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　钵－尤凤伟- 第1部分

　　　
　　姜先生是宋宁在美国的房东。在她不能回国我不能赴美的几年中，姜先生扮演了“运输大队长”的角色，拖着行李箱往返于洛杉矶与青岛之间。当然他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旅游，在青岛办完“交接”后便重登旅程。过一段时间，宋宁便会从美国打电话说姜先生回来了，带的东西已经收到。再过不知多长时间，宋宁又会在电话中说姜先生又要去中国了。这时“中国”这个概念就很自然转化为青岛，便等着他的到来。　
　　我逐渐了解了姜先生的情况：吉林人，青年时在伪满洲国学医，同时参加地下抗日工作，四九年从大陆到台湾，先行医，后经商，七十年代移居美国，六十岁时中一次风，由于治疗及时基本没落下后遗症，现在快八十岁的人还开着车满大街跑，一副满不在乎活到哪算哪的劲头。　
　　不过，我渐渐对姜先生的中国行产生疑惑，准确地说是对他旅游的合理性有质疑，大凡旅游皆喜新厌旧，去未去过的地方，而姜先生几乎是跑一个地方——山东的淄城，而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他的亲朋好友，以他的年龄怕也不会有什么红颜知己之类，可他一次一次地去，不仅去，还会逗留很久。有一回在他动身时，我忍不住问是不是对那里的瓷器有兴趣？他答非所问：你在淄城有熟人没有呢？我点点头，他想想说这次怕来不及了，下回你陪我去一趟吧。我说没问题。　
　　当年淄城没有去成，问题不在我，只因宋宁已可以自由往返，姜先生就不转道青岛，而由北京直飞淄城。与姜先生再次见面，就是在洛杉矶了。在姜先生的盛情相邀下，我和宋宁住在他家里，或者说住在他二女儿凯丽家，那是洛杉矶中产阶级通常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别墅式宅第。凯丽是一个离婚的女人，不够滋润的面庞透出昔日的美丽，一个人带三个女儿生活，很辛苦，也很从容，今天带这个女儿去学琴，明天带那个女儿去骑马，而她自己则每隔一段时间便与几个朋友一起去赌城。凯丽是十几岁从台湾到美国的，她的女儿们在美国相继出生，与姜先生相比，她们更趋“美国化”，吃比萨，大杯大杯喝果汁，说一口流利英语，三个女孩恶作剧式地拒绝同爷爷说中国话，姜先生在反抗无效的情况下最终就范，他的大致不差的英语水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练出来的，这使他受益匪浅，尽管有些耿耿于怀。　
　　在洛杉矶可以说与姜先生朝夕相处，早晨开车带我们去吃早点，顺道买一份“世界日报”，早点端上桌报纸已浏览完毕，这是他一天中全部的阅读，之后便带我们去办事或观光，直到在外面吃了晚饭后回到住处。由于“全天候”相陪，便多有时间交谈，我渐渐知晓他是个经历不凡的人。　
　　一日，姜先生带我们去参观好莱坞影城，路上说他很快要去中国。想到他不久前刚去过，觉得跑得着实勤了些，顺口问这次准备去哪儿？他说淄城。又是淄城。我问他怎么总是往那里跑？他手握方向盘不语，我笑说一定是那里有牵挂的人啊，他叹了口气，说也可以这么说吧。我想原来如此。在影城吃午饭时我想起姜先生曾问我淄城有没有熟人，想必是那里有事情要办吧，我说回去后我可以去淄城与他会合，他说自然是好，只是你的时间……我说没问题，你在北京转机时给我打电话。淄城之行就这么约定。　
　　去影城的第二天又去海洋世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姜先生说很快就到，接着突然问：你们带护照了吗？我说没带。宋宁问带护照做什么呢？姜先生说回来的路上可能会受到盘查，没护照会被当作非法越境者拘留。我与宋宁面面相觑，问怎么会这样，我们又不是非法滞留美国。姜先生说主要针对老墨（墨西哥人），这里离边境很近，不断有老墨偷渡，让当局很头疼，就采取这种盘查行动。我倒不关心这些，问如果查出我和宋宁会怎样处理呢？姜先生说最终会澄清，但麻烦免不了。我说玩的事出麻烦不值当。姜先生说也是，那就回去吧，明天再来。就打道回府。从高速转向也是够麻烦的了，幸亏姜先生是老洛杉矶。我和宋宁为自己的疏忽充满沮丧，而姜先生却把账算在老墨身上，愤愤地说老墨们像蝗虫样拥来美国，把整个美国都弄乱了，现在的洛杉矶墨西哥人占多数，竟然通过投票选出一个墨西哥人市长来，这样反过来他们又可以为所欲为。我心想姜先生对老墨有偏见，这可以理解，但也不完全合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姜先生不也是从台湾跑来的吗？是差别造成的局面。姜先生似乎窥视到我之心声，叹了口气说，一个国家管理不善，老百姓往人家国家跑，是政府的罪过啊。停停叹了口气，说将心比心，其实我也是个逃亡者啊，从大陆逃到台湾。我不知道姜先生为什么只说从大陆逃到台湾，而不说从台湾逃到美国。　
