挣这么多小米，家里也不困难了。为此老人和妻子在抱怨他没能耐，不能养家糊口。家属的怂恿，只能给徐广田火上加油，使他满腔怒火烧得更旺。徐最后对我说：“八年抗战，我没有熊过，现在鬼子投降了，他们竟这样整我，我真受不了这个气。我不干还不行么？现在部队号召老弱病残人员复员，我身上有不少伤，我复员好了，这样还可以照顾下家里的生活。”我听了徐的一席话，深深感到这个在抗战中英勇杀敌的英雄，现在在思想深处，竟为个人主义所困扰，这种错误思想是和一个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不相称的。他对刘金山的一些意见，有好多是误解，有些问题是组织上从全局出发由上级决定的。他的一些个人困难，应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胸怀，加以克服，不该对组织上怀有抱怨情绪，甚至动摇了自己的革命意志。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徐已滑到了极危险的地步。在此关键时刻，应该给以帮助和教育，使他猛省过来。但是从他为个人问题而困扰的激动情绪来看，对他作些解释，讲一些正面的革命道理，是无济于事的。开始靳怀刚和他能谈上话时，这样的道理肯定已经反复对他讲了。当时他脑子里既然过多地考虑和计较个人问题，我就从这方面和他谈了许多。
首先我和他谈八年抗战是艰苦的，可是再大的困难他也能克服，在铁路线上勇敢地战斗，创造许多英雄事迹，而且被命名为人人崇敬的战斗英雄。经过多少艰难困苦都熬过来了，可是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却不干了，落了个“妥协”的坏名声。我没有向他讲继续革命的大道理。退一步说，就是为了维护个人的荣誉和英雄称号，也不该这样退下来。其次我谈到他既然有很多意见，不愿和靳、刘谈，可以到更高一级的领导那里去反映嘛！现在鲁南军区调他到山里去学习，我劝他到山里学习时，可以直接找关心他们的张光中司令员当面谈谈，领导上肯定会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当时我竭力劝他到山里学习，也认为他经过一段政治学习，会提高阶级觉悟，能够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我说他到军区后，老人和妻儿是军属，铁路局和人民政府会按优抚政策给以照顾的。第三点，是从我和他的友谊出发，谈点我个人对他的希望。我说在铁道游击队里我和他认识最早，应该是老朋友了，而且感情很好。我对他的杀敌的英雄事迹是崇敬的，我能和他这样的英雄人物作战友是荣幸的。作为一个同志和战友，对他的一切是很关心的。因此，听说他回家不干革命了，我很着急，连夜赶来谈谈心，劝他到山里去学习，继续干革命。今后我们依然是很好的战友，在革命事业的前进道路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衷心地希望他不要半途而废。并说明不仅我个人，其他知道他的同志都这样期望他。总之，我的谈话是诚挚的、中肯的，我对他的爱护之情是发自内心的。看来，我谈的这第三点是打动了他。因为他好朋友、重义气，对于友谊的赐予，特别尊重。他听了我的话，沉吟了片刻，最后以发亮的眼神望着我，并用果决的口气对我说：“谁的话不听，我得听你的话。你为了我好，跑这么远的路来看我，成夜的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我再不听你的话还能算人么？我听你的，可以到山里去学习。不这样作，我就对不起你！”我们谈到深夜，有了这样的结果，我感到高兴，庆幸他终于又走上革命的道路，继续前进了。第二天一早，他牵着白马一直送出我四五里路。临别我问他：“你决心到山里学习了，我很高兴，你什么时候动身啊？！”他说：“你放心好了。我马上就去，你不是三天后回临沂么？我后天一早就到铁路局去拿介绍信，你走前准能看到我到山里去，这样可以了吧！”我回枣庄把徐广田愿意到山里学习的情况，向铁路局的靳怀刚、刘金山谈了。他们都满意，认为我帮助他们作了徐的思想工作，对我表示谢意。第三天我回临沂城去了。走前听铁路局的同志说，徐广田果然于我走的前一天，到铁路局取了进山学习的介绍信去报到了。我返回临沂不久，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蒋介石指挥他美式装备的部队向我华北各解放区进攻。我山东解放区人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直接领导下，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支援主力部队，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内战的炮声已在鲁南和陇海线上响了。在这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坐下来写长篇小说是不可能了，我和《山东文化》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