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啥大不了的。我说回去也于事无补，没准会使事情复杂化。姜先生说可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呀，光回避怎么行？我说不是回避，是稳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姜先生问有什么途径？我说首先可以考虑报警。万虎说对，让公安把绑匪抓起来。姜先生不满地看了万虎一眼，说什么绑匪，你欠人家工钱不兴人家要？我还不知道这回事，这个小万怎么能不给发工钱。我说还可以与他们谈判。姜先生叹息一声说那就谈判吧，别把事闹大，人家不就是要工钱吗？我点点头，问万虎：知不知道是谁带的头？万虎说是榨汁机上的吕厚忠。我问能不能找到他？万虎哭咧咧说他们绑了人肯定躲在暗处不出头，咋找？姜先生说他们的目的是要钱，哪有不出面的道理？我觉得姜先生说的有道理。姜先生又说无论如何我得回厂，小万在他们手里，他又拿不出钱，没人出面怎么行。我还是担心姜先生的安全，转向万虎问那个吕厚忠有没有前科？万虎反问啥叫前科？我说就是以前犯过案子。万虎说没听说。我又问工人知不知道姜先生在这里？万虎说好像知道。姜先生说知道就好，就是不知道也得让他们知道，不然怎么办？说毕朝万虎挥一下手。
姜先生走后我立马赶到报社“老弟”订的那座酒店，见到“老弟”我没讲万遭遇绑架的事，怕节外生枝。总起来说“老弟”给我的印象不坏，年轻、热情、豪放，也很有正义感，听了我的诉说很愤慨，表示一定帮这个忙，并当场责成一个跑工业口的记者进行调查，说一旦发现有不正之风和腐败立刻见报。“老弟”的态度使我宽慰，也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美中不足的是这顿饭吃得胃不舒服，这同样与“老弟”有关，“老弟”曾在德国呆了几年，养成西方人往酒里加冰的习惯，而他的那些下属也深受熏陶，大力效仿，席间加冰不止，只怪我缺乏这种锻炼，冰水就在胃里作起祟来。
回到旅馆要与姜先生联系，记起他没有手机，在这方面他是个落伍的人，自己不买，女儿送也不用，而从他的具体情况出发，是很需要的，他不找别人，别人还要找他呢，比如现在。与姜先生联系不上，我便拨了万的手机，通了，耳机里传来如万那般浓重的本地口音，可我断定不是万，办了几年厂的万不会一张口就粗鲁地问你是啥个人？何况这种情况手机一定在绑架者手中。我说我是万总的朋友，他在吗？耳机里的人凶巴巴：万胜利死了。我一惊，想这么快就撕票了？又觉得不会，要这样绑架的目的就不是要钱，而是杀人。我意识到对方是在发泄情绪，就说我知道万总还活着，你们不会杀他的。他问你怎么知道不会杀他？我说你们的目的是讨薪，为这个不会杀人。他说那得看万胜利这小子识不识相了，识相……反正三天的期限，不给钱就要他的小命。我真正担起心来，因为这种说法符合此类事情的“章法”，恐吓中暗藏杀机，这便显出可怕。我觉出握电话的手有些发抖，毕竟有生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惶恐中努力清理自己的思绪，很快明确自己用不着害怕，绑架者给了三天期限，还有回旋的余地，倒可以利用这次通话机会向绑架者讲明厉害，让他们不要做荒唐事，这样想也就心定，就对着话筒缓缓说：你们一定不要做傻事，保证不伤害万总的性命，只要万总活着他就会给你们工钱。对方冷笑一声说给个屁，厂子要倒闭了，还拉了一腚饥荒，他完了。我说他完不了，厂子也倒不了，这个我敢打包票。他说你是他啥个人，敢给他打包票？我说我是万总的朋友，我了解情况。对方问你了解什么情况？我说你们一定知道，这个厂是一位老华侨投的资，这位老华侨有雄厚的经济势力，欠你们的那点钱，不在他的话下。对方说不就是那个姓姜的老头儿？看不出像有钱的样儿。我心想你们才见过几个有钱人啊，还能看出有钱没钱。当然，姜先生的具体经济状况我也不清楚，但我清楚要愣往大处说，说得越富越好。