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直到读中学时，他还因为吃不起学校饭堂，午饭不得不回家吃；为了节省坐巴士的两毛钱车费，来回步行一个多小时。
五六岁时，梁振英来到孙中山曾就读的西医学院旧址荷里活道警察子弟学校读书。后来曾任香港特区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的吕孝端，在那里教过梁振英。吕孝端回忆说：“当时的荷里活警察子弟学校，上午是中学，下午是小学，有时我放学后，会为请假的小学老师代课，于是我就有机会教过当年只八九岁的梁振英。”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梁振英那时候已经表现得鹤立鸡群。“有一次我向他们讲一个关于岳飞打金人的故事，之后问同学谁能够站起来再讲一遍，梁振英就主动举手，聪明而有技巧地重新演绎了一遍，又能好清楚地向同学提问，反映出他当时已很有领导才能。而他和他姐姐、妹妹，也就读同一学校，成绩一样好，对师长又有礼貌。”因为一家三个学生均学业出众，吕孝端还亲作家访。“当时和另一位老师去探梁振英的父亲，梁父这位忠厚长者，特以名贵的碧螺春茶叶来招待我们。梁振英说话清楚谨慎的风格，就最像他爸爸。后来梁振英成名后，在一些公众场合碰见他，大家都会闲聊几句，他还以‘吕生’来称呼我。”
梁振英的童年时代，正是梁羽生和金庸等武侠小说应运而生的时候，而他却一本都没有看过。“父母管教严厉，认为武侠小说属于‘闲书’之流，不准看，免得浪费时间。”梁振英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上。他形容自己小时候像个“小老头”，喜欢学大人读报。“父母很大年纪才生我。出生时，父亲44岁，母亲40岁了。我记得，3岁的时候父亲抱我在怀里，教我读用一元钱买回来的《工商日报》副刊。读完后，我就拿到报摊去补5毛钱换儿童报纸，看报上的漫画。”
父母不准看武侠小说，中国四大名著倒看了三本，除了《红楼梦》。“我嫌它太女性化，太枯涩了。”等到去英国上大学，梁振英反而将《红楼梦》带上路，陪伴他度过那段寂寞的留学生涯。随身带去的，还有一本《山东民间传奇》。“我父母都是山东人，他们在家里总说山东话。我们听得懂话中的意思，可是不知道怎样写出来。看了《山东民间传奇》以后，才恍然大悟。我每星期都写信给姐姐，告诉她我的‘新发现’，分享喜悦。”比如，“刘姥姥带外甥进大观园”，其实她带的是外孙，因为山东话里“外甥”指的是外孙。根据山东习俗，不论辈分，在外面生的全是外甥。
梁振英学成后，放弃英国一份等待他上班的高薪位置，毅然返港。“我可能看中文书太多了，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觉得父母年老了，应该多陪伴他们。”
重视中文，却不能轻视英文。梁振英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多次强调，香港人必须在全球一体化中放眼世界，要具有国际视野。“如果英文程度高，可以涉猎的书籍种类更多，接触新鲜事物更直接，视野和选择更广阔。”
因为业务的需要，梁振英经常要到世界不同地方工作，他发现“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也越来越大”：“现在不少香港的工程设计和计算，是由内地的建筑师负责，再用传真送回香港；也有印度医生，通过互联网为美国的病人在夜间作初步断症，可见世界越来越小。同样，9·11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地很快便收到消息，甚至使10多小时飞行距离之外的香港人感到不安。科技进步，交通方便，令我们可买到来自非洲的观赏鸟，吃到来自印度的螺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大。在世界变大和变小的同时，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出现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局面。”
是什么促成全球化和一体化？梁振英笑言，这与客运、物流和通讯的发达有关：“1974年我去伦敦读书时，飞机不能穿越中国和俄罗斯，还要避开越战，所以要停泰国、印度和中东，才到达伦敦，单程票也要3000多港元。我1977年回港工作，每周打一次电话给还在英国念书的女友，3分钟要100元，等于我一天的工资。今日，不少人到国外工作或进修，一年回来好几次，天天在公司打长途电话，开视像会议，所费也不多。客运和通讯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带来了什么？梁振英说，“在互联网和通讯发展的影响下，促成人类对共同语言的需求更大，英语变得更为重要。我们以为通过互联网和参考书已知道世界上很多信息，其实我们只是明白更多事物的更小部分。香港的优势，就是中西文化兼备。要将这种优势发挥下去，就要站在香港，看世界不同的地方如何为香港所用。”
在香港名目繁多的酒会、典礼等应酬中，很少看到梁振英，有人因此说他“比较高傲”。他对此的解释是，“家中有三个孩子，责任比较重。尽量在晚上陪他们做功课、聊聊天，早上只要我没有早餐会，又在香港的话，我就开车送他们去上学。中国有句话‘忠孝两难全’，我觉得亲情还是很重要的。”梁振英的太太是英国留学时的同学，他们是在校友的活动中认识的。太太念的是法律，曾是一名优秀的律师，有了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不当律师了。“由于结婚后忙自己的事业，我们比较晚生孩子，1989年有了第一个孩子，过两年有了老二，再过两年有了老三。当爸爸的要尽责任，所以很少到外面应酬。”
