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半年，但最终不欢而散。那阵子我正彷徨，搞不清自己对于人生到底寻求什么。
回过神时，政治季节已然结束。一度仿佛足以摇撼时代的巨大浪潮也如失去风势的旗一般颓然垂下，被带有宿命意味的苍白的日常所吞没。
大学毕业出来，经朋友介绍，我进入一家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公司工作。剪短头发，脚登皮鞋，身穿西服。公司看上去虽不甚起眼，但那年的就业形势对于文学院出身的人并不怎么温情脉脉。何况以我的成绩和门路而言，即使打更有趣的公司的主意也笃定要吃闭门羹，能进这里应该谢天谢地了。
工作果然单调。办公室气氛本身诚然不坏，但遗憾的是我几乎没办法从编教科书这项作业中觉出半点快乐。尽管如此，一开始半年左右我还是干得很卖力，以期从中发现乐趣，以为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全力以赴总会有所收获，然而最终只能徒呼奈何。我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不管怎么折腾，自己都不适于干这个活计。我有些心灰意懒，觉得自己的人生已走到尽头，以后的岁月恐怕就要在这编造枯燥无味的教科书的过程中损耗掉。若无其他情况，退休前三十三年时间我都将日复一日地伏案看校样、计算行数、订正汉字注音，同时找个差不多的女人结婚生几个孩子，将一年两次的奖金作为唯一的乐趣。我想起过去泉对我说的话：“你一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你身上有一种出类拔萃的东西。”每次想起心里都一阵难受。我身上哪里有什么出类拔萃的东西啊，泉！估计如今你也明白过来了。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谁都会阴差阳错。
在公司里，我几乎机械地完成派到自己头上的工作，剩下的时间独自看喜欢的书，听喜欢的音乐。我转而认为，工作这东西原本就是单调的、义务性的，因而只能将工作以外的时间有效地用于自己，以寻找相应的人生乐趣。我懒得和公司同事去外面喝酒，倒不是人缘不好或曲高和寡，只是不愿意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在公司以外的场所主动发展与同事的个人关系。可能的话，还是想把自己的时间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晃儿过去了四五年。其间结交了几个女朋友，但持续时间都不长。和她们相处几个月后我便这样想道：“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她们身上发现专门为我准备的什么。和其中几个人睡过，但已没有激情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三阶段。从上大学至迎来三十岁这十二年时间，我是在失望、孤独与沉默中度过的。这期间几乎不曾同任何人有心灵上的沟通，对于我可谓冷冻起来的岁月。
我比过去还要深地蜷缩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去游泳池，一个人去听音乐会和看电影。习惯以后，也不怎么觉得寂寞或不好受。我时常想到岛本，想到泉。如今她们在哪里、做什么呢？说不定两人都已结婚，小孩都可能有了。不管两人处境如何，我都想见她们，想和她们说话，哪怕三两句也好，哪怕仅仅一个小时也好。若对象是岛本或者泉，我是能够准确述说自己心情的。我考虑同泉言归于好的方法，考虑同岛本相见的途径，以此打发时间，心想若是如愿以偿该有多好啊！但我没有为此做什么努力。
说到底，她们已是远离自己人生的存在了。时针不可能倒转。我经常自言自语，夜晚自斟自饮，开始认为自己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也是在那个时候。
进公司第二年，我同一个有腿疾的女孩幽会过。双重幽会，同事拉我去的。
“腿稍有毛病，”他有点儿难以启齿地说，“不过人长得漂亮，性格也好。见面你准会中意的。而且虽说腿有毛病，但并不明显，只是略微有一点点跛。”
“那倒没什么关系。”我说。老实说，假如他不道出腿有毛病，自己还未必前往。我讨厌所谓双重幽会和匿名幽会那类名堂。但在听说女孩腿有毛病时，我便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了。
——虽说腿有毛病，但并不明显，只是略微有一点点跛。
那女孩是我同事女朋友的同学——大概是高中时代同级。她个子不高，相貌端庄。那是一种不张扬的美，含蓄的美，使我联想到密林深处怎么都不肯出来的小动物。我们看罢星期日早场电影，四人一块儿吃午饭，这时间里她几乎不开口，逗她开口她也只是默默微笑。之后分两对散步。我和她去日比谷公园喝茶。她拖的是同岛本相反的那条腿，扭摆的方式也略有不同。岛本多少有点划圆，她脚尖略略打横地直线前拖。尽管如此，走路方式还是多少相似的。她身穿红色高领毛衣和蓝牛仔裤，脚上是普通的沙滩鞋。几乎没化妆，头发束成马尾辫。说是大学四年级，但看上去还要年轻些。好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至于是平时也这么沉默寡言，还是由于初次见面而紧张得说不好，抑或只是因为缺少话题，我自是揣度不出。反正一开始的交谈几乎不成其为交谈。我弄明白的，不外乎她在一所私立大学学药学。
