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万虎换了一副面孔，冲小平头一伙怒喝：你们听着，你们这是犯法，是抢劫加绑架，我已经报了案，警察一会儿就来了，你们要不想倒霉的话，就乖乖地开锁放我们走，否则——哼！
没人相信他的话，包括我和姜先生，寻思他是使用恐吓战术，不过他的话却引起我的担忧，如果事情不尽早解决，走到万虎说的那一步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对谁都不利，我正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小平头一伙，这时就听见了由远而近的摩托声。
姜先生瞪眼看着万虎，问：你真报警了？
万虎满不在乎地说：报了。
姜先生吼句：浑！
后来知道，万虎是在双方对峙过程中偷偷打手机报警，从镇上到这里很近，摩托车是说到便到的。
姜先生看着我。
我命令式冲小平头喊：把锁打开，快跑。
没人动，许是发蒙，我又喊，这当儿两辆摩托风驰电掣般进了村。
四个警察从两辆摩托车上下来，一起拔出枪，见这阵势小平头丢下手里的钥匙和他的人四散而逃。
警察没追，一个大块头警察横横地冲我们问：谁报的警？
许是万虎已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吞吞吐吐说：是我，可是……
大块头又问：逃走的可是嫌犯？
万虎看着姜先生。
姜先生说：这里没事，误会了。
大块头警察皱起眉头：误会了？你们和公安开国玩？
我怕姜先生把事情弄糟，赶紧对警察说：是这么回事——
大块头警察不由分说地打断：别啰嗦，是不是你们报了警？
不等回答又问：逃走的是不是涉案人？
万虎说：他们……
大块头又打断，说：行了，事情已经清楚，这里发生了劫车案。说罢转向一个白面小警察道：小宋你带他们回所做笔录，向郝所汇报，我们捉拿了案犯就回去。
我们的思维被弄得一愣一愣的，竟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是事实，三下五除二，警察就给案子定了性。
抱着把事情澄清的愿望，我们同意照大块头警察的话做，回镇上做笔录，就这么离开七桥村。车开出去，我们看见吕厚忠的女人远远地望着我们。
你得承认，大多干公安的人都很耿直，不善于伪装，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比如郝所长。当我们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就不是先前借车时那副模样了，黑着个脸，说话横横的，好像我们是他捉拿归案的犯人。
姜先生不会写简体汉字，笔录由我这个“局外人”做。当我把“精心”炮制出来的笔录交到郝手里，他看了看，用不无挖苦的口吻说：真是奇了怪了，受害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可是东郭先生转世？
我刚要解释，郝挥手打断说：你们出尔反尔，是对国家执法机关的蔑视，不要紧的，我们会从犯罪嫌疑人那里得到口供，不让你们的伎俩得逞。
我们张口结舌。郝告诉我们现在可以走，但不能离开镇子，随时等候传唤。走出门，带我们来的那个小警察走向万虎要车钥匙，万虎不给，小警察也不说话，伸手抓住万虎的胳膊一扭，万虎哎哟一声，钥匙从手里脱落，掉在地上。这时郝走出来，说不要低估我们警察的身手。又说我们是依法办事。姜先生气愤地质问：无缘无故扣车，这是哪国的法？郝艮艮地说：自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法。顿了顿又说：需要我解释一下吗？这个案子属抢劫性质，根据你们的报案我们已立案侦察，所以这辆车就是涉案的赃物，我们有权扣留，直到结案。
我们总算明白郝为什么一定要立这个劫车案了，是为这辆没“借”给他的车啊。不过细想想郝也是“有法可依”的，就算是“法为己用”，也是我们自己撞到他枪口上去了，对此别说我和万虎，就是持美国护照的姜先生也没咒念了。
12
姜先生说建越用一件羊毛背心换了房东的几个玉米面饼子，他不吃独食，招呼大家到他那里一块享用。不早不晚，刚要吃，进来几个武装民兵，宣布奉工作队之命将我们逮捕，可怕的一刻终于来到，奇怪的是当时我们没想别的，只想把冒着香喷喷热气的饼子吃下肚，我们也提出这个要求，没得到允许，他们把饼子揣进自己的怀里，说是“战利品”，押着我们出门。
我们被关在祠堂附近的一座空房子里。房子很小，我们几个坐下就占满了，只有一扇门，窗棱子都破碎了，透过露天的房顶，能看见天上的星星，等月亮也升上来，对我们的审讯就开始了。头一个被带走的是贾开，过了大约一个时辰，他被带回来，又换了雷觉。门口窗外都有监视的民兵，我们不能向贾开询问情况，只用眼看他，贾开连着咳了三声。咳是我们在日伪监狱时用过的暗号，三声咳代表秘密已经暴露，事态严重。贾开故伎重演，使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嗓门，又大惑不解，会有什么秘密暴露呢？我们没有隐瞒什么呀，连国民党地工的身份都做了交待。说实话，交待之后我们就意识到失策，特别是在邹国甫和田宝安分别以汉奸与特务的罪名被处死后，我们更是懊悔不已。有句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我们已将“罪证”和盘托出，授人以柄。我们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雷觉回来，雷觉回来后依然是咳了三声，于是大家就意识到事情确实不妙。
不知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我是最后一个被带走的。临时审讯室在祠堂的一间屋子里，进门见侯队长坐在一张香案后面，吸着旱烟袋，昏暗的油灯照在脸上，神情很平和，也没因连续的审讯露出倦相，相反倒显得很亢奋。让我奇怪的是屋里只有他一个人，等带我来的民兵退到院子里，门就关上了，屋里只剩下审人的侯和被审的我。我知道这不符合规范，因为我是经历过无数次审讯的人，对这一套再熟悉不过。当然我不是挑剔什么，我只是觉得意外，甚至产生错觉，感觉好像不是在审问，而是两个人在谈心。
