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三月十四日。蒋介石一见周恩来，打哈哈，说道：“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可以谈谈。”由于翌日周恩来有一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所以如今可以从那份电报中查到蒋介石的原话。
周恩来写道：“蒋谈话目的在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蒋介石问起了毛泽东，向周恩来打听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写道：“（蒋）问延安有否电来，我答没有。他要我电延，问最近意见。我告他，问题总要解决才有办法。”然而，当周恩来一提起“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蒋介石便“置不答”。于是，周恩来只能就一些小问题跟蒋介石谈谈，诸如发军饷、《新华日报》的发行等等。周恩来问起了叶挺。他说：“闻叶希夷已到，我要见他。”蒋介石即答：“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话不投机，双方敷衍着，冷冷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倒是宋美龄出面，说是下星期请周恩来吃饭。这样，蒋介石总算跟周恩来见了面。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如此估价蒋介石的这一次会见：“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
在接到周恩来电报的当天，毛泽东便从延安复电。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形势不容许他不让步。”看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比周恩来更正确些。
十一天后──三月二十五日，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由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谈判”，气氛自然轻松得多。一边频频劝酒，一边“讨价还价”。论酒量，蒋介石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论谈判，蒋介石也略输周恩来一筹。
周恩来刚刚离开宴席，便给毛泽东发电报：“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回宴请，表明国共关系从大破裂的危险境地挽回了，从冰点开始回升了，从雨雪交加转为阴天，从怒目圆睁到略带微笑。从此，皖南事变掀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得以渐渐平复。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党内指示文件《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总结了蒋介石的手法，曰“一打一拉”。毛泽东这样刻画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共要用这样的方针对付蒋介石的“一打一拉”：“我党的方针，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毛泽东强调：“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既然要“以拉对拉”，蒋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泽东也就来了个“拉”蒋。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明确指出：“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毛泽东在七月八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则这样概括蒋介石的方针和中共的对策：“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成天跟蒋介石打交道，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剖析，可以说入木三分了。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蒋介石“拉”毛泽东，毛泽东“以拉对拉”，也“拉”蒋介石一把。国共关系也就在这你“拉”我“拉”之中，得以缓和。不过，这时的国共关系，不冷也不热，不好也不坏。就在这时节，两桩在凌晨发生的突然事件，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一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时，一百九十个师、三千七百多辆坦克、四千九百多架飞机、一百九十多艘舰艇，趁着人们正在酣睡的时刻，突然朝苏联扑来。一个半小时之后，即清晨五时三十分，德国驻苏联大使这才在莫斯科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宣战书……二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凌晨，大批日本飞机突然飞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机二百六十多架，美舰十八艘。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同日，英国对日本宣战。这两桩发生在凌晨的“不宣而战”的事件，导致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英国、苏联的公开对抗。既然中国是日本的敌国，中国也就成了美、英、苏的盟友。
十二月八日凌晨，正在重庆郊区黄山乡别墅的蒋介石接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获知日军偷袭珍珠港，急急忙忙赶往重庆。上午八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蒋介石说：“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说来难以令人置信，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已有四年半时间，日军已经吞噬了中国的大部分国土，蒋介石政府尚未对日正式宣战呢！直至此时，蒋介石政府才发表正式文告，对日、德两国宣战，即《对日宣战之文告》、《对德宣战之文告》。不过，蒋介石倒颇有头脑，建议中、美、英、苏四国在亚洲建立某种军事同盟会议。当天下午，蒋介石召见美、英、苏驻华大使高思、卡尔、潘友新，把宣战书和建议书交给了他们。美国总统罗斯福热烈支持蒋介石的建议。美国正在与日本交战，很希望能把日本的主要兵力拖在中国。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蒋介石的建议不错。只是斯大林称正忙于对德作战，尚顾不上东线的日本——其实，那是因为苏联和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答应不进犯西伯利亚一线。
既然是蒋介石建议，蒋介石也就充当东道主。十二月二十三日，东亚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美国派出勃里特少将、马格鲁德少将，英国派出韦维尔元帅、邓尼思少将，中国派出何应钦、商震，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这是蒋介石第一回主持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中国第一次以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德、日、意三国，曰“法西斯轴心国”。既然德、日、意三国结盟，那么反对他们的国家势必也要结盟。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一九四二年元旦，二十六个国家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签订反对法西斯轴心国的《联合国家宣言》，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于是，这二十六个国家曰“盟国”，又称“反轴心国”。后来又有十九个国家加入这一统一战线。
在签署宣言时，四个领衔国放在最前面。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拟的草稿上，最初的四国顺序是美、中、苏、英，中国名列第二。后来才改成美、英、苏、中。虽说这么一来，中国名列第四，不管怎么排，蒋介石政府毕竟进入了“四强”之列，蒋介石也就进入了同盟国“四巨头”之列——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齐名了。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声望，猛然升高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是蒋介石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盟国第一最高区域统帅部成立。这一统帅部之下设中国战区，罗斯福提议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
中国战区除中国外，还包括越南、泰国等。