“药学有意思？”我试着问。我和她走进公园里的咖啡馆喝咖啡。
我这么一说，她脸上隐隐泛红。
“没关系的，”我说，“编教科书也不是那么有意思的。世上没有意思的事多得堆成山，用不着一一放在心上。”
她思索片刻，总算开口了：“倒也不特别有意思。因我家是开药店的。”
“嗅。关于药学可能告诉我点什么？药学我一无所知。说来你别见怪，六年来差不多一粒药也没吃过。”
“好身体啊。”
“这样，喝酒醉过夜也一次都没有过。”我说，“不过小时候身体弱，总闹病，药也吃了不少。我是独生子，父母肯定爱护过头了。”
她点了下头，往咖啡杯里窥视。到第二次开口又等了好些时间。
“药学嘛，我想确实不是太有意思的学问。”她说，“比一个个死记硬背药品成分更有意思的事，世上肯定有很多很多。同样是科学，但它既不像天文学那么浪漫，又不像医学那么有戏剧性。不过那里边有一种令人感到亲近的东西，说是如影随形也未尝不可。”
“有道理。”我说。这女孩想说还是蛮会说的，只是找词儿比别人费时间。
“可有兄弟？”我问。
“两个哥哥，一个已经结婚。”
“选学药学，就是说将来要当药剂师继承药店了？”
她又有点儿脸红了，随后又缄默有顷。“不清楚。两个哥哥都有工作了，也可能由我继承。如果我不打算继承，父亲说那也无所谓，自己能开到什么时候就开到什么时候，往下卖掉就是。”
我点点头，等她继续下文。
“不过我想我继承也可以的。我腿不好，工作没那么容易找。”
我们就这样单独聊着度过了一个下午。沉默的时候多，开口费时间，一问什么就脸红。
但同她说话绝不枯燥，也没有困窘感，说令人愉快都可以。对于我这是很少有的事。如此在咖啡馆隔着桌子面对面说过话之后，我甚至觉得很久以前就已认识了她。那类似一种缠绻的情思。
但是，若说自己的心已被她强烈吸引，坦率地说，我想只能说尚不至于。当然我对她怀有好感，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下午。她又长得漂亮，如同事一开始所说，性格看来也不错。但若问是否通过这些事实的罗列而从她身上发现了强有力地摇撼自己心灵的某种东西，那么很遗憾，回答是否定的。
而岛本身上却有，我想。和那个姑娘在一起时我一直在想岛本，不能不想。一想到岛本，我的心现在都还摇颤。那里有兴奋，有仿佛轻轻推开自己心灵深处一扇门的带有低烧的兴奋。可是同那个有腿疾的漂亮姑娘在日比谷公园散步时，我却未能感觉出那种兴奋或震颤。在她身上我所感受的，仅仅是某种共鸣和平静的温情。
她的家、也就是药店在文京区小日向。我乘公共汽车把她送到那里。两人并肩坐车时，她也几乎没开口。
几天后同事来到我跟前，“那孩子对你好像相当满意，”他说，“这个星期天四个人再上什么地方去可好？”但我适当找了个借口谢绝了。再次见面交谈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老实说，我也想再慢慢和她谈一次。假如我们在别的场合碰上，成为要好的朋友也未可知。问题是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双重约会，其行为的本来目的即是物色恋人。如果连续见面两次，势必产生相应的责任。而我不愿意——无论哪一种形式——伤害那个女孩。我只能谢绝。当然也就再未同她相见。
6。
此外我还在有腿疾的女性方面有过一次非常奇特的经历。那时我已二十八。但由于事情过于奇特，至今我都难以弄明白那到底意味什么。
我在年末喧闹拥挤的涩谷街头见到一位同岛本跛得一模一样的女性。她身穿偏长的红色大衣，腋下夹一个黑色漆皮手袋，左手腕戴一个手镯样的银色手表。她身上的东西看上去十分高级。我在另一侧路面行走，偶然瞧见她后，立即穿过马路。路上人头攒动，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么多人来，不过追她倒没花多少时间，因为她腿不灵便，走不了那么快。那抬腿的方式同我记忆中的岛本实在像极了——她也像岛本那样左腿以稍稍划圆的姿势拖着。我跟在她后头，入迷地看着那被长筒袜包裹住的匀称动人的腿描绘出优美的曲线。那是唯有经过成年累月训练的复杂技术才能产生的优美。
我稍离开一点儿跟在她后面走了一阵子。配合她的步调（即以同人群流速相反的速度）行走并非易事。我不时打量橱窗或停下来装作搜摸风衣口袋的样子来调整行速。她戴一副黑皮手套，没拿手袋的那只手提一只商店里的红纸袋。尽管是阴沉沉的冬日，但她仍戴着大大的太阳镜。从她身后我能看到的，只有梳得整整齐齐的秀发（在肩那里向外卷起，卷得非常雅致），和给人以柔软暖和之感的红大衣后背。不消说，我很想确认她是不是岛本。要确认并不难，绕到前面好好看一眼即可。问题在于倘若是岛本，那时我该说什么呢？该怎样表现呢？何况，她还记得我吗？我需要做出判断的时间。我必须调整呼吸、清理思绪、端正姿态。
