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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听不下去，说不管怎样卖老婆就是罪过。
田宝贝辩解说：那买主家日子比我家好，她去了享福，她得谢我才是。
可没人肯接受他的混账观点。
有人指出：你还卖过田宗林的老婆。
田宝贝还是为自己开脱，说：那可是田宗林自己拿的主意，他让我帮他卖老婆，不断往我家跑，说他老婆长得又白又光又可爱，就可惜是个憨妇，做饭补衣服都不会，拉屎还忘了抹沟子，拿她没办法，才想把她打发掉。我怕田宗林常来麻烦，只好帮他找了个买主，成交后，田宗林忘恩负义只给我一点点钱。
有人说：你收了钱，就是剥削。
田宝贝有民愤，还剥削，就被划了富农。
田宝贝呜呜地哭起来，可没人理他，继续往下评议。
这遭轮到一个寡妇，寡妇娘家姓徐，人称徐寡妇。她家地不多，可长年雇伙计干活，这是板上钉钉地剥削，划地主没争议，可有人提出单单划地主还不够，应该划双地主，因为她不仅剥削那个伙计，还剥削她的一个相好。
原来徐寡妇和村里一个姓王的老汉有一腿，也不避讳，村里人都知道。说她剥削王老汉，主要是指王老汉总是给她送东西，只要有一点稀罕物早晚要拿去孝敬她，母鸡下了一个鸡蛋，他赶紧送过去；在野外打了一只野兔，他赶紧送过去；家里菜园长出紫皮茄子，哪怕只一个他也送过去。他还放下自己地里的活，帮她去干这干那，自然是白干不收钱，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女人们同仇敌忾，一个脖子上长疤的女人气哼哼地说：俺们认为她是双地主，她剥削伙计，还剥削那汉子，她把他的一切都剥削走了，连母鸡下的蛋都在内。
划双地主却没得到男人们的赞同，一个小伙子囔道：王老汉被剥削是他自找的，他心甘情愿给人家送东西，别人又能有什么办法？
一个模样长得像猿的女人说：她凭什么能勾去男人的魂，不就因为模样像狐狸精？得评她双地主，不能便宜了那骚货。
一个男人阴阳怪气地说：你不好也把模样长得像些人样，那也会有人甘心情愿受你剥削呢。
那女人啐了一口，说：俺情愿长这样，也不去剥削人，当地主。
那个坚持田铁匠剥削人的风流寡妇站起来支持猿脸女人，说：反正白得别人好处都是剥削，成份得往高处定，不能让她自得便宜。
一个男人不客气地揭她的底说：难道你那些相好从来没送你东西？要送你也是剥削分子。
风流寡妇被弄个大红脸，连忙辩解说：他们送俺东西，俺也送他们东西，两抵消，谁也没剥削谁。
那男人说：好几个男人给你送东西，怎么说也是你收的多，当然你是剥削人了。
风流寡妇急了，当是害怕人们真把她的成份定高，说：不是这样的，他们个顶个都是小气鬼，他们来找俺，有的腰里揣个黄瓜，有的手里捏两棵葱，这也算东西吗？有的更抠门，空着手就来了，走的时候倒是我给他点什么。
另一个男人说：这么说你是倒贴了？
全场哄堂大笑，气氛一下子缓和过来。那寡妇觉得自己已排除了危险，松了口气，说：呵，只要不说我剥削，倒贴就倒贴。她的话就让人觉得，剥削就像一个恶鬼，谁都怕被它缠上。
最后还是侯队长发话，他说：土地法大纲没有双地主这个成份，所以只能定徐寡妇地主，但是王老汉和这么一个女人相好，阶级立场是有问题的。
有人问：是不是定他坏分子？
侯队长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阶级异己分子为好。
无人吭声。
评议会要结束，要真这么结束倒好，偏偏这时候侯队长把眼光转向我们，那目光，让人捉摸不定，像是对自己领导能力的炫耀，也像是在征询我们的意见。
建越一向心直口快，也当是认定侯队长让我们对今天的会发表看法，便开口说道：我觉得把王老汉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根据不足，是不太恰当的。
一时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目光一起投向侯队长，侯队长的脸色十分难看。
建越没察觉到侯队长的异样表情，又说下去：那王老汉不断把东西送给徐寡妇，不存在徐寡妇的剥削问题，也不存在王老汉的阶级立场问题。
侯队长问道：不存在这不存在那，那你说他们存在什么？
建越说：爱情，是爱情。
爱情这字眼让大伙感到生疏，互相交头接耳地相问。
侯队长哼了一声：啥个劳什子爱情，一对狗男女搞破烂也算得上爱情？真是奇谈怪论。
建越说：起码对于王老汉一方，种种事实证明他是爱着徐寡妇的，只有在一个人深爱着另一个人时，才会对所爱的人无所保留，甘愿付出一切。
侯队长问：付出一切，也包括生命吗？
建越说：对。
侯队长冷冷一笑，说：很遗憾，看来我们的确不是一个阶级阵线的人，所以对事物看法完全不同，我们革命人认为，只有革命事业才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包括生命。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爱情值什么？我问你，你会为爱情付出自己的生命吗？
建越说：我想我会。
谁能知晓此话竟一语成谶。
事后想来建越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理智，太过冲动，冒犯了侯队长，结果为后来的处境造成麻烦。我们也怪自己没能及时阻止建越，可那事情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以致我们来不及做出反应。
