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怀上我之前，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年轻的大学生，从上海来到北京，那时他俩无牵无挂，除了上班就是四处游玩，他们去了颐和园，又去北海，北京永远碧蓝如洗的天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美丽的印象。
两个江南人来到北京，对北方的饮食太不习惯。我妈一日三餐都要吃米饭，但他们对北方饭的好奇心也还是有的。有一次，他俩就一起去了王府井的“东来顺”。要知道，东来顺的涮羊肉是很有名的。两个年轻人十分优雅地坐在那家涮羊肉店里，举止斯文，样子看上去大概像坐咖啡店。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融入北方粗犷豪放的人文环境，他们是很秀气的。
“请问二位，来几两羊肉？”东来顺的店伙计粗声大气地问。
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们用南方的计量方式来衡量北方食物，他们细语轻声地细细商量了一阵，最后很秀气地对那店伙计说：“来二两羊肉。”
东来顺的伙计用很怪异的目光看着他俩，好像这两个年轻人是从外星球来的。如果你知道，在“文革”期间，上海和杭州都有半两一张的粮票，你就不会对“二两羊肉”感到奇怪了，他们什么都是论两的，而在北方，基本上都论斤。
吃涮羊肉，一般都得论斤，很少有人要“二两”肉的。难怪人家要用奇怪的眼光看他俩。
下馆子，逛公园，享受北京碧蓝如洗的天空，我的父亲和母亲玩得正欢呢，突然有一天，母亲就感到不舒服了。吐，从早晨起来就开始吐，吐得一塌糊涂，开始以为得了肝炎，后来终于明白，他们已经怀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来到这世界，是一种幸运
一般来说，母亲生产时，胎儿比较大的，据说都要动用产钳。在我的想像中，产钳是一种形状像老虎钳，但比老虎钳要大上五倍的大家伙。产钳是用不锈钢制成的，不用的时候泡在气味浓烈的药水里，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着把新生儿带血的头颅从母亲的体内拉出来。
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我常想，如果当初北京301医院妇产科的护士手轻一点、重一点，我都不是今天的我了。听母亲说当时的情况很危险，由于胎儿过大，母亲很难把我生出来。
他们决定动用产钳。
用产钳夹住婴儿的头颅，不管怎么说都有几分冒险。这就是二十五年以后，301医院还会打电话来“回访”的原因。他们是很负责任的。
一个幸运而又奇怪的孩子，后来长成一个作家。头脑不仅不比别的孩子差，反而从小就具有超强的语言能力，据说我8个月时就能够吐字清晰地说话，那时连站还站不稳呢。母亲说，我的运动能力较之语言能力，要差许多，很早就会说话，但很晚才会走路。另外，我从小表现得极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我非常害怕动物。
第二章 猫
都市里长大的孩子，大都没有跟动物接近的机会，特别是那些生性敏感的孩子，他们对动物有种天生的恐惧，并将这种恐惧一直带到成年以后。
我最怕的动物是猫和狗两种。
有人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怕猫？
我怕猫，首先是害怕它身上的长毛。那毛绒绒的小东西一但贴近我的皮肤，皮肤的局部就会“倏”地一热。
“你摸摸它的毛，摸摸就不怕了。”
小时候，大人总是跟我这样说。但是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敢摸它的毛，我还会怕猫吗？母亲说我属于敏感类型的孩子，当我后来从事职业写作，才知道“敏感”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何等重要。
我与猫之间，似乎有一种前世的冤仇。猫是一种眼睛里含有野性的动物，它外表乖巧可爱，软软的，懒懒的，仿佛对一切都无所谓，但骨子里它是一种有野性的动物，这种野性在常态下可能很难表现出来，在非常状态下，猫就会凶相毕露，现出原形来。
小时候，我经常会做一个非常可怕的梦。我梦见自己被迫与六只猫关在一起。
六只猫，一只白猫，其余清一色的黑猫。
直到现在，在黑暗里，我还能看见它们闪闪发亮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每只猫脖子上都挂着一只金属牌，上面写着一个奇怪的字母（又像一种简单稚拙的图画）。我总是赤身裸体地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屋里很黑，我什么也看不清，依稀辨认出靠墙的地方有一张小床，那是我的小床吗？
14岁那年，反复做着这个梦：
少女。赤身裸体。黑暗的房间。猫。
画家雷米告诉我说，这是一个与性有关的梦。我不相信他的话，只是冲他淡然一笑。画家在某些方面总是有些夸张的，比如说性，比如说女人体，再比如花朵的颜色，他们画出来的样子比现实中的要夸张许多。
画家雷米
画家雷米是我成年后才认识的朋友，我们交往很久，关系十分微妙。我们常常泡在一起，看影碟，或者在什么事都没有的下午，一起到咖啡馆去喝咖啡。