一开始也确实有点像谈心，侯队长的态度很和蔼，眼笑笑的，说话慢声细语，与先前的侯队长简直判若两人。他让我坐下来，给我倒一杯水，问我吸不吸烟，我回答说不吸烟，而心里想的是他最好问问我要不要吃饭，他没有，继续说与我毫无干系的烟，他说他是在读大学时学会了抽烟，一抽上就戒不掉了，开始吸纸烟，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就改抽旱烟了，一是须和工农打成一片，另外纸烟也不好搞。说完他朝我笑了一下，抬起一只脚像模像样地在鞋底上磕掉烟灰。接着他又问我的家庭情况，其实在“材料”里已交待过了，他应该看过，为了让他满意我又说了一遍，他说这种情况土改是要划地主成分的，我没吱声，他又笑了笑，说你家比我家可是小巫见大巫的，我家是我们县首屈一指的大财主，光地就有五百亩。我煞是吃惊，一下子清楚他是怎样出身的革命者了，同时也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个。果然他说共产党是工农党，但也不排斥工农之外的人，只要能坚决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就能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还没吱声，心想把我们抓起来为的是动员我们加入革命队伍？他又说下去，当然了，要参加革命就得对革命有认识，有认识又必须有行动，现在是你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问采取什么行动呢？他说这个我说过了嘛，与反动阶级决裂啊。我问你说的反动阶级指什么？他说自然是地主富农和其他有财产的人。也许是自己刚被剥夺了财产的缘故，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十分反感，就不管不顾地说，只因一个人比别人富裕些，就认定他有罪是反动派，就剥夺他的家产，就把他消灭，这是荒谬的，不人道的。我以为他会发怒，却没有，他看着我，不说话，神情依然很平和，好似鼓励我说下去。我又说反正我对共产党的这种革命是不赞成的，你家是财主，你真的认为你家的财产是剥削而来？你的家人是有罪恶的反动派？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把话说得那么激烈，好像要把对革命的成见一吐为快。侯队长一直在认真听，他慢吞吞装上一袋烟后说：你的认识大致不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产并不代表罪恶，有产阶级也不见得反动，从某种意义上甚至还代表着进步，对人类社会有贡献。我没想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惊讶地看着他。他说下去：就拿我自己的家庭来说，从我的曾祖父到祖父再到我父亲，几代人都勤劳本分，为人和善，乐于助人，热心公共事务，办学、修路、赈灾、济贫样样都舍得出钱，当然家里也雇了伙计，但家里待他们很好，工钱很高，吃得很好，干完一年活他们就要求下一年接着干，有一个姓邹的老伙计干不动了，就养他直到死。是啊，这样的人怎么能说反动呢？颠倒黑白，但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就必须打倒我父亲这样的人。我说这很功利。他说是啊，把财产分给穷人，穷人才能跟着共产党去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你也就明白共产党打倒富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没想到侯队长对问题有这样的认识，也好像头一次认识他。当然他讲的“革命”道理我还是不能理解，我问：那么田宝安和邹国甫……他打断说：我知道你会提到他俩，因为你看见他们被处死，觉得很残忍，是不是？我点点头，他说事实上我也认为很血腥，但问题在于他们必须死。我惊讶地问：必须死？他点点头，说人是一定要死的，至于死的是谁不重要，怎么可以想象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和风细雨呢？就像打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体现出战争的壮烈。听得我的脊背发冷，简直不相信这些话是出于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县委组织部部长之口，就是说，让我吃惊的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话，而是说这些话的人，这个人像对我施了巫术，让我疯狂，让我不知好歹不知死活，我说侯队长你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就算是中国的现状需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加以改变，那也可以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我听说阎锡山在山西也搞土改，办法是政府买下地主的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侯队长说这个我倒没听说过，就算有这回事，也是因为阎锡山搜刮民脂民膏，手里有钱。我说阎锡山再能搜刮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给地主发放一种为期十五年的债券，十五年后国家发展好了，债券会升值，发展不好就贬值，这样地主们也无话可说。