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面对危局，下了一步挽回之棋，曰“实行民主政治”。那便是召开被称为“民主之基”、“宪政之阶”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法，选举总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向来受到人们的非议。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受到中共的激烈反对，拒绝参加，称之为“伪国大”。中国民主同盟等也拒绝参加。那次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眼下，蒋介石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以表明这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
蒋介石这人，骨子里嗜权如命，表面上却是谦谦君子。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大会召开之时，蒋介石便曾发表这样的演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更不能像过去二十年一样担负繁重的重任，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这一回，蒋介石又显得很谦虚，他表示在“国家未能统一”之前，“决不竞选总统”而只“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总统候选人的五项条件：
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
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
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
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
五、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认识。
蒋介石还说：“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仿佛在给人们出哑谜，人们纷纷猜测究竟谁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未来总统。按照蒋介石开列的这些条件，很多人推测是胡适。胡适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便颇享盛名。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后又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他和美国有着良好的关系，又是文人的象征。
蒋介石常常叫人捉摸不透。他“决不竞选总统”，人们竟难以知悉他是否本意如此：真的吧，可能如此，推出胡适当象征性的元首，如同当年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一样；假的吧，也可能如此，仿照古贤，总是要先来一番逊辞再三。
蒋介石再三坚辞总统候选人，倒是张群明白他的心意：《中华民国宪法》对总统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必须进行修改。于是，在四月五日下午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通过了由陈布雷起草的一项决议案：“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以紧急处分。”这新增的“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给予了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殊权力，蒋介石满意了。于是，蒋介石也就不再“坚辞”了。
四月十八日，国民大会通过了“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也就在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会上发表演讲。蒋介石追述了自己的奋斗史，从最初追随孙中山，到领导北伐，进行“剿共”，直至领导抗战。最后，蒋介石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蒋介石既然说“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当然就一锤定音。他成了总统候选人。不过，光是他一人成为总统候选人，也就谈不上竞选，缺少民主的味道。于是，由居正参加陪选。居正那时担任立法院院长。
翌日，国民大会进行选举。蒋介石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居正得二百六十九票，蒋介石的得票数差不多是居正的十倍。这样，蒋介石也就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集总统、总裁于一身。总统的选举颇为顺利。副总统的选举，却风波迭起。
副总统的候选人，蒋介石原本内定孙科。孙科为孙中山嗣子，担任过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孙中山乃国民党的缔造者，孙科作为孙中山之子在国民党内颇享声誉，而且与蒋介石关系不错。由孙科出任副总统，也表明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忠诚之意。事出意外，忽地杀出一匹“黑马”，角逐副总统，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与孙科同龄，小蒋介石四岁，乃桂系首领。李宗仁向来与蒋介石龃龉颇多：他先是一九二七年八月联合何应钦逼蒋介石下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蒋桂战争，李宗仁兵败，出走香港；这年十一月，他又联合张发奎反蒋，又败；翌年，与阎锡山、冯玉祥一起反蒋，再败；过一年——一九三一年五月，和陈济棠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一九三六年，再度联合陈济棠发动反蒋兵变……在抗战中，李宗仁因指挥台儿庄战役，给了日军沉重打击，名声大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委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2
李宗仁此人错综复杂，既反蒋、抗日，也反共。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支持过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
李宗仁一向“凡事不为天下先”。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李宗仁会跑出来竞选副总统。就连李宗仁手下的大将白崇禧都感到惊讶。幕后的底细，若干年后由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道出：“后来我才知道李宗仁所以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原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一九四七年夏去北平。九月八日，他在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份特别报告中写道：“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司徒雷登又指出：“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这表明，美国已把希望寄托在李宗仁身上。