我们隐隐觉得前景有些不妙。
第二天，侯队长派人来叫我们全体到工作队队部见面，鉴于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直犯嘀咕，不晓得侯队长接见是何用意，大家议论了一通还是去了。队部设在村中间的田家祠堂，走进大门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院里没人，祠堂的门关着，我们就等，等了一阵子仍没动静，雷觉便走上前去敲门，没有回应，好像祠堂里也没有人。也许是昨天的事使我对侯队长有成见，心中有些不悦，脱口说讲好了的事却不遵守，成何道理。雷觉说也许是有事。我说他有事咱们走，等没事了再找我们不迟，回去。大家都犹豫着，我又说句走，建越也跟了句走。正这时祠堂的门开了，侯队长和几个工作队员走出来，侯队长一脸的阴沉，锋利的目光在我们几个人脸上扫来扫去，厉声问：刚才说话的是哪一个？我们一愣，立刻明白是我的话有所冒犯，我朝他说句是我，我没向他道歉，因为从礼节上首先是他怠慢了我们，需道歉的是他，他不这样做，我也不会这样做。还是雷觉乖巧，赔笑说侯队长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侯队长冷冷说这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问题，这是态度，是立场！雷觉像被噎住似的张张嘴没说出话。这时只听侯队长又说：对革命有认识的留下，没认识的走人。说罢抬手向我一指：你，革命队伍不欢迎有你这样的人。大家非常惊讶，谁也没料到事情会出现这种局面，我沮丧极了，不是后悔自己说了那样的话，而是觉得眼前这个人太无理，太霸道，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污辱，长这么大，还从未当众受过这样的呵斥，就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取调员”（审讯者）为了获取口供还装副客气模样，而这个人的轻蔑却是连装也不肯装一下，是这等的专横，如果革命人就是这一副德行，我断不去做。我抬头看他一眼，说如果你认为我冒犯了你，那是我个人的事，与他们几个无关，请你不要迁怒，再见了。说完拔腿便走，随后跟出来的有建越和贾开。
过了些时候，雷觉他们也回来了，雷觉先嗔怪了我几句，说我没必要这么认真，又说走后侯队长表示，如果你们能转变态度，他就可以改变决定。我问改变什么决定？雷觉说允许参加革命队伍。我说我不稀罕，贾开和建越也说不稀罕。雷觉劝慰道：既然他有这个态度，咱也不好多计较了，委曲求全吧。我觉得雷觉有些鬼迷心窍，再说什么也不管用，就不吱声。雷觉以为我同意了他的看法又说，侯队长让每人写一份自传，大家赶紧写吧，写完我一并交上去。我问什么自传？雷觉说当是家庭出身个人经历一类吧。安和问句：那么在伪满时期所任伪职讲是不讲？顺东说那是为地下工作做掩护，讲怕什么，不讲倒好像心里有鬼。安和说对，咱们正大光明。雷觉说我同意，既然要参加革命工作，就应该襟怀坦白无所保留才是。我说谁愿参加谁参加，谁愿写谁写，反正我不参加，我不写，建越和贾开也这么表示。雷觉现出犯难神情，叹口气说：事到如今不听侯队长的怕也不行了。我不由警惕起来，问为什么这样说？顺东接着说侯队长说不写自传就是阶级异己分子，要受到审查，审查不结束不准离开村子。贾开埋怨说这下可好，叫人家给扣起来了，想走也走不了了。建越说真他妈嗑瓜子嗑出臭虫来了。雷觉说审查干部是共产党的规矩，不光对咱，每个参加革命的人都不例外，我们的身份是抗日地工，没什么可担心的。雷觉的话对大家多少是个安慰，都不说话，然后分头回去写自传了。我虽然一肚子不情愿，可还是写了，因为不写无法脱身。我写得很简单，几行字：姜玉峰（化名楚向），民国十二年三月生于吉林×县，家庭出身农民，民国三十九年就读于长春医科大学，同时参加抗日学生秘密团体觉醒社，并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当中，三十三年被日伪政权逮捕，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出狱。我就这样写。我没看别人的，也不用看，我们的情况大体一致。随后雷觉收去“自传”，呈给侯队长，回来雷觉的神情有些沮丧，吞吞吐吐说侯队长让大家再写一份材料，一一列清随身所带财物。大家愣住了，过会儿建越问他想干什么？贾开说怕是要“共”我们的产吧。顺东说不会，已经吸收我们参加革命工作，还会把我们当反动派对待？贾开说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共产主义、共产党都是共产两字嘛，不过“共”我也不怕，我一无所有，是无产阶级。建越哭丧着脸说我家被“共”过了，这回轮到我本人。建越的情况我知道，他家在东北的解放区，土改被划成地主，没收了所有财产，他爹不识时务与工作队的人讲理，说他雇了人种地也把地租给别人，不存在什么剥削，凡事公平合理，自己的家产是靠勤劳和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没收他的财产是强盗行径。