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它的。”姜老太太跪在他床前，掀开被子，她紧紧地盯着李师傅的眼睛，“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真的！你真好，连这个东西都可以帮我找到。”
说着在李师傅的额头上重重地亲了一口。李师傅来不及激动，因为被姜老太太盯得很紧，他心里直发毛，毛被一根根地扯着，刺骨地疼。他干脆闭上眼，脸上的肌肉上下抽动，看起来皮笑肉不笑。沉默了半晌，他终于说：“是我偷的，我从平房里偷出来的……”
李师傅话还没有说完，姜老太太就爆发出一阵惊心动魄的笑声，老太太笑得直喘气，差点背过气去。老太太拍着胸脯说：“打死我也不信，打死我也不信，老头子，你还是喜欢和我开玩笑，你总喜欢和我开玩笑，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李师傅从床上坐起来，他一本正经地说：我说的是真的。
汪静玉，女，70年代中期出生，14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保送武汉大学中文系。曾在《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作家》《芙蓉》《时代文学》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出版有诗集《青春的馈赠》，小说集《爱是绿叶》《邂逅天堂的后窗》。现居武汉。
割稻子的人总是弯腰驼背
曹 寇
“告诉你，这件事不是我干的就不是我干的！”我对坐在门槛上的小旦说，怒气冲冲，显得非常冤枉和理直气壮。而其实呢，这件事情就是我干的。
“那，那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小旦见我这么坚决，又没了主意，越想越难过，所以她就哭了，并不断地用手把鼻涕蹭到我家的门槛上面。
“不要紧，反正没人晓得，除了那个畜生和你自己，现在就我晓得了。只要你不讲人家就不会晓得了。”
小旦用手背揩了下眼睛，说：“大哥我相信你，但是那畜生要是瞎讲我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笑了起来，向她挥挥手：“不会的，绝对不会！”
情况是这样的：我去下坝买碗，因为我家的碗一搞就搞碎掉了，也不是我儿子搞，他虽然才五岁，但也能把碗端得好好的了——都是我搞的，我脾气大，一有什么事就摔碗。中午我在家吃饭，我老婆与我儿子都站旁边看着。他们为什么站着看我吃我也不清楚，懒得去问，我吃我的，他们站他们的。后来我说，这菜怎么烧得这么难吃？我老婆说，菜是我烧的，你还没吃所以我没敢尝，是不是淡了？我说，放屁，是咸，太咸了！说着正好饭也吃完了，所以我就把碗砸了。我老婆一面捂着耳朵一面说：你把它也砸了家里就没碗了，看你晚上拿什么吃饭！我说老子去买，于是我就去买碗。我就问她要了十块钱去买碗，她讲也就这十块钱了，买了碗回来要是再砸，日子就没办法过了。她真絮叨。
从我家到下坝要走好几里路，路两边全是稻田。现在稻子快熟了，青黄相接，虽然不香，但还很好看。这时候也不需要在地里搞什么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地睡在家里等着收割那天。到了那天，大家才弯腰驼背割稻子。你很难理解这些挺直了身体睡在家里的人凭什么会有收获，但事实就这样。但我看到了小旦。小旦站在地里，就她一个人。她什么也没干，只是看她家快要熟的稻子，一下子看黄的稻子，一下子看青的稻子，看来看去。她穿着一件花褂子，风从正面吹过来，奶子很翘。好像田埂也在翘。所以我就从她后面的稻田里钻过去，稻子纷纷在我的身后倒了下去，瞬间就有了一条曲折的仅容一人的通道。到了她身后，趁她没发现，一把将她捺倒，捺倒就求。她先是拼死挣扎，然后紧扯裤带，然后又夹紧两腿，始终一言不发。最后等她身上什么也没有之后，她就用手捂着那地方，这不好办，所以我在她胳肢窝底下挠了挠，这才搞好，也就这时候她才哼地叫了一下。
她说她没看见那人长什么样子，我说我会替你把他揪出来的你放心。她很感激地直点头。她说：“谢谢你村长。”我说：“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谁叫我是村长的捏！”
说到小旦，那年她和小丑结婚还是我挑的彩礼担子。小旦她妈是老旦。老旦拽着我胳膊哭着对我说：“我家小旦嫁到你们村你们不要亏待她啊！吼吼吼。”我说：“知道了，有我呢，你就别烦神了哈。”说着就把她推倒了。她倒在地上很满足的笑了笑，还朝我点了一下头。所以准备打抱不平的人动都没动。这个老旦就这么一个女儿，一辈子守寡，临死也没搞清楚是谁让她守的。现在她女儿能嫁出去就不错了。老旦那天也是哭昏了头，她把我拉着并没有特殊含义，那时候我还不是村长，我和老旦不认识，和小旦也不认识，我只知道村里小丑娶老婆我挑彩礼担。这么个大喜日子老旦偏要拉着我，我很气闷，所以我把她推倒了。据说，没几天老旦就归西了。我也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归西，虽然那天我把她推倒了也没想到。大家都没想到。