有了美国的支持，李宗仁也就“当仁不让”了！他出马竞选副总统，自然使蒋介石心中不快，他曾说这“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除了李宗仁、孙科之外，还有程潜、于右任以及莫德惠（社会贤达）、徐傅霖（民社党）等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当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李宗仁和孙科。副总统的竞选，近乎白热化，那角逐的激烈程度绝不亚于一场精彩的球赛。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结果是：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孙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潜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不足五百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二百余票。李宗仁得票数虽然居于榜首，但不足当选票数，即未超过全额半数——一千五百二十三票。二十四日重选，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得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得六百十六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这时，蒋介石对李宗仁施加压力。会场上散发种种传单，对李宗仁进行激烈攻击，说他的台儿庄的胜利是假的，说他的竞选口号跟共产党的口号差不多……二十五日，各报爆出大字标题新闻：李宗仁退出竞选！李宗仁以退为进，这一着棋是高明的。因为他一旦真的退出竞选，蒋介石的脸上也不好看了。于是，蒋介石只得出面，表示在选举中“不袒护、不支持任何一方”。李宗仁又重新参加竞选。二十八日，进行第三次选举。李宗仁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得一千零四十票，程潜得五百十五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不得已，只好在二十九日进行第四次选举——这一次是“决选”，以谁多谁当选，不一定要过半数。李宗仁最后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险胜孙科。就在南京忙于竞选的那些日子里，四月二十二日，延安重新回到中共手中。不过，毛泽东没有重返延安，却东渡黄河，由山西进入河北阜平县境内。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正、副总统。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纪念“五一”节口号》，共二十三条。其中的第二条是：“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蒋介石呢？他则在五月十日的日记中这么颇为微妙地写道：“深夜静虑，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一个“败”字，已在这位新总统的脑海中不停地盘旋着……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大决战前夕双方摩拳擦掌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云集南京国防部，“戡乱军事检讨会”在那里举行。蒋介石主持会议。会议的气氛是悲凉的。谁都意识到，与中共主力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然而，取胜的希望却是那么渺茫。
与此相应的，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河北平山县滹沱河北岸一个长满古柏的柏树坡，有座七八十户人家的名叫西柏坡的小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那里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
会议的气氛是欢乐的。谁都意识到，与国民党主力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与会者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决战前夕，这两个会议在唱对台戏。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原本是白崇禧。自从李宗仁当上副总统，蒋介石便令国防部长换马。他把白崇禧调任华中“剿总”司令，让何应钦继任国防部长。蒋介石此举，当然是为了削弱桂系的势力。
会议开幕的那一天，蒋介石作了《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报告。蒋介石的报告调子是低沉的。他说：“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蒋介石严厉批评了他的部属：“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接收。”蒋介石向他的高级将领们发出了严重警告：“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毛泽东呢？他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
毛泽东告诉与会者，中共党员已从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时的一百二十万猛增至三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则从一九四六年的一百二十万猛增至二百八十万！毛泽东在说及这两个数字时，脸上挂着笑容。毛泽东正在考虑着“夺取全国政权”，他提出“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蒋介石和毛泽东报告的调子截然相反，正是反映了蒋败毛胜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南京，新任国防部长何应钦报告了两年来国民党军队的损耗数字：“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三百多万人，损失步枪一百万枝，机枪七万挺，山野重炮一千多门……”西柏坡，朱德也在报告两年来的战绩，其统计数字竟与何应钦十分相近，只是比何应钦更为精确：“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虏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九十万枝，重轻机枪六万四千余挺，小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余门。”会议的第四天，眼看着将领们个个垂头丧气，大有“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之态，蒋介石又发表演说加以打气：“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相互埋怨，互相倾轧。”毛泽东依据“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个旅（师）”的歼敌速度，提出了这样的战略计划：今后每年歼敌一百个旅（师），则再花三年时间，歼敌三百个旅，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又同时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发展到五百万人。
毛泽东这一计划，人称“三五计划”，即以五年时间（包括前两年），消灭国民党五百个旅（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扩大到五百万。蒋介石呢？面对败局，仍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作这样的战略估计：“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与毛泽东的“三五计划”相对应，蒋介石制定了“苦撑三北，确保二华”的计划。“三北”，即东北、西北、华北；“二华”，即华中、华南。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看重这大决战前的会议。蒋介石称南京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今后“剿匪成功之关键”。
毛泽东称西柏坡九月会议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在大决战前夕，南京和西柏坡各自运筹，蒋介石和毛泽东摩拳擦掌……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东北之败使蒋介石气得吐血
国共主力的大决战开始了。
第一个震惊全国的消息，是在九月二十四日传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及山东军区部队，在这天一举攻下了山东省会济南，歼灭国民党部队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占领省会，第一次占领济南这样的大城市，显示了强大的攻坚实力。
这表明，毛泽东在向蒋介石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蒋介石慌了手脚。所幸他有专机，载着他到处飞。哪里吃紧，他就往那里飞。在大决战的那些日子里，蒋介石时而在北平训话，时而在沈阳指挥，时而在天津督战，时而在锦州湾葫芦岛视察……毛泽东呢？他稳坐在那长满古柏的小村庄。他昼夜不停地工作着。他给各野战军发出电报，指挥作战。有时，土屋里夜间太闷热，他端着煤油灯，来到院子，干脆把石磨当成办公桌，起草着电报……
激烈的战斗在东北打响。
十月十日，毛泽东给林彪发去电报：“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部署，于十月十四日对锦州发起猛攻。
翌日，蒋介石偕宋美龄急急从南京飞往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