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后我将这思路说给姜先生听，姜先生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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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先生说在田庄的几天开始还算平静，这里刚从“国统区”变成“解放区”，时局与人心不稳，谁也顾不上我们这几个外来人，我们就能住下来安心养伤，伤不仅在脚上，还有心里，从抗日志士一下子变成逃亡人，这种虎落平阳的落难使我们的心一阵一阵发痛。也是多年难有的空闲时间，不由得想一些从前顾不上想的事，大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小到自己的人生道路，都在思虑中，当然想得最多的是眼前的处境，青岛是我们的目标，要是飞机不出事，到了那里就踏上南撤的跳板，前面的天地很宽，可飞机凭空出事了，我们被丢在荒凉的黄河边上，离青岛几百里路远，又到处都在打仗，也许我们根本就到不了那里。想到这种后果大家的心就一直往下沉，觉得前途渺茫。这时分歧也出现了，几个人形成两种意见，以安和、雷觉、顺东为一方，他们觉得不一定非去国统区不可，实在不行就投身共产党（用共产党的说法是弃暗投明），理由是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锐不可当，建立红色中国是早晚的事，与其将来被动，不如现在顺应时势，早有归宿。另一方的贾开、建越和我，则坚持到国统区去，哪怕千难万难也要去，不是要追随国民党，而是我们不信共产主义，理想不同，就像水火不容，明知走的路与自己的追求不一致，就不该去违心。两种意见相争不下又各不相让。建越又掐起指头要看天意，可这回没人响应，都清楚事关重大，重大得连老天爷也不敢轻易信托。意见虽僵持不下，但没人主张分道扬镳，都想说服对方，达到步调一致。大概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凝聚力”了。也就在这举棋不定时，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来到田庄，局势发生了变化，逼迫我们尽早做出决断。安和建议先与工作队取得联系，探明情况，然后决定何去何从，他的意见得到雷觉、顺东的响应，我和贾开、建越虽不赞成也觉得无大碍，反正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可进可退，便表示同意。雷觉自告奋勇担当使者角色，他以前是《东北公论》的记者，善交际，口才也好，能担当此任，他的脚还没好利索，一瘸一拐地去了，回来显得很兴奋，说工作队侯队长接见了他，侯队长说革命不分先后，欢迎。侯队长还以县委组织部长的身份表示，我们可以先留在田庄工作队工作，等土改结束再回县正式分配。听雷觉这么一说，安和、顺东的立场更加坚定，又一起做我和建越、贾开的工作。
不料事情尚未做出决断，我们却在大街上与侯队长相遇了。雷觉赶紧向前与侯队长握手，又把我和贾开介绍给他。侯队长三十出头年纪，白净脸，瘦削身材，一副文绉绉的风采。侯队长十分热情，与我们紧紧握手，脸上堆着和蔼的笑容，以东道主的口吻说：欢迎，欢迎你们远道而来，辛苦辛苦。应该说侯队长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不错，除了他的谦和态度，还有他的知识分子干部的外表，这就一下子拉近了相互间的距离，于是我们便站下叙谈起来。侯队长指指身边的田村长，问你们认识田村长吗？我们说认识，这些天田村长给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真的很感谢。侯队长说应该，完全应该，说着又转向田村长说，他们今天是我们的客人，也许明天就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一定要把他们照顾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告诉我，我会想方设法解决。我们连连道谢，侯队长笑着摆摆手，说不用谢，说谢就见外了，我和雷同志谈过，代表工作队和县委表了态，革命队伍欢迎你们加入，也会把你们这样有文化的人当成宝贝一样看待，现在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前途光明，希望你们能审时度势，早早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点头称是，表示一定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之后与侯队长握别。
当晚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何去何从。必须承认侯队长的当面一席话起了不少作用，雷觉、顺东和安和更坚定了留在田庄参加革命的决心，而我和建越、贾开，尽管还不能拿定主意，在思想上已有所松动。
我们正要休息，工作队队员也是侯队长的通信员小胡来找我们，传达侯队长的话，希望我们从明天起与工作队一起活动，去农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尽管事情有些突然，我们尚未做思想准备，但侯队长的良好意愿是明确无疑的，这让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六人分成三组，分别跟着工作队的人，我和雷觉在侯队长的小组里，还有与侯队长形影不离的小胡。雷觉显得很兴奋，私下对我说这样以实际工作者身份走进农民中间，比前几天那种蜻蜓点水式的社会调查要深入多了，一定会大有收获。我多少被雷觉的热情所感染，态度稍稍积极起来。