他是极喜欢我的文字的，尤其喜欢《狂野青春》那本书，他说他就像我书里的那个情人。
但他不是我的情人。
有一天下午，在他家里，他拿出我的书来，念其中的段落给我听。
我的脑袋一下子涨得很大，我跳起来，去捂他的嘴。他说你放手吧，要给你闷死啦。我松手。他趁机抱住我，用了很大的劲儿。我要他松手，他不肯，用嘴贴近我的耳朵对我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美，你在浪费你自己。”
我推他，说：“哪有那么美。”
雷米说：“你跟她们不一样，你就像欧洲古典油画上的女人，那么白皙、匀称、丰满，你的头发、你的气质……对男性有种致命的诱惑力。”
一下子有那么多美好的词汇落到我头上，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并不知道自己美不美，我的心思都在别的方面。我一心只想写作，想写出独一无二的东西来，想在纯文学杂志横扫头条，想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作家，想在文学领域占有重要位置。这些，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都一一做到了，我写出了诡异、大胆的小说，被媒体推崇为热门人物。但我到底美不美，心里真的没底。
雷米从书柜里拿出一本陈醉著的《裸体艺术论》来给我看，他翻到其中一页给我看，“你看，像不像你？”
我看到画中是一个沉睡的女子，长发像我一样从中间分开，露出圆润饱满的前额来。她的一只胳膊垫在头底下，另一只手放在小腹上，体形丰满，虽是裸体，但仪态端庄优雅。身后是风景和树，有很小一部分天空。我不知原画如此，还是这一部分只是原作的局部，看了看画的作者，名字叫乔尔乔内。下面是作品的题目：《沉睡的维纳斯》。
雷米用胳膊搂着我，一面翻书一面抚我的头发。说：
“哪天让我画你吧？”
“再说吧。”
我和雷米是最好的玩伴，我第一次去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去“星期五”西餐厅、去烤肉一条街、去鬼街、去炫吧，记忆中差不多都是跟雷米在一起。
雷米对时尚的看法非常独特，他说现在人人都搞的那些东西，那不叫时尚，别人都不搞，而你在搞，那才叫“先驱”和“时尚”。
我对他讲，我并不是一个时尚的作家。
雷米摇头，他说，不，你是的。你骨子里永远与众不同。
那天我们坐在一家光线暗淡的咖啡馆中，点了两杯极浓的咖啡。他什么都喜欢浓的，“连女人都喜欢浓的”，这是他的原话，当时他一字一板地对我说，“雪凝，你知道吗，你很独特。女人，我喜欢浓烈的。”
我假装没听懂他在说什么，用小勺搅着杯子里的咖啡。香气飘散出来。他用眼睛在我圆圆的胸脯上轻抚着，然后把目光调向别处。
他说：“我要画你，我需要一个像欧洲古典油画上那样既丰腴性感，又苗条结实的女人，我要你做我的模特儿。”
我仍在搅那杯咖啡，搅到都快凉的时候，才开始喝它。他说：“你看你，都凉了，快喝吧。喝完我带你去美术馆。”
北京的美术馆
在北京所有的旧建筑里，对我来说，最有感情的要数中国美术馆。小时候，母亲逼我学习美术，曾无数次地去美术馆画过临摹画。我的母亲，责任心这根弦，永远是绷得紧紧的。
长大以后你要独立。
女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本事，有能力。
女人比男人更出色。
。。。。。。。
回想起来，我母亲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从1岁起就使用“独立”、“要强”、“超过男性”这类争强好胜的字眼儿。
但我小的时候，有点不知好歹。
6岁，母亲让我学小提琴，曾经强烈反抗。只好改学画画。
13岁，进入青春反叛期，曾经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大声哭泣，绝食一天。原因不明。
18岁，渴望写作，但却鬼使神差，报考了远在Z城的一所军事院校。那时一心只想离家，离开北京，越远越好。
22岁，大学毕业回到北京，没有按照母亲的想法钻研计算机，终日游玩，读闲书，听音乐，跳舞，喝咖啡。鄙视技术，远离书本，对理工科的那套东西恨之入骨。
美术馆在我童年记忆里，是一座液体的城市。
它太大了，颜色被涂满墙壁。母亲领着个子小小的我，穿梭其间，我像模像样地背着暗绿色的帆布画夹，在人们的注视下，拿出画纸来大胆作画。
其实，我画得并不怎么样，只是喜欢出风头。
渴望成名的念头，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我不会度过平淡无奇的一生，一定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虽然敢于狂想，但在现实中的胆子还是非常地小。记得某一年夏天，我们在美术馆看画展，因为是一个国外的艺术家在美术馆办的展览，所以馆内人山人海，我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结果，还是走丢了。
我从小就是个特别胆小的女孩，我会从一个念头发展到另一个念头，把事情想得特别严重。在我成年之后我才知道，作为一个小说家，这种能力是一种天赋。
小说家有百分之八十靠的是天赋，还有百分之二十与成长环境有关。
