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的高等学校在课程学分认可领域开展合作也在协议中得到了鼓励和支持，这将有力推动内地高等学校与香港地区高校利用各自优势，培养符合两地需求的人才。
未来“三三四”学制实行后，我们的学生将有更多机会到内地实习；我们鼓励香港的大学招收国内的学生，现在的招生比例已经提高到10％，这个比例今后还有望逐步增加。将来条件许可，香港的中小学也可以招收内地学生。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推出后，有关管治团队合作和问责官员与公务员合作的负面说法一直不断。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与公务员的合作非常之好。首先，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很专业；其次，他们知道我是有能力的，也很尊重我。双方互相尊重，我们共事不是问题。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是一个新政制，有的人一开始不大习惯。英国人管治时，说什么香港只管做就是了，公务员不用自己做决定；现在不同了，港人治港，我们随时要对香港的内部事务做出决定，管治班子要适应这种变化。
您十分注重通过媒体和各种场合做公关工作，与公众和家长互动，这对您推动教育改革有怎样的作用？
我坚信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推动过程又是很艰巨而复杂的，一定要花时间来解释政策的好处，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很多时候市民反对不是因为他们想反对，而是因为他们不太了解，当他们觉得你听到了他们的意见，就算最后没有得到采纳，他们心里也会觉得很舒服。在教育的问题上，每一个家长都是专家，每一个市民都是专家，他们有权利发表意见，所以一定要多一些沟通。
幽默、生动，加上恰当的事例，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您为何能在应对攻击和解释政策时做到这一点？
你骂一个人，如果他对你笑，还讲笑话，你恐怕就很难继续骂下去了。所以，面对攻击，我常常采取幽默的办法来对付。李柱铭议员前不久对我说，天主教香港教区的主教陈日君对你有很多批评，你应该向他让步了。不然的话，你将来死了他不给你上天堂。我就对他说，我不介意下地狱，因为我可以在地狱跟他们相见。
您如何看待年轻时的个人经历对您人生的影响？您如何评价如今香港的年轻一代？
我初到英国念书时，全校就我一个中国人。那时候英国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是落后的，他们看不起我们，我深受种族歧视。但我坚信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我们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凭着聪明苦干，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不能让人把我们看作“东亚病夫”。
香港的年轻一代是很能干的。最重要的是不要眼中只看到香港，更要看到背后有我们日益强大的国家。我们是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想到国家。我希望香港的学生将来能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是很重要的。同时，还要看到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视野一定要开阔。年轻时候要有理想，不要做权力和名利的奴隶。
您曾讲过，新的特首如不重视教育，您就不会在政府继续工作下去。能否就此谈谈您对新特首的希望？
董先生在任时，非常关心教育，即使在政府财政面对严峻挑战之下，仍坚持以投资教育为首要任务，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长远投资。曾荫权先生告诉我，他将会和董先生一样重视教育。他重视教育，就是重视香港的未来，重视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所以，我很高兴跟他工作。
您每次与学生交流时都很真诚，与小朋友游戏时也很投入，您怎样能做到这一点？
很多人说我就是一个大的小朋友。我很多时候都很天真，样样事情都向好的方面去想。小朋友个个都很天真，跟他们一起是很开心的事，自己也变得快乐年轻起来。
您是在怎样情况下促成《董浩云日记》在中文大学出版的？
我做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时候，董建华先生的妹妹金董建平跟我说，他爸爸董浩云先生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希望把这些日记出版出来。我很敬重董浩云先生，他是一个民族实业家，一手提升了香港航运业的水平，对国家有贡献。所以，他记下的日记、思想是有价值的，能够有机会出版让公众看到，是一件好事，我就在2000年引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2003年5月10日，是香港非典疫情肆虐差不多两个月的日子。这一天，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给多日来本书作者极度压抑的心以几分慰藉。那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教授在香港电台《香港家书》节目的发言。从那天起，笔者就开始对这位经常借助媒体和市民沟通的局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及登门拜访的强烈愿望。
这篇《香港家书》是一封写给他患病中的夫人的信。信中写道：
近日的报章和电台节目有不少针对我的批评，让你觉得很不好受，令我万分过意不去。