我在注意不让自己超过她的情况下紧随不舍。这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回头，一次也没止步，甚至没有斜视，只是朝某个目的地径自行进不止。如果不看她左腿的移动而仅看其上身，肯定谁都看不出她腿有毛病，无非走路速度较普通人慢几拍而已。越看她走路的样子，我越是想岛本，走法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葫芦分出的两个瓢。
女子穿过拥挤的涩谷站前，一步不停地沿坡路朝青山方向走去。到了坡路，脚步就更慢了。她已走了相当远的距离，坐出租车都不算近，即使腿没毛病的人走起来也够吃力的，可是她拖着一条腿持续行走不止。我拉开适当距离跟在后面。她依然一次也没回头，一次也没止步，甚至橱窗都没扫一眼。拿手袋的手同提纸袋的手换了几次。但除此之外，她始终以同一姿势同一步调前进。
一会儿，她躲开大街的人群，走进侧道。看来她对这一带相当熟悉。从繁华大街往里跨进一步，便是幽静的住宅地段。由于人少了，我更注意保持好距离跟上。
总共跟她走了大约四十分钟。在行人稀少的路段走一阵子，拐过几个路口，重新走上热闹的青山大街。但这回她几乎不在人群中走，就像早已打定主意似的，毫不迟疑地径直走进一家咖啡馆。那是一家西式糕点店经营的不大的咖啡馆。出于慎重，我在附近转了十分钟后才进去。
进去马上找到了她。里面热气扑人，但她仍身穿大衣，背对门口坐着。那件看上去相当昂贵的红大衣实在醒目。我坐在尽头处的桌旁，要了杯咖啡，然后拿起手边一份报纸，装作看报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观察她的动静。她桌上放着一只咖啡杯，但依我观察，她一次也没碰那杯子。除一次从手袋里取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此外再无别的动作，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打量窗外景致。看上去既像纯粹的歇息，又像在考虑什么要紧事。我喝着咖啡，翻来覆去地看报上的同一则报道。
过了好半天，她像下定什么决心似的霍然离座，朝我这张餐桌走来。由于其动作过于突如其来，我的心脏差点儿停止跳动。但不是来我这里。她从我桌旁走过，直接去了门旁的电话那里，继而投入零币，拨动号码。
电话离我座位不太远，但由于周围人声嘈杂，加之音响在大声放圣诞歌，没办法听清她的说话声。电话打了很久，她桌上放的咖啡一碰没碰地凉在了那里。通过我旁边时，我从正面看了她的面孔，可还是不能断定她就是岛本。妆化得相当浓，而且近半边脸给大太阳镜遮了，眉毛被眉笔描得甚是分明，涂得又红又窄的嘴唇咬得紧紧的。毕竟我最后一次见岛本时双方都才十二岁，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脸形多少让我隐约记起岛本少女时代的面影，但说是毫不相关的别人似乎也未尝不可。我所看清的只是她是脸形端庄的二三十岁女性，身穿值钱的衣服，而且腿有毛病。
我坐在座位上冒出汗来，汗出得贴身衬衣都湿透了。我脱去风衣，又向女侍要了一杯咖啡。我问自己“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是因为丢了手套来涩谷买新手套的，而发现这女子后，便走火入魔似的一路跟踪而来。按正常想法，理应直接问一句“对不起，您是岛本吗？”这样最为直截了当。可是我不愿意那样，只是默默地尾随其后，现在已经到了无法返回的地步。
打完电话，她直接折回自己的座位，然后背对着我坐下，一动不动地眼望窗外景物。女侍走到她身边，问凉了的咖啡可不可以撤去。声音我没听见，估计是那么问的。她回头点了下头，好像又要了一杯。但新端来的咖啡她依然没动。我一边不时抬眼打量一下她的动静，一边继续装作看报的样子。她几次把手腕举到面前，看一眼图形银色手表。估计她在等谁。
我心想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了。等那个谁来了，我就可能永远失去向她搭话的机会。然而我又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椅子上起身。不要紧，我说服自己，还不要紧的，不急。
这样相安无事地过去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她一直在眼望外面的街道，之后忽然静静站起，挟起手袋，另一只手提起商店的纸袋。看来她已对等人不抱希望，或者本来就不是等人。看准她在收款机前付罢款走出门去，我也急忙站起，付了款朝她追去。眼见红色大衣从人群中穿过，我拨开人流朝她的方向冲去。
她扬手叫出租车。片刻，一辆出租车闪烁着方向指示灯靠上路旁。必须打招呼了！钻上出租车就完了。不料刚朝那边跨步，马上有人抓住我的臂肘，力气大得惊人。痛并不痛，但力气之大使我透不过气。回头一看，一个中年男子正看着我的脸。
对方比我矮五公分左右，但体格十分壮实，年龄大概四十五六，身穿决灰色大衣，脖子上围着开司米围巾，一看就知都是高档货。头发整齐地分开，架一副玳瑁框眼镜。看来经常运动，脸晒得恰到好处，想必滑雪来着，或者打网球也有可能。我想起同样晒成这个样子的喜欢打网球的泉的父亲。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