那次在美术馆跟母亲走散，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惊吓。我在那些如液体般的五彩光线里穿梭，每一幅画上都画着一张狰狞的脸。我小小的年纪就想到，如果我跟母亲走散了，有可能我就永远回不了家了。在美术馆门口，可能就潜伏着阴险的人贩子，他们手里拿着花花绿绿的糖果，诱惑妈妈不在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跟他们走。
在美术馆拐角僻静的胡同里，可能是停着一辆他们的车。等到诱拐成功，他们把我投入车内，就算我再喊再闹，妈妈也听不到了。
我看见汽车开过热闹的街道，向着一个奇怪的地方疾驰而去。道路两旁全是高而笔直的白杨树，好像还有一条河，奇怪的是河水已经结冰了。
我就站在一幅画有一条长长冰河的油画前面，一直站了两小时，直到我母亲找到我。
后来母亲告诉我，我真是沉得住气，既不哭，也不闹，很安静地站在那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内心经历了什么。
许多年以后，我在相同位置遇到雷米。当时我正在想，这就是我小时候走丢的地方啊。墙上的冰河已变成一个橙红色的性感的女郎，那是一组色系相同的油画，别的墙上也有。
橙红色，一种美丽的颜色。
我就是在这种颜色里遇到雷米的，他留着长头发，T恤有点脏。他走过来跟我说话，但我一口回绝了他。
“小姐，我可以画你吗？”
“谢谢，不可以。”
那时，刚刚结束了一场恋爱，不想跟任何人发生关系。那场恋爱是我不愿说出的故事，大学四年，噩梦一般的恋爱，因学校里有纪律，所以我们一直在做“鬼”。
因为个性过于反叛，所以才要处处与校方作对。在三令五申不许恋爱的高压下，一个女孩遇到了一个北京老乡，其实他说着一口北京胡同里才有的“胡同北京话”，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原本是要鄙视的，但在非常时期，我竟然接受了那种语言，并且觉得他的话“挺逗的”。
现在，我正犹豫着，该不该把那场恋爱写出来呢？
渴望离开熟悉的城市
在Z城这座城市，有几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它们在军内很有名，但在地方一般人却不会很清楚，他们对“军事院校”这个名词感到陌生。其实，当初的我也很陌生，不知道军校对我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只是跟家里闹别扭，一心只想离开家。
前面说过，我的青春反叛期很长，十几岁的时候，一心只想离开家，过可以自己决定一切的独立生活。考上军校，可以使我轻而易举地达到“独立”的目的。18岁的时候，满脑子奇怪的想法，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怎样独立，怎样离开家，离开北京，到一个越远越好的地方去。
18岁那年夏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火车。（不管前方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我要的只是“离开”这个动作。）
火车就要开了，站台上站满了人。我看见母亲满脸愁云地站在人群里，为我的未来担着心。
我坐在火车车厢里，东张西望，把此次离京当成一件很好玩的事，不知道前面严峻的日子正等着我，以为这是一次开心的郊游。我坐在那儿，说啊，笑啊，直到火车真的开了，都绷住劲儿不往车窗外看一眼。
我想我终于独立了。
我想我真的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列车向着一个未知的方向隆隆开去，把生我养我的城市北京留在原地。
枪
“雪凝，我给你看样东西。”
在列车隆隆震荡的声音里，我听到有人这样对我说。
那声音从我头顶上方的位置降落下来，就像戏剧中分场次的幕布，幕布落下去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幕布再次被拉起的时候，又是另一个样子。
周围的光环一下子都不见了。去远方的光环，去外地的光环，离家出走的光环，它们统统不见了。现实变成了另一番模样——钢铁的，坚硬的，陌生的。我所熟悉的北京城已经以每小时若干公里的速度，迅速离我而去。
周围是喧闹的人声。列车广播员正在广播餐车的位置及午餐供应的品种，“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她用饱含职业微笑的嗓音，一遍遍地劝说乘客去餐车吃饭。
这时候，列车员推着卖盒饭的车，也在车厢尽头出现了。
许多人伸长脖子，朝同一方向张望。车厢里正乱着，我那个同学对我说了那句“雪凝，我给你看样东西”。
那人给我看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一把乌黑发亮的手枪。
在开往Z城的火车上，我看到一把真枪。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是我出现了幻觉，长这么大，我从没见过真枪，连玩具手枪都不曾把玩过。一个在北京出生的洋娃娃似的大眼睛女孩，除了摆弄过眼睛会一睁一闭的洋娃娃，别的玩具恐怕没机会接触。
可是，现在却突然有一把真的手枪横在我面前。那把枪是从一个极为普通的军用挎包里掏出来的，上面裹着块红绸子。那是一把五四式手枪。
车厢里依旧乱着，有人手里举着钱，嘴里嚷嚷着什么。有人从狭窄的过道里挤过来，又挤过去，没人知道他想要干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