田村长是我们的向导，现在他的身份已由村长变为贫农团主席，由此可见他一直是共产党线上的人。我们还是叫他村长。田村长请示侯队长到哪些农户去，侯队长说当然要先去最穷的人家，他们是依靠的中坚力量。
接连跑了两家，“穷”的情况差不多，矮门破草房，到处堆着不值钱的杂物，大人孩子破衣烂衫，秋风已凉，小孩子仍光着屁股，赤脚在院里的鸡屎上奔来跑去，嘴里啃着刚从地里砍下来的苞米秆，见我们进来，男孩用好奇的眼神望着我们，女孩则害羞地奔到屋里躲起来。这时家里的大人就出来迎客，他们都认识侯队长和小胡，当然也认识本村的田村长。田村长就说侯队长和工作队的同志看你们来了，共产党替穷人做主，有什么苦都可以和工作队讲。接下来就是侯队长亲切询问家中情况，有几口人，有几亩地，租了谁的地种，交多少租金，给哪家财主当长工，工钱是多少。随着户主的回答，侯队长便显出很愤慨的模样，说剥削，很残酷的剥削啊！穷人世世代代当牛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根源就是被富人无情地剥削。又安慰说现在好了，要土改了，等打倒剥削你们的地主老财，就会有好日子过了。说过这些后便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做革命的中坚。在侯队长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别人都不插嘴，只有雷觉在侯队长讲话间歇向户主询问一些情况，然后记在本子上。
接着我们来到第三户人家，这家的男人叫田有味，因名字挺怪，就记住他了。他不过四十岁年纪，已满头白发，看起来他家的日子还不及刚去的两家，一家六口住在一幢被隔成两半的破屋里，其中一间堆放着农具和柴草，几只小鸡正卧在那些柴草上，地上到处都是鸡屎。田有味和他老婆、两个闺女（一个两岁一个十岁）、两个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七岁）住在隔壁的另一间。屋里简直像个垃圾堆，墙被柴烟熏成黑色，顶棚上挂着一串串蛛网，地上到处是麦根，吃过的苞米秆子，破布和碎瓦片。他的大闺女正在炕上躺着，不停地咳嗽，吐血，田村长说这闺女得了肺结核，在炕上躺了一年多，眼看要死了。情况明摆着，家里其他人都挨着她睡觉，和她合用碗筷吃饭，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是种什么样的空气呢，倒真如男主人怪怪的名字，有味，从我们走进他家开始，一阵难忍的恶臭味便扑鼻而来，地上散发着呛人的童尿的臊气，隔壁飘过来鸡屎的强烈臭味，烧麦根的余烬腾起一股股青烟，还有整个屋子弥漫着那个女孩从溃烂肺里呼出的腐败气味，这气味让我感到呼吸困难，一阵阵想呕吐。
侯队长把在前两家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时田有味的老婆已把饭做好，我们目睹了这个女人做饭的全过程：将面倒进落满苍蝇的瓦盆里，手也不洗便和起面，不时抽出手抹一把流出来的鼻涕，擦也不擦又把手伸进面里，这么反反复复，就把她的鼻涕全都揉进面团里。做出来的饭是烂面条，盛到碗里苍蝇很快又落在上面，田有味一边挥手驱赶苍蝇，一边往我们手里递筷子。这些天饥一顿饱一顿，本想中午在老乡家好好吃一顿饭，可现在早已没有了食欲。我对侯队长说我要回去。侯队长问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嫌脏，随口说没带饭钱。侯队长说这不要紧，让小胡也给你俩一块交小米票。听了侯队长的话，我就不好说别的了，端起碗强迫自己吃，面条本是饭食中最易下咽的，可我就是吞不下去，好像嗓子眼给卡住了。我敢说这是我一生吃的最不情愿的一顿饭，再看对面的侯队长和小胡，却像没事一般，吃的津津有味，一边吃还一边继续谈事情。我不由暗暗钦佩他们，觉得革命者确实与平常人不同。
刚吃下去面条，我的胃便翻搅起来，恶心，一阵阵想吐，我借口去解手奔出屋，一进茅厕便呕吐起来，喷溅般把刚吃进去的饭全吐出来。当我走出茅厕，发现侯队长站在院中，用一种责怪的眼神看着我，压低了声音说：要注意影响，这样会引起农民的反感，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我没说什么，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像暴露了隐私般尴尬。侯队长又说一样的饭我们吃了没事，说明问题不在饭上，而在思想上。我仍然没吭声，却有些想不通，心想一个信奉唯物主义的革命者，怎么起作用的倒是唯心主义了呢。
我终是相信了侯队长的话，因为在后来的几天里，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对自己说，你要想做一个革命者，就必须改变自己对事物的惯常看法。
姜先生说田庄的土改迟迟没有进入实际斗争阶段，进展比邻村慢许多，主要是侯队长想把工作做深做细，他引用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话，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经过几天的访贫问苦，扩大贫农协会组织，群众初步被发动起来，有人要求立刻清算地主富农，分“胜利果实”，但侯队长仍然稳住，又开始做清理阶级阵线工作，将土改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按照“土地法大纲”的准则对村里的富户进行排队评议，谁该划地主谁该划富农，本来是可以先斗后划的，谁富斗谁，斗了再说，很多地方都是这么进行的，可这样容易出偏差，斗了又发现斗错了或者过火了。可见侯队长的工作态度是认真负责的。