　　回国不久我赴约去了淄城，比姜先生晚一天。到车站接我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说姓万，西装革履，模样却很农民。车开出去见到野地才知目的地不是市区，将落的红日在车前方跳跃，说明我们是向西行驶。万是个沉默的人，抑或是心事重重，一路上很少与我说话，皆是我问他答，答话十分简洁，是或者不是，唯一多说的话是催促司机快开，好像有急事在等着他。　
　　我无所事事不停地看表。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天黑下了，万闷闷地说声到了，车就从公路拐向一个厂院，映着暮色可辨清大门口有“沂东饮品有限公司”字样。我不清楚怎么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心想姜先生难道在这里？疑惑间车在院中停下来，这时疑惑又升级为惊讶，四周漆黑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好像坠入一座万丈深渊，我几乎有种被劫持的感觉，警惕顿起，问万：姜先生在哪儿？他在哪儿？万回答说在办公室。　
　　穿过重重的黑暗眼前出现一丝微弱光亮，走近见是一扇窗，我想这就是万说的办公室了。推门进去，看见在幽暗烛光下塑像样的姜先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一刻钟之后，我们驱车来到一座灯火辉煌的小城，落座在同样灯火辉煌的饭店包间里。姜先生说你来得正好，有件难事请你帮忙。趁万出去点菜的时候，我问姜先生万是什么人？他说是公司经理兼厂长，停下又说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叫我牵挂的人，他是我一个恩人的儿子。我一时摸不着头脑，问什么恩人？他说救命恩人，见我惊讶又加以说明：是这么回事，五十多年前我逃亡遭遇追杀，是他父亲救了我的性命，也不止我，还有我的同志们。我问那么他？姜先生说他死了，以通敌罪被处决，那时他儿子刚刚出生，就是万。我“哦”了一声，开始对姜先生一次次到这里“旅游”有所晓悟了。　
　　饭后姜先生要安排我在这里的宾馆住下，我问他住哪儿？他说公司，我表示要跟他回去，他说也好，反正一两天后就要回来安营扎寨。我问干什么？他说恐怕要打一场攻坚战了。我问与谁打攻坚战？他说还有谁，政府官员呗。　
　　回到公司，又重新陷入深深的黑暗中。这时我已经知道断电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姜先生要我帮忙的难题。黑暗使人感到窒息，同时闻到了一股难闻的酸臭味儿，其实刚来时便闻到了，现在似更加强烈，我一阵阵恶心，想呕吐。我问姜先生是什么东西腐烂了？姜先生说是水果，机器停转，收上来的水果只能眼瞅着烂掉，每天的损失上万啊。我说怎么不赶紧与相关部门协调呢？姜先生说没人管，看着我们损失无动于衷，他们断电就是想收到这种效果。姜先生摇摇头，又说这是些什么人啊，可就是这些人在管理着这里。　
　　姜先生发泄一通心中的不满，渐渐平静下来，他带我走出大院，说要让我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却是徒劳，四周除了黑暗还是黑暗。