其实，与你做夫妻差不多30年，你岂会不知我的脾性？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是尽了一己之力，无愧于心，我总是笑骂由人的。如今给人骂的是我，感到难受的却是你，对你真是不公平。
在这次因非典型性肺炎而引起的停课或复课的争论上，我确实有从多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尽量将心比心，令各方面的忧虑减到最低。
比如说，如果时光倒流，我们自己的孩子在香港念中学小学，我们会放心让他们上学吗？怎样才会令我们放心呢？我们会期望学校做些什么？我们自己又准备做些什么？又会要求孩子们做些什么呢？我会先从为人父母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考虑家长的担忧和诉求。
……
这一个多月来，我与我的同事是如何忧心忡忡，无论做了多少准备工夫，都担心会挂万漏一！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不合作，不做好本分，随时都可能出乱子。我们口中常说“一个也不能少”，就是这个意思。可幸的是，直到今日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香港人都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市民虽然身处极大的困厄，仍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深以身为香港人而自豪。你随我返港定居已有20年了，可有哪一次事件，较今次更能让你清楚看到香港人的素质？
……
你可记得曾有朋友向我们慨叹，香港的下一代，是过分受保护和溺爱的一代？他们从小到大，事事靠父母长辈的照顾和安排，长大之后，遇到变故，就往往会怨天尤人，不会反求诸己。当时我们都认为：永远活在保护伞下的孩子，长大后就会丧失了抗逆和应变的能力；永远不承担责任的孩子，长大后就不会有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这次的世纪疫症，也许正是香港年轻一代转向成熟和负责的关键。在病毒肆虐之下，就连年纪幼小的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有独特的抗炎任务和岗位；年纪稍长的，更开始明白小我的每一个行为，都可能影响大我，而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向大我负责的开始，也是贡献社会的开始。
另一方面，非典的全面侵袭，经济活动的大幅萎缩，加上病毒的长期威胁，都会加深年轻一代的忧患意识，磨炼他们对抗逆境的能力。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抗炎表现，更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专业的精神，什么是无私的奉献，什么是知识的力量，什么是公民的责任。如果这场疫症有助扭转某些少年自我中心和缺乏承担的心态，令他们开始懂得要多为他人设想，凡事从自己做起，那就真的是“祸兮福所倚”了。
……
时隔10天，2003年5月21日，本书作者又看到一个为殉职学生忍不住洒下男儿泪的李国章。那天，在为救治非典病人不幸殉职的“香港之女”谢婉雯的葬礼上，作为谢婉雯的恩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李国章专程前往吊唁。他抵达现场即在留言簿上以英文写下对学生怀念的字句，中文大意是：“亲爱的婉雯同学：你的奉献、专业精神和对病人的爱护，我深感骄傲。对于你的牺牲，我悲痛不已。我将永远怀念你！”然后默哀一分钟，继而在遗照前三鞠躬。李国章最初时仍能平静地回应记者，说印象中谢婉雯是一名很乖的学生，但很快就悲从中来，情绪更开始激动，其间不断流泪，令眼镜也变得白蒙蒙。他呜咽着说：“我心情有点矛盾，一方面为教到这么好的学生感到好骄傲，但又好心痛，失去一位英勇的医护人员，好可惜（已泣不成声）！Sorry，我无什么讲啦！”
在后来采访李国章局长的过程中，本书作者又听到许多有关他的故事。
李国章在出任教育统筹局局长前，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更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并曾在香港中大医学院执教10多年，在国际肝癌治疗领域首创了“李氏疗法”。据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年轻时代大部分时间在西方社会生活的李校长，对中国国粹“麻将”不大了解。他在中大医学院工作时，为了与同事搞好关系，周末时曾和同事“打麻将”。李国章当了中大校长后，虽然日理万机，仍然安排时间回医学院教书。由于听校长教书的名额只有30个，但每次希望听课的学生很多，所以每组学生只可轮流派一人上课。曾听过李国章授课的学生说：“李校长是一个甚具吸引力的老师，上课好似讲单口相声。”
当了教统局局长的李国章经常到学校与学生真情对话。一次，10多名来自小三至小六的学生向他请教怎样才算成功时，他以一个故事回应：“五个指头有一天吵架，争着说自己最有用。拇指说人们说好时都举起它，食指说人们最常用到它，中指则说自己最长，无名指说人人结婚时都把戒指套在它上面，尾指说人人祷告拜神时自己最接近神。这故事告诉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只要善加发挥就能成功。”还有学生问他第一份工作做什么，他告诉他们，自己第一份有收入的工作，是在剑桥大学读医时在工地当散工。当时他是学校划艇队队员，教练要他增加体能训练，于是他就选择去工地抬砖，练体力的同时还可以赚外快，一举两得。当有学生问他小时候怕什么时，他说最怕老师罚。因为他在课堂上总忍不住与同学交谈，结果经常挨老师罚，有时候甚至被老师轮流罚。“当年觉得读书很辛苦很枯燥，还要默书考试，觉得人生无乐趣……”
