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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早晨醒来，姜先生说晚上做了一个梦。我说在梦里回到了田庄。姜先生问你怎么知道？我说猜。姜先生叹口气，说要不是眼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倒真应该去一趟的。我说我也想去，以后吧。
“以后”就是一年以后了，我去了田庄，一个人，这自是后话了。
不知从哪一刻起，在我的意识中，历史的田庄与现实的长庄忽然有了某种联系，虽然两者处于时光长河的两端，首尾不见。后来我想这也许是季节所致吧，姜先生所讲的田庄与我们所在的长庄，都同在秋季里。
多事之秋。
早饭的时候我问姜先生你讲了这么多田庄的事，怎么还没讲到救命恩人老万呢？姜先生说看来你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我也知道讲得太啰嗦，人上岁数了，不知不觉就絮叨起来。停停又说，不过我还是慢慢讲为好，一讲完你拔腿走了，这里谁来帮我呢？我笑起来，说你只管讲好了，要能讲上一千零一夜，或许就有一部世界名著了。话是当玩笑说，但心里却很是内疚，姜先生这么寄希望于我，我却没有做出有成效的事，事情不仅没有解决，反倒越来越复杂。
饭后我给彭局长打电话，开始占线，拨通后我问他赵处长那边给没给回话，彭说还没有，要不你直接打电话问问。我就给赵处打电话，拨了十几遍才通，我像问彭那么问赵，赵的回答也如同彭，说小舅子还未回话，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吧。我感觉到彭、赵明显在敷衍，推到“下家”了事，想想也无计可施，就“直接”找“小舅子”。倒是很顺，电话一打就通，就好像小舅子正等在那儿似的。他说我知道你会来电话的，放心，我已经把任务交待给姐夫了，姐夫很重视，说他们公司目前正是“保鲜”整改阶段，抓行业不正之风和腐败，一经发现坚决处理，决不手软。听着从“姐夫”那里传过来的铿锵之言，我不仅高兴不起来，反倒很失望，很明显事情还未着手办，仍停留在“务虚”阶段，同样是在敷衍，我很是不满，却还要违心说要他代向“姐夫”致谢，希望能尽早把问题解决，小舅子一口喊出三个没问题。我要挂电话，不想被小舅子止住，说老兄别急，我寻思……有句话我还是说了吧，我稍稍一愣，说有话请讲，他说我是个直性子脾气，不会曲里拐弯，我也不是官场里人，也用不着避嫌，就实话实说了，我知道你们急于恢复生产，时间对你们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所以我想最好能把事情摊开。我有些茫然，问怎么摊开？他说你们请人帮忙，自然会有所表示。我一时没转过弯来，问什么表示？他说“点”啊。我问“点”？他没回答，却从耳机里传来手指摩擦的声响，我兀地明白他说的“点”就是点票子，他似乎也猜出我懂了他的意思，就说：你老兄别怪我把话说得太直了，其实我也可以像别人那样玩猫捉老鼠啊，可那样有什么好处呢？只有误事，到头来还是该点点，该收收，既然这样，大家就不如去掉伪装，真诚相见，以达到双赢的目的。小舅子的一番话惊的我张口结舌，不是因为他提出要钱，而是要得太赤裸裸，连“双赢”这个富于时代感的词汇都用上了，到此我已意识到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不是我有意拒斥，而是在“钱”上我不具谈判资格，我是个局外人，我清楚这个，却不知怎么从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同意，你具体谈个意见吧。他说可以，我匡算了一下，从替工厂捡回经济损失的数额上，工厂给我们不应低于五十万。我没吱声，他接着解释起来，说20％的回扣是约定俗成的，比方现在的工程，发标人都会从中标方拿到这个比例的回报，所以现在就到处都修路到处都建花园嘛，所以就有若要富快修路，若要钱建花园一说嘛。我说那些与我们无关，还说我们吧，这五十万彭局和赵处是什么意见呢？他说他们还能有什么意见呢？我说可他们没提……他打断说他们能提？那才是大傻呢？我说我知道他们不傻，他说岂止不傻，脑瓜灵光着呢，特别在这方面。我说哪方面，他说你没听人说，现在那些当官的，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两个方面，一是怎样拍马溜须往上爬，再是怎样搂钱才不会被发现。我煞是惊异，这些年官场腐败的话听得不少，也多有振聋发聩之言，可像小舅子说的这种“一箭中的”的话却没听到。小舅子仍滔滔不绝地说，甚至还告诉我这五十万怎么分他自己能拿到多大份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透明，难道是一桩能摆到台面上的事？