侯队长说你说的这种方法温和倒是温和，但不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宗旨，我们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我说剥夺地主的地分给农民，土地换了主人，照样是私有制。侯队长说不是这样的，一旦我们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就会像苏联那样消灭私有制，走集体化道路，土地不再为个人所有。我说要是这样，那你们现在的土改便是一种欺骗了。侯队长说我们并不这么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冲口问句：侯队长你信仰共产主义吗？侯队长朝我翻了一下眼，喉咙像被什么卡住了，我想他可能没料到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摇了摇头笑了，说跟你说实在的吧，信仰不信仰我还真没想过哦，没想过。他的话让我惊诧，我本以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他会说信仰，坚定不移的信仰。我所以这么问是想引出这个话题从而谈谈我的看法。我接着问：对你们共产党人来说难道这还是个需要想的问题么？侯队长咬了一下嘴唇，说如果要负责任的回答是需要想一想的，平常革命工作忙，还真没时间想这些问题，而且人总是注重眼前，对遥远的事也就容易忽略不去想，就说共产主义吧，目标宏伟，可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一百年？二百年？我们这一代人谁又能活这么久？何必钻这个牛角尖？我说既然这个目标虚无缥缈，为什么还要以它的名义，发动一场让那么多人无谓牺牲的大革命呢？他脸上泛出微笑，轻轻说两个字：政权。停停又说，其实我们共产党人丝毫也不隐瞒这一点，明白无误地宣告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我问夺取政权的目的呢？他一笑说这也是个问题？打江山坐江山呗。也就在这一瞬间我开始对侯队长产生怀疑，怀疑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共产党中一个投机分子，一个败类。说实话，我倒真的希望是这样的，尽管我不认同共产党，但也不愿意共产党就是侯队长说的这样子，太可怕了，如同要再次认证似的，我又问：侯队长你说的都是你的心里话吗？侯队长的脸突然一变，冷笑一声，说：面对一个将死的人，我有必要说假话吗？我的心“咚”地一跳，侯队长又笑笑，将那杆与工农打成一片的烟袋插进荷包里，装上烟，把头凑近油灯点着，烟雾在他的眼前弥漫开来，使他的面目更加迷离，似真似幻。他从嘴里拔出烟嘴说下去：本来还想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让你悬崖勒马，可你太不识时务，自己把这扇门关上了，还自作聪明，问这问那，好哇，我满足你，现在满意了吧？我暗暗叫了一声天，终于明白他所以毫无顾忌地对我说这些为党所不容的话，是因为他在心里已将我判了“斩”。在他的心目中是在跟一个死人说话。不过一经清楚自己必死无疑，心里倒没有顾及，我义正词严地质问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说你们自己清楚。我说：不错，我们曾是国民党的抗日地工，叫特务也行，但我们是爱国者，你们和国民党打起来了，可以说国民党是反动派，但我们不是，我们没有和你们作过对，倒是为抗日工作过，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侯队长说：说下去呀，坐了日本人的监狱，最后怎么当了日本人汉奸？我说我没当汉奸，侯队长问难道没向敌人自首过？我说没有，侯队长说：算了，不要再以英雄自居了，俗话说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你讲，你们向没向敌人交待所谓的“一般性”秘密？我顿时明白侯队长所指，又十分惊讶，我们在“自传材料”上并没有写“一般性”交待的事，侯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侯紧追不舍：你讲呀，是不是我诬陷？这时我才晓悟过来，一定是我们中间有人对侯讲了那件事，这个人会是谁呢？我没有时间对此进行分析判断，既然侯知道了，我就必须把事情讲清楚，就是死，也不担这个汉奸罪名。于是我把“自首”的来龙去脉给他讲了，侯始终是一副嘲笑神情，听我讲完他说：无稽之谈，难道世界上会有这种不讲原则的上级？当然了，你们几个说法一致，但这是串了口供的。我说我们讲的全是事实。他说你以为我弱智，会相信你的鬼话不成？我说怎么是鬼话呢，难道上级为自己的下属着想是不正当的吗？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保留下级的生命不是一种仁爱精神吗？侯队长哼了声说：让你和你那劳什子随仁爱一块见鬼去吧。
我被民兵押回关押小屋，路上我一直在回想临走时侯队长呜噜的那一声是不是个“斩”字，不过回到小屋，见月光从破屋顶照上墙壁，倒真像悬着的一把斩首利剑，心不由猛地一沉。同伴们没一个人睡觉，大瞪着眼，我没像其他人回来那样咳嗽，因都过过堂了，再通报什么已没有意义，而且我也知道，再继续保持沉默也没有必要。坐下后，先朝每个人看了一眼，然后说大家一定都清楚，我们中间出了个告密者，把我们大家都出卖了，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人找出来，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道理何在？我的话音刚落，顺东开口说：不用故弄玄虚了，你要找的人就是我。我吃了一惊，大家也同样，所以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