土改工作队决定在斗争会上把他打死，可走漏风声让他逃了，到现在建越也不知道他爹的下落。安和说我身上有块金壳怀表，他们要就拿去。建越说上路前我把东西变卖买了一个元宝，一把金锁，我如实写上，要共就共了去，无所谓。雷觉说就如实写吧，我想怎么也不至于共到咱们头上。大家都不吭声了，当是明白侯队长叫做的事不做是不成的。我想不仅安和、建越身上带有金货，其他人也会有，人出远门总要有所准备的，兵荒马乱年月金银是硬通货，我自己就带了一副金手镯一副金耳坠和一枚钻石戒指，是临行前母亲给我的。我犹豫再三，最终只写了手镯和耳坠两样，把戒指从包里拿出来戴在手上，觉得这样就算是随身“佩物”而不是“财物”了。我所以把戒指瞒下（却不知是亮出）还有一个原因，它是母亲的家传，母亲一直很珍惜它，我希望以后能归还于母亲。就这样把清单交上去，侯队长又发下话来，说要革命须先革自己的命，都把所有财物上交。大家哑口无言，建越突然蹦出句为什么共产党对财物这么感兴趣呢？贾开闷闷地说，我倒担心要去财物还会要咱们的命。雷觉问为什么这么想？贾开说我也不知道，是突然这么想，停停又说我不参加这劳什子革命了，我要自由，我要去青岛。安和说我也放弃原先的想法，去青岛。听贾开和安和这么说，我松了口气，看着雷觉，希望他表态，可雷觉迟迟不说话，而后长叹一口气，说现在要能走我也会同意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走不了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不交出财物侯队长不会放我们走。我说不让走也要走。雷觉说办不到，村四周已经布了岗哨。大家又吃了一惊，建越问布岗就是防我们逃跑？雷觉说不完全，还有村里的富户。建越冷笑一声，说侯队长一口一个欢迎，却是口是心非。安和自言自语：我们该怎么办呢？雷觉说只有把财物交上去。安和说交上去我们两手空空，还怎么去青岛？喝西北风？雷觉不说话了。看来安和说的确是个现实问题，大家开始苦思冥想，想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最终也没想出来，无奈只有按侯队长的口谕办了，大家把自己的财物拿了出来，向雷觉那里集中，这时我发现除雷觉外其余人手上都戴了个戒指，自然明白了大家的心思，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把财物交上去据说侯队长很高兴，说要和我们见个面，我们又来到那座祠堂，想都想不到，这回竟然还吃了闭门羹，院里没人，门关着，我们猜想工作队的人还在屋里，故伎重演想听我们再说什么话，于是都不敢乱说话了。无聊中有人看蚂蚁上树（院里有两棵柏树），有人看祠堂的屋檐房顶，有人望天。过了很久很久，大概有一个多钟头吧，工作队的人才露面了，不是从屋里出来，而是从大门拥进院子，侯队长笑笑，说让大家久等了，然后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握着握着脸上的笑突然不见，变得严厉，他站在祠堂的门前，两手抹着腰，说：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明人不做暗事，刚才我们去你们的住处检查，没发现有藏匿下来的财物，很高兴的，可现在我知道高兴的早了，事实证明，你们并没有和革命一条心，还保留着一条资本主义的黑尾巴，这让我很失望，也很气愤，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如此看重私有财产呢？这是不可以的，是和革命背道而驰的，大家明白我话的意思吗？我们明白，问题出在戒指上，侯队长在握手时发现我们的保留，于是大发雷霆。
7
应了姜先生的话，我们真的到市里“安营扎寨”了，在一家旅馆登记住下。厂子暂时关门，昨天磨破了嘴皮子，好歹让送葡萄的农民拿着欠条走了。我们一早把车开出去，锁上大门，贴了告示，声明厂里无人，就仓皇而逃。路上姜先生一遍一遍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哪能这般对待客户呢？我替万安抚他，说眼下也只能这样，顾一头顾不上两头，最要紧的是解决问题恢复生产，机器转起来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姜先生不再说话，一声声叹气。
住下后姜先生突然晕眩，倒在地上，我有些慌神，要打120，却被万阻止，说姜先生低血糖，肚里一缺饭就这样。我这才想起早上一直忙活没顾上吃饭，万把电话打到服务台，让服务员送来一杯牛奶，像喂药似的给姜先生灌进去，也就“药”到病除了，姜先生睁开眼，成了个好人。虽是虚惊一场，我还是隐隐替姜先生担忧。
相对而坐，大家都不说话，姜先生的眼一会儿睁一会儿闭，像在做眼广播体操；万一根接一根抽烟，五官像要挤到一块儿；我也是忧心忡忡，人是来了，到底该怎样做呢？搭上的关系只有那位彭局长，原来讲好由他联络市府的人吃饭，可电话一直没来，再给他打电话，还是等着？打电话多少有些冒昧，等又实在等不起，已经收上来的葡萄在库房里腐烂变臭，没收上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送上门，葡萄后面还有苹果、梨、山楂，源源不断，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