与小舅子通完电话，我正考虑要不要把内容跟姜先生说，这时万虎从外面回来了，他一早便去探听情况，连早饭也没顾上吃。万虎说昨天警察在七桥村虚晃一枪就回来了，根本没认真抓捕那几个“劫车匪”。这倒是没想到的事，看昨天他们那副气势汹汹的架势，好像不一网打尽决不收兵。我问万虎今天他们去没去七桥村？万虎说没有，又说他们不会再管这件事情了。我说不把人抓到案子就结不了啊，万虎说他们才不想结案呢，我问怎么？万虎说结不了案，咱们的车就永远是赃物，永远扣在派出所里，今天一上班，郝所长就坐咱们的车出去了。姜先生气愤地说当成赃物，就应该封存，他们无权使用。万虎说他们才不管这一套呢。
事情真是陷入泥沼中。
姜先生想想说：咱们走，不要车总可以吧。
我说不要车自然可以，可去哪儿呢？
姜先生说回厂。
万虎说不行，我老婆来电话说又有不少人去送水果，等在那儿不走，不住口地骂，回去又来麻烦了。
姜先生使劲抓着头上的白发说我还真忘了这档子事，可是……
我知道他“可是”后面的意思，打断说现在顾不上枝节问题，还得集中精力解决停产和万总的事。接着我把刚才与小舅子通电话的情况大体讲了讲。姜先生好像在算账，可能没算出来，问我五十万人民币合多少美金？
我说：六万多。
姜先生惊讶：要这么多，这座厂才值多少钱呢？
我说这个人家清楚，要的这六万美金是总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姜先生更惊讶了，说真见了鬼了，这座厂当初的投资就是三十万美金，他们怎么知道？
听姜先生这么说我也感到十分意外，原以为小舅子的“匡算”是故弄玄虚，事实上却是有根有据，我也重复着姜先生的话：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万虎说：这不难，资本金从有关部门能查出来。
我问万虎：现在拿回扣真的有一定比例吗？
万虎说：这种拿法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和他谈判，往下压。
姜先生说：压到一万两万眼下也拿不出来呀。
万虎说：另想想办法吧。
我说：要不我再联系一下报社的老总，看看他那边有没有进展。
万虎说：对，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姜先生说：那就去市里吧，在那里办事方便些。
我说：可以是可以，只是花费要大。
姜先生说：这是个问题，没有厂里的证明，美金兑不出来。停停转向万虎问：那里有没有收美金的饭店呢？
万虎说：有涉外宾馆。
姜先生说：咱们走。
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车给扣了，有没有合适的公交车还不晓得，万虎说他出去问问，刚要出门又停下脚，说：家里有辆手扶（拖拉机），带斗，要不叫我老婆开过来？
我和姜先生对视一下，点了点头。
万虎正要拨电话，我想起什么，对万虎说：昨天你说的那本账，叫你媳妇带过来？
万虎说好。
趁万虎打电话的时候，我把昨天在车上万虎说的账的事，对姜先生讲了讲，姜先生疑惑说还有这样一本账？我说这种账恐怕所有的企业单位都会有。姜先生问带账来有什么用？我说上面有些线索兴许能看出我们得罪了什么人，姜先生怔怔的，中风后遗症使他的思维慢半拍，过了许久才“噢”了一声。
到市里须事先跟“老弟”通通，我便往报社打电话，没等我开口“老弟”先通报他那儿的情况，说小马（跑工业记者）到长庄镇去调查，政府头头讲那个沂东饮料厂垮了，老板携款外逃，公安正在缉拿，一切得等到犯罪嫌疑人归案才行，所以小马就回来了。我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政府怎么说话这么不负责任。接着我简要说了真实情况，“老弟”叹口气，说镇这一级我最清楚，在他那儿也一亩三分地，谁都拿他们没办法。我说上级……“老弟”说他们能当上镇头，又能坐稳了，就说明有“上级”罩着，所以才有恃无恐。“老弟”略一顿，又问你现在在哪儿？我说在长庄正要往市里去。他说你过来吧，晚上咱们再聚聚。我说好，由我做东。“老弟”说“东”有人做。我问谁？“老弟”说你的一个同行，听说你来了，一定要请饭。
万虎媳妇一来，我们就离开了镇子，万虎驾着手扶拖拉机，先抄近道送媳妇一程，然后拐上了一条“国”字号公路往市里赶。天阴着，风也有些凉，还颠簸，坐在车斗里很不受用，万虎突然回下头问我是什么级别，我说局。他说你要是把专车带来，就不用遭这个罪了。我说我没有专车。他说这怎么会呢？我们这里的书记镇长，科级，都有专车。我没吱声，因为这事说不清楚。万虎阴阳怪气说，我这辆拖拉机今天拉了一个局级一个华侨，算是做大贡献了。
姜先生目不转睛地望着一个地方，问万虎是往哪个方向走？万虎说往东。姜先生又问田庄在哪个方向？万虎用手指指，姜先生就转身看去，他“哦”了一声，抬手指向远处的一座形状像马鞍的山大声说：我认出了来了，当年从田庄逃出来，就是沿着这山根往东逃，老万给我们带路，后面有侯队长派出的民兵追赶，我摔了一跤，不能走路了，老万背着我跑……
姜先生终于说到神秘的老万了。