话虽如此，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香港山东商会晚宴的当天，正碰上太太的生日，他为了出席此次晚宴特意与太太提早庆生日，足见他对乡情的重视。晚宴上，他罕有地提及自己的“家世乡情”，说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参加冀鲁旅港同乡会活动，当时家乡土特产山楂、红枣、海参、海蛰等，只有在同乡会中才能买得到。父母战前从山东威海移居香港，在香港认识后结婚，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家在山东，不在香港。梁振英小时候常听父亲说“回家”，但由于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各种变故，老人家至今未曾踏足过家乡。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带着太太和子女回家乡走一走。仔细观察和感受梁振英的为人处事，他确有“山东人的淳朴、直率和豪爽”。
热爱家庭的梁振英，常在假日里带家人外游。但2004年的圣诞节，他们一家却体验了一次劫后余生的经历。南亚发生海啸时，他和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在马尔代夫度假，他们身处的小岛经受四五次海啸的冲击，如果规模再大一点，整个岛就会被淹没。当时他收到香港朋友的短信，知道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危，但岛上的对外通讯完全隔绝，电话无法打出，小岛外发生什么事，他完全不知。其后他知道震中在东南亚，曾一度担心香港会受波及。几日几夜，整个岛上没电没水，500多名来自不同国度的游客，同命相怜，彼此关怀、互助。“孩子也明白了大自然的威力和人类的渺小。”而在海啸的前一天，他和孩子玩浮潜时已看到“异象”——珊瑚死亡。劫后余生，梁振英觉得与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对子女，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让他们明白在灾难中要顾及他人的需要。”
梁振英的口才在香港政界公认是一流的，而他和笔者的谈话，始终是以快速流畅、逻辑严谨的普通话进行的。问及他普通话何以讲得如此之好，他说从没有跟老师学过，从1978年开始与内地的来往中，一点一点学会的。
访问稿整理出来后，考虑到涉及许多数字和专业问题，笔者就用电邮发给梁振英审核。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的秘书就通过传真把他亲笔修改过的稿件退还给我，不仅修正了若干事实，连不合适的标点也一一做了更正。
梁振英简历个人背景：1954年生于香港；1974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建筑测量系，197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测量及物业管理学学士学位家庭状况：与妻子育有一子二女曾膺殊荣：1999年获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任职履历：1988年起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起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及长远房屋策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香港专业联盟主席2002年7月，出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
陈智思：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1）
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这就是陈智思。
董建华辞去行政长官后，陈智思在报章和其通讯刊物中撰文赞扬他对基层的关怀，对社会福利的承担，表达对董建华的感念。陈智思因此被媒体称为政坛“稀有动物”。
专访：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
您从1998年33岁时当选为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之后连任三届，2004年10月又成为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在香港可说是绝无仅有。您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路是人走出来的，最重要是自己要把握机会，放眼世界，终身学习，不要只顾眼前利益。
我15岁离开香港到美国求学，毕业后在当地工作了一年，便回港任职保险公司的投资部。1998年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时，保险界有一个席位。这是保险界第一次在香港的立法机关有席位，当然要有人参选。一开始报名参选的几个人是来自外国公司的，香港本地的公司就觉得我们怎么可以没有人参选？但大部分本地公司的老板年纪都较大，于是就有人找到我，结果顺利当选。当初根本没想过连任三届，那时我不要说对政治，即使对保险业也完全没有认识。我所有的选民也都知道我不是做保险的。正因为此，我惟有经常走访业界，虚心向前辈请教，边学边做，可以说天天都学新事物，才能适应自己的角色。
我当社会服务联会主席其实也很偶然。2002年当时的立法会议员李家祥先生当了四年主席后要退下来，希望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据说找了很久找不到。他和我是老朋友，是当时立法会里的“早餐派”，他要我出来帮帮他。我说，我对社会服务不了解。他说，没有关系，一个月开一次会，一年开12次会，很简单的。我就答应了。当上主席后才知道其实根本没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月开一次会，差不多每周都要参加两三次有关社会福利的会议或活动。所以，我现在常常对李家祥开玩笑说他骗了我。不过如果当初不加入社服联会，后来也就不可能进入行政会议。所以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我读大学时主修美术，与商界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仍然在商界取得了成就；及至进入立法会，当年学的专业一样有发挥的机会。好多人都不知道，立法会的标志，就是众议员推举我负责处理的。因为议员中只有我比较懂得美术。