没有想到，我们几个人被吸收参加评议会，我们觉得很新鲜，想听听看看，特别是雷觉兴致更高。
评议开始很顺利，有几户地主很快被认定，还有几户富农，他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想漏也漏不掉。只是有一个叫田宝安的人让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情况是他家有几十亩地，两头大牲口，五间大瓦房，是不折不扣的富户，但他没有雇工，包括长工和短工，田宝安有四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这四个儿子干了所有的农活。按照“土地法大纲”的条款，没有剥削行为一般不得划为地主和富农，可是在田庄要是连田宝安这样的人家都免于被斗，那贫雇农是想不通的，因为会减少他们能分到“胜利果实”的数额。这个问题确实费了大伙不少脑筋，想来想去，有人忽然想起田宝安在村外还有一座油坊屋，油坊不是全年开工，只在秋季下来花生时，替农户榨油，收取手工费，榨油的活也是田宝安的儿子干，在不榨油时让本村一个懒汉看屋，防人偷机器。大伙觉得既然有一个人替他看屋，这就是雇工，就是剥削，就可以划他为地主。
侯队长边听边点头，说既然有剥削，严重也好，不严重也好，性质是一样的。田宝安就被划了地主。这事让人觉得有些滑稽，滑稽的不是别人，而是田宝安，他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以后有一天会以剥削划成分，所以就坚持不雇人，让自己的儿子当牛马，结果偏偏在油坊这档子事上疏忽了，结果就栽在这上面。
之后大伙的争议便集中在几个特殊人物身上，说特殊是因为有些户并不富有却有剥削行为。通过工作队多天的宣传教育，贫雇农们混沌初开，知道了世界上有“剥削”这回事，懂得了剥削最可恶，自己所以世世辈辈受穷正是由于受到富人的剥削，因此在评议时大伙对“剥削”这个字眼特别敏感，常常在这上面发生争吵。
村里有一个姓田的铁匠，论家境顶多划中农，可他家的日子全靠他的铁匠手艺维持，走村串户，在街上支起铁匠炉，给农户打造修理农具挣钱。有人认为他是剥削者，有人认为不是。
一个穿戴很整齐的妇女（据说是村里有名的风流寡妇）说：他应该算富农，他打铁每年挣不少钱，而且活儿又不好，去年他骗了我，要去了那么多钱，可是没给我打出好家什，还尽使些赖铁，没锄半亩地锄脖就断下来，再找他修，又要去一份钱，他剥削我。
一个灰胡子老头说道：他算不上有什么手艺，活儿干的不好，这大伙都知道，可是你要不想受他剥削，总可以另外找人，这和地主不一样，跟地主就没有别的法子，不交租他就不给你地种，可是像田铁匠这样的，你要是看不中他的活儿，可以另找别的铁匠嘛，这世上铁匠也没死绝。
那风流寡妇口才不错，抓理，反驳说：我可以不找他做活儿，可总会有人找他，就是说，我不让他剥削，可他还会剥削别人。
灰胡子老头说：他从来就算不上个好铁匠，你单凭这条说他剥削，那天下的铁匠都跟着倒霉了。
接着大伙纷纷发言，意见争执不一。
围绕田铁匠的成份问题，农民们碰到了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基本问题，争论是由这个明显事实引起来的：不同的人做同样的工作，尽管数量质量不一样，工钱和价格趋于一致，这反映了每一件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然，要能够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和抽象思维能力，但却不能这样来要求农民，在他们看来，活儿干得赖的工匠也跟好工匠收取同样多的钱，当然有点剥削了。
当人们就此争议的时候，在一旁抽烟的侯队长忍不住咯咯地笑。意见终究没取得一致，大家就“孩儿哭抱给他娘”，等侯队长来做决定。
侯队长把烟袋从嘴里抽出，轻轻咳了一声，说道：要是大伙立刻下不了结论，往后还可以再讨论。
停停又说：不过想想也是，活儿干不好，还照样收钱，总是具有剥削性质的。
侯队长赶紧又说：定不定富农不要急于下结论，再研究。
我与旁边的安和互相看看，心照不宣，觉得侯队长如此看待剥削有所偏颇，但在处理问题上还是很慎重的。
又评议一个叫田宝贝的人，这个四十多岁的宽脸汉子就在现场，前面评议田铁匠时他发过言，支持田铁匠剥削人的观点，没想到人们提出他也有剥削问题，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听了一会儿人们的议论，似乎田宝贝的劣迹不少，他吸料面（大烟），还卖过，按说这罪过可不轻，可大伙没在这上面追究他，而是追究他卖妇女的事，说他从中获利，这也是剥削。
田宝贝像受了惊吓，连忙站起来为自己辩护，说：闹灾那年我吸上料面，把家当都卖光了，眼见没什么卖了，就带上老婆奔了保定，我们两口子都饿得半死不活了，没法子只好卖她，好容易才给她找了个买主，我得了六袋谷子，就这么回事。
大概田宝贝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放肆，会惹起众怒，又立刻给这段卖老婆的事添上一段曲折过程，把罪过推到他老婆身上，说：那时候我到外面去干活，只好把老婆留在店里，她姘上了一个汉子，店家给我透了个信儿，叫我把她打发掉，买主也是他帮我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