他说那时的老万比他现在的儿子还瘦小，可一口气背我走了十几里，我在他背上说老万你好有劲啊，他说给我口吃的，能把你背到淄城火车站。这时我忽然想起什么，问他和半老头是什么关系？他说给他家当过伙计，又说掌柜的待他不错，借钱帮他娶了亲。这时我又记起那个当向导的疤哥，建越动员他跟我们一起走，他舍不得那个破家，拒绝了，无论他的选择对还是错，起码他回去不会有事。而老万就不同，他帮我们这些“逃犯”，村里有人知道，回去肯定会受到追究，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我对他说到了淄城火车站你别回去了，和我们一块去青岛，从青岛再往南，反正不管到哪里我们都不会丢下你不管。老万说不行啊老婆刚生了孩子，男孩。听了他的话我明白不用多说了，那一刹又生出另一种愿望，就是送给老万一份贺礼，可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有什么可送的，除了命一条，身上已无他物，想到无法对老万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心里十分酸楚，不觉流下了泪，我对着老万的耳朵问道：老万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老万说：你们打日本鬼子，是功臣。
我问姜先生：老万真是因为你们才死的？
姜先生点点头。
这时万虎的手机响了，接听后兴奋异常，一脚刹了车，高声嚷：我叔的电话，转身把手机递给姜先生，姜先生却推给我。
你——
我是万胜利啊！
你在哪儿？
我逃出来了。
啊！现在怎样？
公安在追。
为什么？
我，我伤人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倒霉，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你和姜先生在哪儿？
在去市里路上，你想去哪儿？
回厂。
厂子不能回，有人等在那儿。
不回不行，有样东西得拿到手。
什么？
一本账。
账？
是，牵扯很多人，得烧了。
账拿出来了。
谁拿出来了？
万虎。
太好了，那我去市里找你们，还住原来的地方吗？
要换地方。
哪里？
还不晓得，你到了市里再打电话。
知道了。
与万讲完话，我把情况和姜先生讲述一遍，姜先生摇头不止，说句这个小万。
拖拉机重新喷出黑烟，向前开去。现在想的不是小万，而是他的爹老万。
14
姜先生说有人讲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都是相对的，这说法不对，比方人无论活多久，终归得死去，这就是绝对的真理。但人又不会因为知道早晚有死的一天，就充满恐惧，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为自己的种种人生目标努力奋斗。我说的这是通常的情况，可一旦知道自己死到临头时，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死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头，让人喘不过气来，比方我们在田庄的最后日子，就是如此。不知你相信不相信，当人知道死已不可抗拒时，就会为自己设想一种乐于接受的死，当然设想必须与现实相吻合，就拿死刑来说，时代不同方式亦不同，施行了几千年的砍头，腰斩，凌迟，点天灯之类虐杀已经废除，革命时代的行刑无非是两种，一是棒打（包括铁锨砍），再是枪毙，我自己更愿意接受后者，没有肉体的痛苦，不等听到枪响便一命呜呼。
当我们在露天小牢经受着死前煎熬胡思乱想时，眼前忽然现出一线曙光，曙光里我们看到了“绝处逢生”的希望，就是有逃跑的可能，如果非死不可，在奔逃中被射杀，这也是最好的死法了。
转机出现在对我们的囚禁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被允许回到各自的房东家，不是全部，须留下一人坐小牢，不固定，每天调换一次。开始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想莫非是侯队长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我甚至觉得是自己在审讯时的直言不讳对他有所触动，从而改变初衷，自然这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善看了侯队长。真实情况是从在村外见过的那个半老头财主嘴里得知，也真是意想不到，那天傍晚半老头趁人不注意溜进了我和安和的住处，送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有熟地瓜、玉米饼子，还有几个煮鸡蛋，我们惊骇极了，半老头的胆大妄为简直是自取灭亡，不等我们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