我说你们知道姜先生有多大家底吗？对方反问你知道？我说我知道，我去过他家，光那幢房子就值几百万美元。他问合多少人民币？我说几千万，他还有许多产业，价值不会低于一个亿。对方停顿一下说：他的钱再多，在这儿也玩不转，他没有后台。我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后台？对方说：明摆着，要有的话谁还敢给厂子使坏，让他倒这个大霉？我在心里打个艮，问你怎么知道是有人使坏？使坏的是什么人？对方说这还用问，什么人有这么大的神通，当官的呗，万胜利老小子以为半路找了个有钱的干爹就牛皮烘烘，凡事不按正路子来，人家不整死他才怪呢。我无言以对，又想起彭局和赵处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唯有当事人万（包括姜）还木之觉也。不过和绑架者的一通聊，我开始变得轻松，知道面对的不是职业绑匪，否则不会在电话里和我说三道四。于是我说这方面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可不管万总是不是按正路子走，你们可要按正路子走，否则干系重大。对方硬邦邦说弄死万胜利像踩死只蚂蚁。我刚放松的心又立刻绷起，急切说你们胡来我就报警。对方大笑起来，说报警，去报啊，那是万胜利活腻了。说完咔嚓挂了电话。我紧接再拨，对方就关机了，我一时愣在那里，心噗噗直跳，绑架者说的最后一句话，使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整个下午，我的思维沉浸在惶惑不安中，也十分混乱，像置身于一团迷雾中。本以为找找人就能解决的事，到头来竞变得如此复杂凶险，现在该如何是好呢？我知道在整个事情中我是个局外人，我与姜先生只是一般朋友关系，与万连朋友也算不上，饮品厂的兴衰与我没有关系，我完全可以知难而退，或者只做个旁观者，但在意识深处我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万已落在绑架者手中，什么也做不了，姜先生呢，他那一套不把事情弄得更糟就谢天谢地，还能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撒手这事就没一点回旋余地了，一旦万出事连个报警的人都没有。
想到报警，我不由在心里打个艮，考虑起这事的利害得失，先前姜先生不同意报警是基于当时的情况，可现在情况有变，绑架者挑明杀万不当回事，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报案是明智之举且宜早不宜迟。这么想便拿起房间电话拨了110。
晚上，我代表“厂方”在“老地方”宴请电力方面的人，彭局赵处作陪。落坐方知坐主宾位的不是赵处说的电力头面人物，而是一个头头的小舅子。赵处一再申明请他比请姐夫更有利，因为他能“降”住姐夫，姐夫对他言听计从，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俗话说谁也不知道天上的哪块云彩下雨，由此而论就不能不买小舅子的账。只是小舅子那副狼吞虎咽的吃相和不着边际的胡吹乱侃，使我隐约觉得把事情交给这样一个人去办有些悬。
回到旅馆正想怎样与姜先生联系，这时电话铃响了，接起来竟是那个与我讲过话的绑架者，开口就说我警告你们，两天之内不发还工资就宰了姓万的！我一惊，刚要开口电话已挂断。我没再打过去，只在心里想，看来他们要动真格的了。
愣了半晌，我决定给报社“老弟”挂电话，也不晓得怎么会给他挂，而不是彭局长或赵处。我将真实情况向“老弟”道出，“老弟”在电话那边呻吟片刻，说看来事情有些复杂了，要不摸摸情况再说吧，就挂了电话。
刚要睡下，司机万虎来了，我简直是喜出望外，连忙向他询问姜先生的情况，万虎顾不上回答，急切说姜先生让我来接你，马上走。