我正要提出质疑，姜先生却把手向前方一指，说：看，那黑中之黑是一道山梁，当年我们逃亡就是从那里经过的，慌不择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像现在一样，后来只要想到这段经历，眼前就像是一团黑，一团散不掉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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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姜先生回忆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这天，他与他的伙伴们逃离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市，在以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穿越了战火纷飞的吉林、辽宁、河北三个省辽阔的地面，最后到达北平。这时他们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然而北平并不是他们预期的驻留地，他们只打算在这里稍事休息，然后重新上路向大后方转移，以避战乱。这时却听到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北平市议长许惠东针对大量东北学生的拥入，提出一个将学生编成军队打回东北的议案，这议案激怒了历尽艰险才逃出的数万名流亡学生，于是七月五日这天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当局让他们充当内战炮灰的可耻阴谋。而北平当局不为所动，执意不肯收回成命，学生又于七月九日这天举行规模更为浩大的示威。姜先生和他的伙伴也加入到这次游行示威中，姜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离前门不远时，虎视眈眈的青年军208师师长段云命令部下向示威学生开火，发生流血，示威学生作鸟兽散，纷纷逃离北平。姜先生和他的伙伴逃到天津，欲从这里乘船到上海，然后南下，只因走这条海路的人太多，他们买不到船票，无奈只好暂住在位于大王庄的东北第四临时中学内。没过几天，解放军开始攻打天津，与守城的卫戌司令陈长捷部展开交战。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姜先生他们感到自己正置身于命运的旋涡中，一切皆叵测不定。　
　　姜先生认为是奇迹出现，他和他的几个觉醒团同志竟购得飞往青岛的机票，这是此时此地逃离战区的唯一途径。飞机是军用货机，运送供国军苟延残喘的军需物资，回程便改为客用，这便为急于撤离战场的军政要员及他们的家眷提供了便利。姜先生与他的同志属不伦不类一辈，能搭上飞机实为幸运，只是好事多磨，一连几日航期拖延，要么天气原因，要么飞机临时被“上峰”调用包乘，于焦虑中苦苦等待，终于等到可以成行，又因机械故障从上午延到下午，飞机才在阴霾中起飞升空，当飞机开始飞越硝烟弥漫的华北战场，疲惫不堪的乘客方如释重负，舒下一口气。　
　　姜先生记得也就在这时眼前现出美丽的青岛，心随之激动起来，不是为故地重游，而是不日将由此经海路南撤至国统区后方，从此远离战火。姜先生在这温馨幻影中合眼入睡，直到被飞机的剧烈颠簸惊醒，机上一片哗然，女人已开始晕眩呕吐，姜先生与他的同志们尚能静定，毕竟是与日本人较量八年，经历过铁窗热血，此刻除了心里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人与事，生死已置之度外。不久机组出面告知真相，飞机遭遇恶劣天气，被气流所阻，而气流区域有多大，飞机能否穿越过去尚不可知，因此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是冒险强行穿越还是放弃目的地，绕道至便当机场降落，如此便不能确保一定会降落在国统区范围内。不言而喻，选择是两难的，谁也无法判断哪是福哪是祸。一位坐前排戴少将军衔者冲机组人员大吼大叫，说宁肯坠机也不要落入共党之手，当他明白军阶再高在飞机上也没有发号施令的特权，随后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声无息。决断权终是在机组手里，在努力无果的情势下决定放弃飞往青岛，转向西，于太阳低悬时降落在一座简易军用机场上。看见朝飞机包围过来的是一群穿“国军”军服的军人，大家便清楚是降落在国统区。　