李国章当年留学英国还是“李同学”时，曾经遇到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好老师：“我以前很顽皮，差不多给每个老师都起了外号，现在只记得他们的外号而忘了他们的姓名了。不过，有一位老师对我影响很深。这位老师天生有个遗传病，到了中年就失去听觉。他考进了医科，但知道自己中年以后就不能行医，就转去读化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他始终喜欢医学，就转读病理学，那就不用给人看病，不怕受听觉影响和病人的沟通。当时学生们都不知道这位老师的这个情况，只知道他书教得好，是个有名的教授。他又很幽默，他听觉虽不好，但又不是完全失聪，总之他不想听的，他就听不到；他想听的，他就当你说了。医科毕业那一年，可以去伦敦接受临床训练，但我又想留下来做博士研究生，跑去告诉这位老师说我想留下来，但他却不停地说：‘我很高兴听到你去伦敦，去伦敦好得很！’说来说去他都说我去伦敦好，我赌气说我一定要留下来做研究生，他才告诉我，他是因为听觉不好所以才做不了医生，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做眼下这份工作。那样高高在上的一位教授，也坦白说自己当时做的其实不是他最想做的工作，他想做的却因为条件所限而做不到。这真是很感动我的一件事。”
2004年3月19日台湾陈水扁“枪击”丑闻刚事过几天，正好李国章有机会和媒体相聚，大家就向他请教对于陈水扁的受伤照片怎么看？李国章十分风趣地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很多情况我觉得惊讶。一般来说，如果腹部有半寸深长达4寸的伤口，一定流很多血，若伤了大血管，血流得更多，流血15分钟，严重失血会使人昏厥。陈水扁有医生在场，不立即采取急救措施止血，不上担架，不坐轮椅，是医学常识以外的事。”他说，以陈水扁在台湾的身份，若遇行刺，一定有安全机制，到了医院一定采取最高级、最紧急的抢救措施，腾出最好的手术室，使用防止任何感染的安全措施，调派最好的医生。但令人奇怪的是，照片所见，两个医生很随便地只戴上胶手套为陈水扁缝合伤口，没有戴口罩，没有戴头套，没有穿手术袍，没有进入无菌手术室，也没有手术灯，陈水扁还穿着外套。如此抢救一个“总统”，实在太儿戏。他回忆在美国行医的时候，多次为受枪伤者做手术，“枪弹进口的地方伤口很细小，但出来的地方伤口很大，流血很多。而且人中弹之后，因为子弹的冲力很猛，整个人如受到轰击一样倒下，根本不可能如陈水扁那样中枪很久才发觉。如果枪械有来福线，子弹还会旋转，撕出一道不规则的伤口，不会像刀切一样整齐。何以陈水扁挨子弹可以像利刃剖肚，却打不穿薄薄的外衣？” 李国章当年在美国曾遇到一个在几年之中连续三次被手枪击伤的江湖人物，经抢救之后，翌日到医院巡视时与他聊天，问他：“你中三次枪，可说是经验丰富，可否告诉我，中枪一刹那，感觉是怎样的？有没有想过反击？”这个江湖人物说，你不要相信电影的情节，中枪的时候，会一下子被打倒在地上，周身瘫软，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人接着还幽默地问李国章：“你有没有要报仇的对象，多谢你救了我，我帮你搞定。”李国章忙说：“我的朋友个个都是好人，千万不要帮忙。”
话题转到“台独”问题，李国章认为文化的纽带很重要。两岸个个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同样的遗传特征，我们是一样的。现代台湾青年对中华文化缺乏归属感，他们对大陆的认识存在片面性。所以，一定要重视加强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与内地大学有交流。那时候港英政府对中文大学的做法不太满意，说我们不应该与内地有交流。但我们的名字就是中文大学，不可以不与内地接触。我们没有听政府的话，所以当时香港殖民政府对我们就不太好了。但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所以我们坚持做。到八十年代内地开放的时候，我们在内地已经有很多朋友了。最近二十年我们有更多交流，如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十所大学组成了“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与香港的其他学校不同，在我们中文大学里讲普通话不是一个问题。香港回归前，学校里教中文时要用英语，例如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是用英文来教的。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建校时，校长李卓敏提出来，虽然现在由英国统治，但是我们还要延续中华文化，要让中文在教育中合法化，当时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他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本地大学校长的华人学者，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为了倡导与中华民族根根相连，把大学的名字也定为中文大学。
李国章和立法会议员、香港东亚银行主席、曾荫权选举办公室主任李国宝是亲兄弟，而特区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则是他们的堂兄弟。李氏家族一门三杰，横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领域。他的父亲李福树先后出任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议员；叔父李福善是香港高等法院的首位华人法官，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是第一届特区行政长官三个参选人之一；堂妹为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李志喜。难怪许多人认为他在香港的背景雄厚。据香港特区政府15名问责官员2005年7月的利益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