小旦没了娘家跑就和小丑种稻子，种着种着就有许多年了。也养了儿子。儿子养出来，小丑就死了。不过小旦比她妈算是进步了。是小丑让她守寡的。
我把小旦搞过了，也没忘掉去买碗。等我连赶数赶赶到下坝，农具店已经下班关门了。我心想，就怪小旦，不是她我就不得迟到，这下可好，晚上吃个屁。我正在街上唉声叹气，突然听到有个人喊我：“小净——小净——”我纳闷：这下坝也没谁跟我多好的关系啊。抬头一看，是小生。他是下坝人。
小生是我念中学时候的同学，不一个班也认识，但也没什么交往。他喊我干什么呢？
他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买碗。”
他“哦”了一声也没问为什么，但没就走，而是在路旁边踢到一块砖头蹲下来，还递根烟给我抽，看样子他有话要讲。
他说：“听讲你干村长了？”
我咧嘴笑笑说是，然后问：“你现在干什么？”
“我开小店。”说着他直直身指了指面前一个小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小店里货架上的一些东西，我注意到没有碗。但我还是问：“你店里有没有碗卖？”
“卖过，现在没的了，你要是要我下次给你进一些，便宜。”他说。
我说：“再说吧。你不种地了吗？——快活啊你。”
“哪讲我不种地的？你才不种地呢！不种地吃个屁。”
“嗯。我也种地。你种什么？”
“稻子，要收了，你呢？”
“我也种稻子，也要收了。还要回家磨镰刀呢。”说着我动了动，想走了。
“不急。有个事情想问。”
“什么事情？”
“你娶老婆了没有？”他说。
“早娶了。你呢？”
“娶过，跑了。”
“为什么跑？”我问。
“嫌我呗。也好。我也嫌她。”
“哦。还娶吗？”
“当然，就找你这事……”
“说吧你。”
小生脸红了两红，说：“你们村有个女的不是男的死了吗？”
“是的，她叫小旦。”
“就是她，我早就见过，来我店里买过东西，奶子怪翘的。你给我介绍介绍。”
“她有小孩，八岁了。”
“真的？”小生站了起来，“那好啊，我正好没的。”
我说：“那我回去考虑考虑哈。”
他说：“你考虑个屁啊你，你替我讲了就是。”
“那是那是，嘿。”
“那就麻烦你了。”
“不客气，应该的。”
“你真是好人。你走啦，慢慢走啊，不吃过再走吗？”
我回到家，天已经很黑了。主要是家里没上灯，所以天格外黑。邻居说我老婆带儿子回娘家去了。我想她是被我气狠了。滚就滚吧。我想小旦就不错，从来不回娘家。
把中午剩的枯锅巴饭咽下肚子，也差不多饱了。这时候，小旦找上门来了。
我说：“小旦你好，请坐。”
她看了看我，眼圈一红，就势从门框上滑下去，坐在了门槛上。
……当我向她挥挥手说“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时候，她掏出十块钱，说：“这是不是你的？”
我赶紧往身上一摸，要死，十块钱真是我的。幸好去下坝的时候店门关了。
“是我的是我的。”说着我伸手就拿。小旦一下子从门槛上跳起来。我没抢到。
我就说：“真是我掉的，你赶快给我，要不然日子没办法过。”顺便我还把家里没碗吃饭的事情跟她讲了。以至于最终有点低声下气。
但小旦不买账，她说：“我这十块钱是在那个男的身上摸到的。你说不是你干的事，那这个钱也不是你的。”
我说：“事情真不是我干的，骗你不是人。但钱是我的，确实是我的。”我把口袋全部翻出来给她看，有许多草末和说不来的琐碎的东西纷纷扬扬地飞了起来。
“你死鸭子嘴硬。我烦不了了，就算这是赔偿损失啦。”说着她把钱塞到腰里去了。如果要抢，那大概还要扯她裤带子。但太累，影响也坏。
“算了，我不要了。”
她又哭了起来，说：“看来，那个人真不是你了。”这样她又把鼻涕蹭在我的门框上了。
我说：“你别哭了小旦，我同情你。你把钱还我就给你讲个好事情。”
她说：“你先说了我看是不是好事情，是的就给你十块钱，不是的就别想。”
于是我就把小生要跟她搞对象的事情前前后后告诉了她。她听过之后果然不哭了，但也没怎么高兴，说：“他啊，不行，我晓得，他老婆跑就是他不行。”
我无话可说了。我这十块钱就这么没了。有一个老鼠从我们之间吱溜一声跑了过去，在墙脚的洞口打了个大大的喷嚏。这日子真是没办法过了，连老鼠都打喷嚏了，我被这个老鼠搞得很伤感。
“不过——”她仍然盯着老鼠洞，说，“那也不一定。再说吧。”
我动下身体挡住她看老鼠洞，说：“那我钱怎么办？”
她说：“也再说吧。”于是她就走了。
出门的时候，她回头又说她相信我，所以十块钱不是我的，所以不能给我。“给了你，将来那人要是找上门我怎么办呢啊是？”我痛苦地说“是”，而小生找她谈对象的事情留着割了稻子再说。然后小旦转眼就走到树影里，不见了。
我对着她消失的地方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叹了口气。我还是不甘心，又在身上搜索了一下，还是没有发现那十块钱。我就一屁股坐下来。脚走了一天路很酸也很烫，我就把鞋子脱了，同时习惯性地把鞋子在门槛上磕了磕，结果我被自己吓了一大跳，从鞋子里面倒出来的不仅有沙土草叶，还有我那十块钱。“这真是太奇怪了！”我一个人在门槛说起了话。
