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它不仅失去了公正的形式，更与当初设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原因很简单，以程朱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官方教条已经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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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为文两彷徨（1）
王守仁此刻顾不得考虑这些问题，面对落第的现实，家学渊源、远大理想，各种因素纠结到一起，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于王守仁，考进士做大官只是世俗要求下的职业，尽人事，听天命就行了。探索成圣的道路，参悟人世的哲理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因此，当周围落第的同学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时，不为外物所屈的王守仁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华的同僚早就听说王守仁小朋友的各种逸事，见他落榜，都来鼓励他。内阁首辅李东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李东阳这么说不过是想帮受挫的小守仁找回信心，众人也没当真。谁知王守仁提笔就写，文思泉涌、倚马可待，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纷纷叹服，连呼“天才”。
在神州这片土地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扬才露己向来招人忌恨。古人教导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王守仁一时兴起，忘记了“七字真言”，再加上李东阳一鼓动，登时志得意满，悬笔立就。而众人也都清楚，状元出身的王华肯定前途无量，借着夸王守仁在王华心目中留个好印象何乐不为？结果小守仁愣是让那些“比肩李杜，力抗苏辛”的阿谀之词给捧杀了。
下来就有人不服气，暗地里嚼舌头：“此子如中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
果然，来科会试，王守仁又落榜了。
同时落榜的还有一个牛人——唐伯虎。
这就是弘治年间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会试泄题案”。唐伯虎被富二代徐经给坑了，而王守仁运气不好跟唐伯虎同科应考，被他连累，成绩作废。
虽说是不可抗力，但落榜就是落榜，说什么也没用，心情沮丧的王守仁回到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不要小看明代文人的结社，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团一般由仕途失意的文人组成，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力量，绝非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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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张居正为了顺利推行新政，曾强力打击全国各地的书院，结果想尽千方百计，也没能肃清这一传统。没过多久，就出现一个狂人，名曰顾宪成。此人简直就是言官的楷模，愤青的偶像。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满意，闹别扭；申时行上任了他还是不满意，天天发牢骚；更倒霉的是王锡爵，为了斡旋群臣和万历的关系，遭人误解不说，还被顾宪成放冷枪、设圈套，一堆人狂喷，直接被骂回家去。反正谁当首辅他骂谁，简直就是“首辅杀手”。
首辅杀手不贪不占，长期混迹于中下层官僚中，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对上。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天吵架的顾宪成终于给人黑了，直接罢官回家。
顾宪成估计不懂什么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回去了还不安分，两天不折腾就闲得慌，于是成立了日后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还制定了院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培养愤青的书院。
相比之下，王守仁的龙泉山诗社就没有东林党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社员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下棋对弈，一派名士生活。
这段时期是王守仁文学创作的迸发期，他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比如：三月开花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醉酒）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写给诗友陈宗鲁（后拜入阳明门下）的诗中，王守仁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显露：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先就明代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
弘治十年，王守仁26岁，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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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为文两彷徨（2）
这段时期，王守仁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四处寻觅兵书来研究，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显然是想成就一番统御之才。
可惜，弘治时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动出击的军事意志了。实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得久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打起来牵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终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业，扫平北方，却遭到大臣们的阻止，于是他去问还算有些想法的内阁大学士刘大夏：“太宗（朱棣）频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条刘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明朝的皇帝再没有挥师北伐的激情了（脑残志坚的朱厚照除外）。
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守仁学习兵法的热情，因为即使不当军事家，兵法中蕴含的一些权谋思想也值得一个有追求的人把玩与借鉴。后来的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其实就是兵道。
王守仁对《司马法》的点评颇具儒家的王道风范：“用兵之道，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而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囿于一役之胜负。
而他评价《吴子》时又有点知行合一的意思：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这一段对孙武和吴起的对比太精准了，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事实上，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喜欢谈理论，把里面的军事术语删去就是《老子》。《吴子》则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中应该怎么布兵，森林里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而在王守仁看来，兵者，就是用来以暴制暴的利器。这一点同心学一样：志者，帅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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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也是如此，这是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年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融合最为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又不知从哪找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老朱在奏折里教育皇帝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对朱熹已经有所怀疑的王守仁还是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仍感一无所获，于是对自己成圣的目标越发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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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以日以年，上下求索
官场其实不好玩
弘治十二年，王守仁28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二甲第七名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自此，属于王阳明的时代到来了。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明朝官制。
内阁：起初由模范皇帝朱元璋设立，为自己处理文件的秘书机构。内阁大学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阶很低（正五品）。随着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懒，内阁大学士承担起处理政务的重任，内阁成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三杨”（仁宣时的三大名臣杨荣、杨溥、杨士奇。明称贤相，必首“三杨”）之后，内阁阁员一般兼任六部尚书，并且非翰林不得入阁，于是入阁拜相便成为每一个文官梦寐以求的事，而由此引发的掐架对骂、暗算谋杀等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成为明朝一道独特的风景。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排名要分先后）。六部各设尚书一人（正二品），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和主事（处长）。
都察院：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下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监察工作（明朝有两京一十三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就是通常所说的言官。
六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力很大，皇帝交给各部办理的工作每五天要到六科那里注销一次，如有拖拉或办事不力者，六科直接向皇帝报告。六科还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的官员。最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力，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予执行。
翰林院：相当于中央党校。翰林院的首长叫翰林学士（正五品），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两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两人（正六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后立即授予此职，编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即授予此职。翰林虽无实权，但从翰林院出来的人大多成为高官，乃至内阁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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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大理寺（最高人民法院），与刑部、都察院构成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禄寺：主管宴享。
太仆寺：管马。
鸿胪寺：接待外宾。
回到工部，此部虽排六部之末，但上管皇家建设，下管植树造林，对想发财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肥缺美差。不过，王阳明一不缺钱，二不贪财，志不在此的他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即使只是实习，也热情似火、斗志昂扬。
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了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土木堡之变”更让后来者对北伐噤若寒蝉。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沉沉死气，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
臣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一些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这帮人抑制大公刚正之气，专养怯懦因循之风。于是，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长此以往，衰耗颓靡，朝纲不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而近日的边陲之患正是上天在警醒陛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的时机到了啊！
接着，他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
其实，历史学家对明孝宗朱祐樘的评价基本一致——弘治中兴。但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兴”太多了，这个中兴到底掺没掺水？
朱祐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迫害，命悬一线。作为一名“御姐控”的儿子，多年来，朱祐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天，刀风霜剑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祐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这种生存环境都能抗到长大的，一般不是成为美国诸多B级恐怖片里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朱祐樘属于后者。
不过，朱祐樘的贤名主要是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史书上关于他批复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是真才实干。即使弘治朝豪华的内阁阵容掩盖了朱祐樘能力上的平庸，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比如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便见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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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李东阳作为一时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直言不讳，一时间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是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客观地讲，朱祐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团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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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到底是个啥？
王阳明清楚此刻自己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内阁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漫漫仕途，多少人就在这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
正所谓“春花闻杜鹃，秋月看归雁；人情薄似云，风景疾如箭”。王阳明早就看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