　　姜先生与同机人很快便知道此地也如同天津已在解放军的包围圈内，是一座孤岛，很快便会陷落，不仅如此，大家很快又被告知，他们不能再乘坐这架飞机去青岛，军方已决定将飞机扣留，说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这纯属掩耳盗铃，所谓“更重要的任务”无非是用于他们自己的逃跑。姜先生再次领教了所谓“正统”的傲慢无理。在日本人投降之后，他们以“自己人”的身份热情欢迎重庆来人，却是热脸对上了冷屁股，接收大员们拒他们以千里之外，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抗日英雄，才有行使接收管辖权的资格。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和失落。他们毅然离开东北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由。姜先生等与军方人员论理，但无济于事，军方“铁面无私”，说事情没有任何余地，只是作为补偿，他们答应向乘客发一点路费，作为从陆路赶赴青岛之用。姜先生和他的同志以不接受表示了他们的抗议。　
　　姜先生说我们的逃亡从飞机落地便开始了。我们觉醒社六同志，安和、建越、顺东、雷觉、贾开，还有我——楚向，这些都不是本名真姓，是为地下斗争起的化名。不知是怎么搞的，名字一律是两个字，这种一致被捕后引起敌人的注意，逼迫我们讲出真姓名，我们当然不会讲，严刑拷打也不讲，弄得敌人毫无办法，可后来只要见到两字名字的青年学生便警觉，怀疑是抵抗分子，严加监视，这就给我们的斗争带来很多困难。我们这六个人既是抗日的同志也是落难的狱友，现在又结成逃亡伙伴。可能是出于对多年不平凡生活的留恋和纪念吧，结束地下状态后我们都没用真实姓名，仍用两字化名，彼此称呼起来既觉得亲切，又有种凝聚力，然而在后来逃离解放区的日子里，这种凝聚力却经历了种种考验，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　
　　面对困境，当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原地等战事结束，或者说是等待“国军”被歼灭，趁乱奔逃；再就是采取主动，穿越前线。两种各有利弊，前者不知要拖多久，后者要冒很大危险。当时我们举棋不定不知怎样才好，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最后只好把决断权交给会算命摇卦的建越，建越大有一副临危受命的样子，当场掐起指头，告诉大家宜静不宜动。说白了就是等。这也是他本来的立场，这就让大家不太相信这真是老天爷的告示。可也不好说破，最后还是同意听从十有八九被打了折扣的天意，在原地等待，由善于交际的雷觉出面与军方交涉，让他们允许我们在军营食宿，直到离开。许是军方对造成我们的这般处境感到一丝歉意吧，没有拒绝，却正告说：仗说打就打，打起来谁也顾不上谁，帮不上什么忙。对此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后来倒是老天爷帮了忙，战斗很快打响了，解放军发起总攻，“国军”抵抗了一天一夜，拂晓时当官的带着家眷乘飞机逃命而去，士兵举枪投降，仗就打完了，包围圈破了，我们能走了，我们混在一群逃难的人中间，开始了逃亡的日子。　
　　是秋季，地里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刚下过一场雨，路泥泞难行，一个个都摔成了泥猴。虽说已离开战场，耳边仍不时听到枪声，据说是解放军在清肃“国军”残余。我们倒不太担心，我们不属于共产党镇压的范围。我们未曾与共产党交过手，甚至连面也没见。不错，我们曾经是国民党线上的人，但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现在我们谁也不属于，是普通百姓，是流亡学生，就是说我们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从事实出发我们还得算是同志，抗日的同志，在敌后斗争那些年，我们知道长春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也知道我们，尽管我们各干各的，但目标一致，抗日救国，对付的是日本人，坐的是日本人的监狱，用共产党的说法，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我们不怕共产党，只想早早到达目的地青岛。　
　　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