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上，这么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翌日，蒋介石电复罗斯福，表示“同意就斯职”，并决定设统帅部于重庆。为了表示对美国的感谢，蒋介石还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洽请罗斯福遴选美国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一月五日，蒋介石在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蒋介石在他的《元月反省录》中，以欣慰的笔调写道：
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英、美、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不久，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派出了他的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
自从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对于抗日也就变得积极。他以驻云南的国民革命军第五、第六、第六十六三个军，组成远征军，开赴缅甸，协助英军抗日。这在国民党的作战史上是空前的。不过，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合作中，却常生芥蒂。原本，罗斯福总统遴选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可谓最佳人选。
史迪威比蒋介石年长五岁，高高的个子，一团头发像一顶船形帽似的戴在头上。他是美国佛罗里达人，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校，却居然能讲一口汉语，也认得中国的方块字。他给中国士兵训话时，会用汉语说起中国宋朝名将岳飞如何抗击入侵的金兵，也会讲越王勾践如何卧薪尝胆，终于复仇的故事……
史迪威能够成为“中国通”，是因为他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来到中国，担任驻华美军的语言教官，特地取了“史迪威”这中文名字。他在中国工作了三年后回国，后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再度来华，担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的营长。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对中国的抗战极其熟悉。这一回，是他第四次奉派来华，身份更高了。他向蒋介石报到时，逐一说明了自己的多项职务：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可是这位史迪威将军，天生傲慢，又天生尖刻。在蒋介石看来，他是统帅，史迪威不过是参谋长；在史迪威看来，他固然是参谋长，更是美国总统的代表。
史迪威要全权指挥那支在缅甸的国民党远征军，蒋介石却非要在重庆遥控指挥不可。史迪威骂蒋介石指挥无能，蒋介石则认为史迪威越权。史迪威见到蒋介石的光头中间有一条棱，看上去像花生，便在背地里称蒋介石为“花生”，而把蒋介石手下那一大帮将领，称之为“一篮子花生”……
不管史迪威怎么奚落蒋介石，蒋介石毕竟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向来就主张“三个一”。最高统帅的头衔无疑大大提高了他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声誉。
宋美龄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飞抵美国。她在美国住了半年多。英语流利的她，擅长外交。她在美国奔走，呼吁支援中国抗日。她曾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美国报纸对她一片盛赞：“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在议员们长达四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才开始讲话……”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以“感冒”为由第四次拒晤蒋介石 1
就在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之际，毛泽东于一月八日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待机观变。”国共关系不好不坏，不冷不热，相对稳定。蒋介石跃为国际领袖，毛泽东则在延安一边“待机观变”，一边“巩固自己”。毛泽东正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系列报告，开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风：一九四一年五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作《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作《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五月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报告，强调要整顿中共的党风、学风、文风，亦即整顿“三风”。中共自一九二一年七月创建，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左”摇右晃。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为张闻天）之后，一直忙于东征西战，坐不下来。直至此时，毛泽东抓住了国共关系相对稳定之机，“巩固自己”，开展延安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军队、整顿文艺。对于中共而言，延安整风，使中共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毛泽东呢？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思想”。就在国共关系平平稳稳的日子里，忽然从蒋介石嘴里传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请毛泽东去西安，在那里跟他见面！屈指算来，这是蒋介石第四回邀请毛泽东了：头一回，邀毛泽东到南京见面；第二回，请毛泽东去武汉；第三回，约毛泽东赴西安；这一回，又是要约见毛泽东于西安。
蒋介石发出这一信号，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之时。
蒋介石说起一个星期以后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晤。请你速电延安。”
蒋介石说毕，又赶紧说道：“当然，如不便则不必，如不便则不必。”
蒋介石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为的是他知道毛泽东轻易不会离开延安的——前三回毛泽东不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周恩来当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以为，“在态度上看不出有何恶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测”。蒋介石为什么又邀毛泽东会面呢？毛泽东在此前致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曾对抗战以来的国共关系，作了总的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轴心”指轴心国。“三国同盟”指德、意、日三国，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故史称“轴心国”。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关系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时期，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决心。
毛泽东提及的“滇缅路”，即云南至缅甸的滇缅公路。当时，这是蒋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蒋介石偏居于西南一隅，英、美的军用物资需沿滇缅公路源源运往重庆。四月二十九日，日军占领了缅甸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卡住了蒋介石的咽喉。虽说英美从此改为空运，但一则空运运量有限，二则飞机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十分困难，蒋介石不得不倚重经苏联而来的陆路运输。
亲苏必亲共。蒋介石也就希冀改善与中共的关系。
这么一来，国共关系要从不冷不热转热，从不好不坏转好。蒋介石也就向毛泽东递上了橄榄枝。
蒋介石先是在七月二十一日约见周恩来，提出重开国共谈判。毛泽东在七月三十一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这样谈及国共关系的新趋势：最近恩来见蒋谈的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七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样，正是在国共关系好转之际，蒋介石提出了与毛泽东晤会。
毕竟张学良的遭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不可能去西安见蒋介石的，于是，向中共中央提出两种方案：
第一方案，毛泽东称病，派林彪为代表到西安去见蒋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去西安，周恩来再由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