就这样傻坐在地上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最后我索性不想了。大概确实什么也没有吧。小旦被谁强奸了呢？我真是一点也不晓得，骗你不是人，真的，我一点也不晓得。老婆孩子回娘家去了，过两天就要回来跟我一起割稻子的。这才想到与小生讲的话，要割稻子了，真要割稻子啦，于是我就把镰刀找出来，真看见了上面许多锈，我就拎桶水找块青砖在门外哗啦哗啦地磨。好清越的声音啊。
月亮升起来了，水桶里水汪汪的，刀也越磨越亮。
曹寇，1977年生，南京人，著有小说集《我们兄弟去打架》。
战斗的身体与文化政治
孟繁华
在革命时期的文化或文学历史叙述中，潜隐着一种没有叙述的历史，这个历史是战斗的身体的历史。不同的是，这个战斗的身体的历史被对待革命的情感和态度遮蔽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身体的战斗，而是革命/反革命、进步/反动、左/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贫下中农的对抗和斗争。身体的叙事被置换为精神领域的事件。20世纪激进的历史叙事在国家主义的框架内展开，它叙述的主要内容还是限定于思想/精神领域。即便是异性之间的关系，身体的战斗也被认为是琐屑或无关宏旨的无聊事件。个人情感领域的故事始终受到压抑而难以走进历史，与我们遵循的历史叙事原则是有关的。
80年代以后，个人情感体验的叙述和对身体的关注，以突围和悲壮的姿态得以表现，但它的想象也还是限定于男女之间接触的细节。那个时代的张贤亮、张洁、张弦、王安忆、铁凝等，因对异性之间情感细微处的描写而名噪一时。但到了90年代，异性之间的肉搏战斗真正展开，《废都》、《白鹿原》等小说以前所未有的直白甚至夸张讲述了两性之间的身体战斗，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关于“性问题”的论争。今天看来，那场论争的学术价值不高，原因大概还是限于道德层面而难以深入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理论进入国门，两性之间的战斗还没有充分讨论的时候，就被“一个人的战争”所替代。女性在张扬自我决斗宣言的时候，因不慎而成为男性眼中又一道奇异的风景，独白变成展览，平等、自由的争取演变为话语实践。商业主义的叙事策略和西方新潮理论来到中国，因新奇而急于诉诸实践，总会结出意想不到的畸形果实。遗憾的是，我们对这惨痛的教训总是不断遗忘而重新踏上不归路。
但是，身体的故事总是吸引着作家，与两性相关的秘密似乎永远是个难解之谜。新世纪初始，小说中身体的战斗仍在进行而且大规模展开。《所谓作家》《白豆》《丑行或浪漫》《万物花开》《放下武器》《我的生活质量》《活成你自己》《水乳大地》等长篇小说，都有对女性身体迷恋、追逐并诉诸于性战斗的场面。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这个场面都是男性的单边战斗，女性只是逃避、无奈或必须承受。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中，男性的文化政治统治是容易解释的，在女性主义的阐释或揭示中，男性对女性的霸权地位已经昭然若揭，性别差异造成的传统的不平等是女性处于凌弱地位的本质原因。另一方面，女性是男性永远的焦虑所在，它不仅可以引发反目和流血事件，而且对女性的占有本身就是男性地位和荣耀的表征之一。在这些作品的叙述中，越是地位低下的阶层，对女性的渴望和占有就越强烈，对女性诉诸的身体战斗也就越粗暴。这种现象一方面隐含了低下阶层女性资源的匮乏，占有的概率越小，出于本能的饥渴就越强烈。不能指望女性资源稀缺的群体会对女性待之以彬彬有礼的浪漫。
在一些小说作品的叙述中，不仅表达了男性/女性的绝对权利关系，同时，将女性作为欲望对象的男性群体中，本身存在的权利关系同样是尖锐的。《白豆》的场景是在空旷贫瘠的“下野地”，那里远离都市，没有灯红酒绿甚至没有任何消费场所；人物是农工和被多级干部挑了几遍剩下的年轻女人。男人粗陋女人平常，精神和物资一无所有是“下野地”人物的普遍特征。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地道的边缘和弱势人群。主人公白豆因为不出众、不漂亮，便宿命般地被安排在这个群体中。男女比例失调，不出众的白豆也有追逐者。白豆的命运就在追逐者的搏斗中一波三折。值得注意的是，白豆在个人婚恋过程中，始终是个被动者，一方面与她的经历、出身、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与男性强势力量的控制有关。白豆有了自主要求，是在她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男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