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之初，曾表示您在其中的角色，是加强政府、商界和社会福利界的沟通与了解。您如何认识这种沟通与了解？
我是保险业的代表，同时我家族的背景是银行业，从政府制订政策的角度，金融界的意见很重要；我虽然不是社会服务界的，但我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主席，代表为香港提供超过9成社会服务的300多间非政府机构；在立法会我所属的“泛联盟”，即5个独立身份的议员，来自不同的专业界别和功能组别，在2004年9月选出的新一届立法会中，我们握有非常关键的5票。董建华先生选我进入行政会议，我想主要是基于我的代表性，不仅可以带入一些不同行业的声音和意见，而且能够争取立法会“泛联盟”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从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您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是否满意？
我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香港发生了许多不同的事，从董建华先生退下来到曾荫权先生就任新的行政长官，等等。因此，我在参与行政会议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面对许多不曾预料的事。可以说，整个过程充满挑战。
您很支持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认为他是行政长官的“最适合人选”； 您也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十分感念董建华。可否讲讲您对他们的认识？
董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我从来对他都是充满敬意。他对每一件事，都是从国家和香港的大局出发。香港有的批评对董先生是不公平的。港英时代不鼓励香港人参政，大家光知道做生意赚钱，所以香港政治人才很少。七八年前，包括我在内，绝大部分港人对政治可以说既不懂又无兴趣。董先生敢于出来做行政长官，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回归后，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等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我们看来，他已经做得非常之多、非常之好了，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金融风暴、非典中受影响的人，把所有怨气都撒到董先生身上，这很不公平。我们都承认，他不是个政治家，不善于表现自己。许多人并不知道董先生在争取中央和内地支持中所做的努力，他为搞好两地关系、向中央反映香港情况，做了很多，但他很少通过传媒或其他渠道讲出来。董先生很勇敢，肯踏出第一步，几年来推行许多新政策和改革，它们都不是一时三刻见效，通常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看到好处。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还要讲求包装。
曾荫权先生在政府服务30多年，熟悉整个公务员系统的运作，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特别是他懂得如何与传媒和市民沟通，这是作为政治人物很重要的一个本领。如果要建立一个平稳的管治班子，他毫无疑问是最适当的人选。曾先生和董先生的背景、经历、特长等完全不同，但他未来所面对的问题同董先生是一样的，可能由于手法、策略和技巧问题，他会在政策的解释和推广方面做得好一些，但困难、压力和挑战是不会少的。无论如何，我都会一如既往支持曾先生迎接这些困难和挑战。
您当过三届立法会议员，如今又兼任行政会议成员，能否结合您的实际观察和感受，讲讲您对改善行政和立法的具体建议？
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我们现在行政会议的构成与港英时代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几位司局长，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完全不同。港英时代的立法局不是选的，是委任的，行政会议所做的决定，立法局一定会同意的；而现在的立法会是选出来的，他们要根据选票的需要来决定他们的表决意向。不单是那些永远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即使那些和政府关系亲近的政党，他们为了自己那部分选民的利益，在事关经济和民生等议题上，也不一定事事支持政府。比如禁烟的法例可能影响到餐饮业的生意，自由党的选民有不少在餐饮业，他们就会有保留；为防治禽流感要杀掉一些鸡，就影响到渔农界的利益，民建联也有可能有保留。
现在酝酿政策时，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往往只能在较后阶段才能参与制订工作，因此发挥的空间不大。希望在新的行政长官任内，可以改善决策部门和行政会议以及行政和立法的关系。现在政府起草的法案，主动权在政府，行政会议在后期才参与讨论，到立法会要修改时或有争议，因此很多时候在立法会表决时票都很紧张，我所属的“泛联盟”的5票成为左右结果的关键票。曾荫权先生希望友好的政党可以始终支持他，可是并不容易，这也因不同的法案而异。为了通过一项政策，把许多工夫花在拉票上，即使通过也是微弱多数，政府显得很弱势。所以，我希望政府决定的政策在提交立法会之前各政党就能参与，以保证在行政会议和立法会里有足够的支持。但这样做的结果，政党政治有可能太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