车驶出市区，一头钻进黑暗中，看天上的星辰，能判断出是向西，听着车窗外呼呼的风声，我突然有一种逃亡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来自真实的现实，还是受到姜先生讲述他逃亡经历的影响，反正这种感觉很真切，我觉得心受到重重的压迫。
在车上万虎讲述了大体情况：他们于中午前回到厂，一下车姜先生就被等在那里的人扣住了，先关在一间屋子里，逼他拿钱，姜先生保证在几天内还清欠薪，又提出让他们放了万，他们不答应，讲拿不出钱也把姜先生绑架走，就在这时候姜先生晕倒了，他们并不知道是低血糖的缘故，以为是犯了什么大病，有些慌，万虎急中生智，说姜先生受惊吓犯了心肌梗塞，不赶紧送医院就死定了，人一死所有参与者都有责任，统统要倒霉，他们害怕了，同意放姜先生去医院，万虎拉着姜先生找地方吃上饭，就缓过来了，却也不敢再回厂，就去了附近的长庄镇。
在长庄镇的一座小旅店里见到了姜先生，他在灯下看一张地图，脸上现出很喜悦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吗？我在上面找到了田庄，田庄。说着又站起走到窗前，说你来看，田庄就在那个方向，离这儿才十几里路啊。
当晚姜先生又把我“带”到几十年前的田庄。许是知道田庄已近在咫尺的缘故，时间也在意识里被压缩，好像姜先生讲的那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10
姜先生说我们为了保护顺东，不得已选择了与工作队相对抗，我们知道如此胆大妄为，肯定会受到惩罚。侯队长每次都用“沧海横流”来形容革命的气势，殊不知横水无道，带给人的只能是灭顶之灾。只是针对我们的灾难没有马上降临，我们被丢在一边，不晓得是工作队忙于土改腾不出手，还是有意采用精神战术引而不发，我们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只要听见门响就以为是来捉拿，真是吓破了胆。那些天我突然悟到世界上最强大的是什么，是什么呢？要是提问，很多人会回答是真理，但是错了，真正强大无敌的是共产党的革命。毛泽东有一句诗叫：“横扫千军如卷席。”毛历来自大，但这句诗很切合实际，体现出“横”的威力，不然共产党怎能用三年的时间打垮国民党的八百万正规军呢？
那些天，我还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算起来，我们在田庄的时间总共不到半个月，可感觉是那么漫长。在时间的相对性上伯恩斯坦说过这样的话：在爱人怀抱里时间过得快，在牢狱里时间过得慢。我同意，可我还得补充一句，人处于饥饿状态时间会过得更慢，就像我们在田庄最后的日子，太阳就像粘在天上。我们凑起来的一点“硬通货”很快就用完了，房东不愿再给饭吃，我们也不想死乞白赖，当然还有几个戒指，可那是“在册”的东西，事实上已不属于自己，不能动，无奈只好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用随身携带的东西去换房东的饭，但这样也有很多问题，一是我们的大部分物品老乡觉得不适用，比方西装、皮鞋、牙膏、牙刷之类（最受欢迎的是肥皂、毛巾、袜子、线衣），再则每人带的东西都十分有限，别说房东挑剔，就是不挑剔也维持不了多久生计。我们想象着在不远的一天，光着身子（真正成了原始人），啃完最后一块地瓜等死的情景，真是不寒而栗。
