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口一致对外。
蒋介石注意到这从巴黎传来的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重要信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得悉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确有谈判意愿。于是，奉蒋介石密令，邓文仪重返莫斯科，通过苏联当局，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联络。中共代表团同意与邓文仪接触。于是，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面对面坐在一起，进行了秘密谈判。这是国共两党自一九二七年决裂之后，头一回直接进行谈判。据邓文仪回忆，他跟王明“恳谈”，首先说及蒋介石注意到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建议书，决定着手与中共进行接触、谈判。邓文仪传达了蒋介石的三项条件：
（一）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二）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
（三）国共两党间恢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
五短身材的王明，很仔细地倾听着邓文仪传达的蒋介石三项条件。
邓文仪还表示，蒋介石已注意到中共的《八一宣言》。
邓文仪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国民政府间应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蒋委员长知道，红军没有弹药、武器和粮食。国民政府能够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派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国民党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王明马上表示，红军不能“开到内蒙古前线”。因为那样，意味着红军必须放弃陕北根据地。王明和邓文仪的莫斯科会谈虽说是短暂的，却毕竟是历史性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终于坐了下来，开始秘密谈判。
王明还说明了实情：虽然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但是要进一步开展国共谈判，还是要找在国内的中共中央，要找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才能最后拍板。邓文仪迅即把来自莫斯科的秘密讯息，电告蒋介石。于是，蒋介石明白，“舍近求远”不行。要解决问题，还得找老对手毛泽东！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肩负重任的“红色牧师”
又一个重要的讯号，出现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这一期报纸刊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红色中华社，即新华社的前身。谈话称：“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愿与蒋介石“携手”！也就在这时候，一位神秘的牧师，从上海来到古城西安，求见张学良。他向张学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通过东北军的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此人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当然，他深知，光是说自己是牧师，未必能使张少帅答应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证件，那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据云，他要进入红军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知道此人来历不凡，没有当场答应。在送走这位牧师之后，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联络，那里的回电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都得到认可，表明此人神通广大。关于此人，后来，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多次若隐若现地提到他，写到紧要关头便打住。在跟斯诺交往时，此人不再姓周，却改姓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为“王牧师”。斯诺写道，他要从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点”。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这位王牧师，人称“红色牧师”，确实非同凡响。他既与蒋介石有交情，又与毛泽东有交往。他的真实姓名，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致宋子文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毛泽东书信选集》，四十五至四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此信收录《毛泽东书信选集》，编选者在信末对董健吾加了这么一条注释：“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这大抵是迄今为止关于董健吾的官方最详尽的一条注释。考虑到密使肩负任务的重大，国共双方派出的人员，都是自认为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多是CC系的，如陈立夫、张冲等，中共派出的则大多是特科的，如李克农、刘鼎以及这位董健吾等。
董健吾有着从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他曾做过古董生意，成为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借助于宋子文的推荐，孔祥熙为他签署了委任状。这样，这位中共秘密工作人员，有了国民党官员的身份。
董健吾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他与宋子文之姐宋庆龄也有着密切联系。
最初，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则找宋庆龄，而宋庆龄推荐了董健吾。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接见了他。蒋介石向他面谈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
一、不进攻红军；
二、一致抗日；
三、释放政治犯；
四、武装民众。
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中共中央。如此这般，“红色牧师”董健吾肩负着重任，前来西安。与董健吾同行的，还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小伙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而董健吾却不知他的，以为他是国民党委派的代表……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在上海四马路暗中接头
要说清那位小伙子的来历，又得花费一番笔墨。
