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囊印�
可安心矣的意思，就是这事已经搞定，收拾行李，准备出狱。
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
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他上下活动，估计再过几天，事情就结了。
可是偏就没有结。
因为温体仁又来了。
温首辅以为钱谦益必死，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这样下去，事情就黄了，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所以他决定，连曹化淳一起整。
他先散布消息，说钱谦益跟曹化淳合伙，然后还找了个证人，让他出面，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最后为万无一失，他还请了假。
每次但凡要整人时，温体仁就会请假，回家呆着，这意思是在我请假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在场，事完了，拍拍屁股再去上班。
其实对温体仁而言，钱谦益死，还是不死，都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
可做可不做的好事，最好做，可做可不做的坏事，最好不做。可惜，温体仁同志没有这个觉悟。
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
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关系很铁。
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刻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体仁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
商量半天，办法有了。
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
接下来，就是去抓人，温体仁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
据说东厂的刑罚，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
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
曹化淳拿到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
“体仁有党！”
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温体仁，是有门派的。
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
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
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疏。
1735－1736
这封奏疏是温体仁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
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然而这一次，在这封奏疏上，他只写了三个字。
奏疏送到温体仁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
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
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
据说当时就晕了过去。
温体仁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
明代最后的一位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
天才的计划
温体仁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他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兵部尚书，温体仁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不踩下去，是不大可能的。
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十二万，
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唯一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两百斤，结果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
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四百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
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
崇祯同意了。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
不久前，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请过来吃饭。
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礼，这位太监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干云，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
“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令鼠辈至是哉）！”
他万没想到，有个人比他还激动。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有套出来的话：
“我到这里来，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您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非公不足办此贼）”
酒醒了。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
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九个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
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一天两天，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
“你放心，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
崇祯知道了，杨嗣昌也知道了，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
1737－1738
当然了，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
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总督王家桢。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
两广总督，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
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后世有很多人，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
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
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
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是壮官一去不复返了。
崇祯十年（1637）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
刚开始的时候，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没摸清底细），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左总兵是看不上的。
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
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
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
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这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
对此，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嗣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
总之，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
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
过了不久，熊总督就得到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
这是鬼话。
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
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
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
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呆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
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
1739－1740
环境如此，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
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
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
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
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
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
小时候，我读《水浒传》的时候，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
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如晁盖等人），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宋江：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是读过书的，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一时冲动，还是懵懂无知，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这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
但造反这活，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
刘国能这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
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即派出使者，去找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
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实是否接受。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麻烦了。
但张献忠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
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熊总督的道行很深（两广总督是个肥差），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反正是抢来的），派人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熊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