日子难熬恐惧也与日俱增。村里传播着流言，说我们这几个人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到田庄的目的是破坏土改，还说我们很快就会被逮捕镇压。我们不知道这些谣言来自何处，却知道不是空穴来风。有句话叫没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叫门，这是指一般情况，特殊情况下就不同了，没做亏心事也怕鬼叫门，因为做没做亏心事不由自己说，而是别人给你下定论。比如田庄头一个被处死的红脸邹国甫。邹国甫不是田庄最富有的人，地不多，房子也不气派（我们从他家门前经过），被斗争时态度也很好，只因他当过伪村长，以汉奸论处，被判了死刑，从公审大会现场拉到村外的河套里枪毙了。人是被“结果”了，但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邹国甫是不是被冤屈？邹在宣判后极力为自己辩护，否认是汉奸，说鬼子来了让村里人推举村长，稀里糊涂把他弄上了，他清楚给日本人当狗腿子不光彩，早晚会倒霉，坚决不干，这时候一个姓唐的抗日地工潜进村找他，让他当这个村长，说他一方面可以给抗日队伍当内线，为抗日出力，另方面与鬼子周旋使老百姓少遭殃，姓唐的还保证以后给他当证人，证明他不是汉奸，但他的说法受到司法人员的驳斥，指出那个姓唐的是国民党游击队的人，国民党连自己都不抗日，还会在下面发展抗日力量？胡扯淡。邹国甫被押往刑场时一路高喊冤枉，直到枪响。后来听说，县司法一开始并不清楚邹本人申诉的这个细节，田庄工作队报的材料没有写，公审会现场听了邹的申辩一度很犹豫，考虑是否该缓期执行，但工作队方面提出了异议，讲群众的革命情绪已经高涨，在这个时候半途而废势必给群众泼冷水，不利于土改工作向前发展。司法方面觉得不无道理，且参加公审会的还有四周好多村庄的群众，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死活而影响大局，就决定照计划执行。
那次公审大会一共枪毙了三个人，除邹国甫其余两人都是邻村的。一个是汉奸，手上沾了抗日人和百姓的血，处死当罪有应得；另一个是叛徒，叛徒和汉奸也没啥两样。不过后来从房东口中知道，这个外号叫大嘴的，叛徒当得有些蹊跷：有一回区武装队与鬼子交火被打散，队长被追到辛庄，混在百姓中。鬼子知道队长是个麻子，就把村里所有长麻子的男青壮抓起来，包括队长在内共七个人，鬼子先问谁是本村人，都说是，又问谁是外村人，都说不是，鬼子又让他们互相指认，指出谁是刚进村的队长，可没人指认，鬼子便发怒发威，让他们靠墙站成一排，说反正队长就在里面，那就从头一个挨一个枪毙，直到有人指证为止。鬼子说到做到，先开枪打死了排在第一个的那个人，鬼子再问，还没人指认，又杀了第二个人，就这么问一遍杀一个人，直到杀死了排在第四个的队长本人，这时排在队长后面的大嘴向鬼子招供，指着地上的一具尸体说他就是队长。鬼子也算守信，确认最后死的就是他们要找的队长，也就把其余的人放了。大嘴的变节行为遭人痛恨，被视为叛徒，可当时也没把他怎么样，直到土改又翻出这本陈年老账，把他当叛徒法办。这事说起来界限有些模糊，要说大嘴没叛变可他指认了队长，要说他叛变可指认的是队长的尸体。可以说死得不清不浑。不过通观整个事件过程，那个队长倒让人觉得不怎么英雄，既然知道了鬼子要一个挨一个地杀人，他本应自己站出来才是，特别是当杀到自己时，更应该挺身而出，可他没这样做，白白让三个人给他当了垫背，要不是大嘴讲了，后面的人也不得幸免。
应该说在我们心里引起巨大恐慌的不是枪毙邹国甫、“大嘴”，而是两天后处死的田宝安。不管邹国甫和“大嘴”冤枉不冤枉，对他们的审判总还是按“法律程序”进行，判案是法院，执行的是公安，而田宝安没有这种待遇，他是在斗争大会上被人用铁锨劈死的，用侯队长的话说是“革命群众对国民党特务田宝安进行了公审”。侯队长总是把“革命群众”挂在嘴边，但谁都清楚“革命群众”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指挥者就是侯本人。在田庄，斗争谁不斗争谁，让谁活让谁死，都在侯队长的“计划”之中。只是在处死田宝安之前，没有人会料到这遭会“计划”到他，觉得已经砍掉他一根指头，算惩戒过了，不会再怎样他，甚至田宝安自己也是这种心理，在斗争别人的时候，他站在台上，神情多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