陈立夫在奉命和张冲一起赴苏联之际，又托曾养甫在国内寻觅与中共联系的渠道。曾养甫也是CC系中人物，原名曾宪浩。他是广东平远人，原本是技术界人士。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然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一九二五年，二十七岁的他回国，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此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次长。一九三四年，他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欲在国共之间架“桥”，他想起了一个非常合适、能够帮助架“桥”的人物——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谌小岑。谌小岑，跟周恩来、邓颖超都有着不错的友谊。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当周恩来在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时，第一批会员二十人在座，邓颖超、谌小岑都是第一批会员。
谌小岑是湖南安化人，年长周恩来一岁。谌小岑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五四运动中搏击，结下深谊。此后，谌小岑于一九二○年八月赴武汉，周恩来则赴法国，从此分手。不过谌小岑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仍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种种联系。
曾养甫虽说过去也认识周恩来，毕竟没有多少交情。他找到了谌小岑。为了便于架“桥”，他任命谌小岑为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如今虽已九十有六，记忆仍清晰。据谌小岑回忆，架“桥”时找了左恭。左恭乃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的后裔，任南京《扶轮日报》编辑，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任主任，只知他跟中共有联系，但并不知道左恭乃中共地下党员。谌小岑在一九三二年和左恭合办过《生力》杂志，与他颇熟。左恭从谌小岑那里得知重要信息，即赶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了报告。中共上海临时局派出了代表，此人便是前文叙及的小伙子。
大凡行迹诡秘、变幻莫测的人物，换一个姓名，如同换一顶帽子似的，不当一回事。董健吾时而姓王，时而姓周。这位小伙子时而姓黄，时而姓张，而他的真实姓名倒鲜为人知，叫王绪祥。如今，人们通常称他张子华——虽说那原本是他的化名。本书也照人们的习惯，称他张子华。张子华是宁夏中宁人氏。一九三○年，年仅十六岁的他加入了中共。一九三五年，他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特科成员。他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之命，与谌小岑接头。
那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从南京赶来，住在那里。不久，张子华便来到那里。谌小岑如此回忆道：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同我联系。交通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派谁去呢？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派“黄君”，即张子华，前往陕北。张子华曾任中共豫鄂陕边区特派员，去过陕北一带。正在这时，那位“红色牧师”也受命启程——虽说董健吾联系的是另一条途径。于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让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他俩由上海到达西安，正遇雨雪交加，交通断绝。他俩在西安等了些日子，看看天气没有迅速转好的迹象，只得求助于张少帅。当张学良从南京方面得到证实，知道“王牧师”来头不小，乃是行前见过蒋介石的人物，于是决定用飞机送“王牧师”及其“随员”黄君前往肤施。不过，也正因为得到南京方面的证实，张学良知道了蒋介石的绝密信息，知道蒋介石与中共之间有密使来往，因此他也就更大胆地与中共暗中来往。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幕后对话
一时间，张学良也成了“桥梁”。他在与南京联络之后，又与陕北瓦窑堡联络。来自中共中央的复电表明，中共同意接待“红色牧师”及其“随员”。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一架“波鹰”飞机冒着风雪从西安起飞，载着那两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进。漫山遍野，白雪皑皑。螺旋桨搅动着寒风，飞机在云层中穿行，终于平安降在肤施城延河边上。驻守肤施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两位密使，前往瓦窑堡。
二月二十七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千里迢迢，终于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在“边境”迎接他们。当天，林伯渠、吴亮平、李维汉、袁国平在窑洞里设宴，为两位密使洗尘。两位密使急于要见毛泽东。不巧，毛泽东正和张闻天、彭德怀在山西石楼前线。周恩来呢，也不在瓦窑堡。他和刘志丹正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窑堡。当晚，两位远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里。博古仔细听取董健吾的报告，而张子华作为“随员”并未多言。然而，在与“红色牧师”谈话结束之后，博古却又单独会晤了张子华，听取了汇报——如前文所述，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也是中共特科成员。夜深，博古马上向山西石楼发出“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的密电，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如前文所引，电报中，博古说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也正巧，就在毛泽东接到电报时，那位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正在毛泽东那里，汇报关于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及周恩来，要求他们和董健吾等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董健吾因急于要回南京复命，未能去石楼。张子华表示，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这样，毛泽东于三月四日，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周继吾（即董健吾）发来一份电报：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张、毛、彭四号十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托董健吾转告的四项条件的答复。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终于开始对话，虽说是通过“桥梁”对话的。知道毛泽东“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红色牧师”于三月五日便离开了瓦窑堡。临走时，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带了别致礼品赠宋庆龄：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那是当年江西苏区铸造的。另外，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中共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向宋庆龄表示敬意。对于中共来说，宋庆龄是在国民党高层中真诚地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个秘密电台便设在宋庆龄的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