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中午，老邓正在坑道里忙着往弹药箱子里收拾苹果，这时候炮响了，密集的炮火震得坑道里尘土飞扬。打了几个月的仗，老邓当然知道这是敌人要进攻了。可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将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
第八章
1953年的6 月，正是朝鲜谈判谈谈停停的时候，双方在板门店桌子边争吵得越热闹，三八线的战场上打得也就越激烈。
在坑道里，老邓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美国的无产阶级是反对侵略战争的，想扩大战火的是杜鲁门和资产阶级一伙。”因此“反动派不肯认输，我们就把他打回谈判桌去”。根据这个原则，从5 月份起，阵地上就配置了高音喇叭，由会说英语的广播员负责给美军中的工人阶级士兵做思想工作，而老邓他们则专门负责消灭属于资产阶级的那部分坏蛋。
英语广播有多大效果不好说，反正敌人进攻的强度不见减弱，密度倒还有所增强。
这一阶段的战斗都是围绕着阵地的争夺与反争夺而展开的。“连长和指导员每天都不停地说要坚守阵地坚守阵地，一步也不许退。我们的部队是渡江英雄营，连长和指导员都是最勇敢的人。”
说是要坚守阵地，可是坚守也不容易。阵地上的土早被炸弹犁松了，“不能挖战壕，坑挖深一点，炮弹一震就把你埋到里面去了”，“只挖个膝盖那么深，前面用土麻袋挡着，能趴下就行”，“我使步枪，步枪要掩护机枪。敌人进攻，在前面跑着的那些我不管，那些归机枪打。我们打蹲着的和趴着的，蹲着趴着的家伙你不打他，他就瞄着我们机枪干了”。老邓还说：“我们当然也打敌人机枪，但敌人机枪的打法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机枪手都是好战士，摆在前面，打得最狠；他们的机枪躲在老后面，胆小。” 2
1953年端午节的中午，老邓听见炮响，赶紧把苹果放好，再往自己脖子上挂了个铜喇叭，拎起枪就站到指导员旁边。按以往习惯，指导员负责机枪组，所以这时几个机枪手也跑了过来，可指导员一摆手，让他们跟连长去。
原来这天坑道里有客人。从6 月份开始，二十四军在上甘岭战区逐渐转入进攻态势（老邓他们这个阵地就是不久前才占领的），当时部队的口号是“一鼓作气，消灭美三师”。为了配合这个形势，朝鲜方面也开展了宣传活动，这天正好有一个人民军的政治军官和朝鲜青年团的一个同志来连队采访，现在战斗打响了，指导员先要把他们送回去。
指导员让老邓帮朝鲜同志把采访包背着，一边坐着谈话，一边等炮停。
从炮一开始响，连长就守在坑道口，看见炮火延伸，连长手一挥就带着一个排冲上去了。接着，指导员、老邓和朝鲜同志也来到坑道口，准备等我军的反击炮火开始之后，沿着运输线返回到团部去（师、团的前指离阵地不到三百米，但真正的师、团部离一线却要远得多）。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又响了。指导员赶紧指挥战士退回到坑道里，不一会，阵地上抬下一个人来，是连长。
连长的背被炸开了，像血糊的一样，抬进来后只动了几下就咽了气。指导员当时眼睛就红了，他和连长是老乡、老战友，年纪差不多，平时点一根烟都要两个人分着抽的，关系极好。指导员不让别人插手，自己找了床棉被把连长裹上，然后问上面的情况怎样？连长的通讯员哭着回答：“美国人，人很多。”指导员于是对朝鲜同志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们了。”
指导员安排老邓把两个朝鲜人送回去，并且让他把一个包交给团政治部，那里面有连队的战斗日志和全连战士的决心书。决心书的事，老邓知道，那是指导员写的，分苹果的时候还张罗着大家签名字。每次祖国人民送礼物给志愿军，前线部队就用决心书当作给慰问团的回礼。
指导员话还没有交代完，那个人民军的军官就把照相机挂到了老邓的脖子上，并且说“不用送我，我必须留下来”。旁边的那个朝鲜青年团的同志也坚决要留下。
这个军官姓洪，是人民军报的记者，他小时候在中国东北读书，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抗战胜利后随金日成打回了朝鲜，在战斗中负过重伤，是个老兵了。这些情况当然是老邓日后听介绍才知道的，当时他甚至还不知道那个青年团员原来是个女同志（其实，坑道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听到人民军洪军官的话，老邓说指导员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洪记者先问清楚老邓的名字，掏出个信封刷刷写了几个字，要求老邓必须把他的信和文件转交到人民军政治部，然后转身就往外走，指导员这才想起阻拦他，可洪军官大声说了句“我级别比你高，听我的”，人就出去了。指导员没辄，只好带着部队顶着炮火冲了上去。
老邓说，当时他就觉得这个洪军官很了不起。因为头几天连里的副指导员牺牲了，副连长受伤还没有回来，而现在战斗才刚开始又损失了连长，连级干部只剩下指导员一个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洪军官一定是发现了这个苗头才决定挺身而出的。老邓说，朝鲜政治军官的军衔标志和其他军官的不一样，他看不懂。但是，“真正的政工干部就应该像他那样做”。
老邓一面赞赏着一面往团部跑。这时他还不知道，在他兜里装着的那封洪军官的信将会给他带来一枚朝鲜勋章。
洪军官不久就牺牲在阵地上了，他双腿被打断，手雷扔完，在敌人冲到跟前时仍从容地用手枪还击。战友们说，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大声地唱歌，虽然唱的是什么大家听不懂，但是很好听。
洪军官后来被朝鲜授予国家英雄的称号。由于他是牺牲在志愿军阵地上的，所以中国方面也给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的表彰。同时，朝鲜方面还给了老邓一枚“三级国旗勋章”。这勋章马甲见过，镀金的，很大也很漂亮。
老邓到了团部，把东西交给政治部主任，主任一听说情况就急了，怎么能让人民军的同志留在阵地上呢？团长也马上呼叫阵地，可阵地上无线电员说找不到人了。确实，从团部这里探头看出去，密集的炮火打得山头上烟尘弥漫。老邓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阵地上的能见度不会超过5 米。团长马上命令两个作战参谋带领从警卫连抽调的30个人增援阵地，政治部主任也派出一个通联干事，要求他一定把朝鲜同志带下来。
在团部外边等人的时候，老邓遇见了后勤处的老乡。那老乡送给老邓一个急救包，这也是慰问团的礼物。和普通急救包不同的是它里面有个瓷瓶装的云南白药，而且瓶里居然有5 粒“回命丹”，老乡说“这可以救你五次命”。老邓一听当然很高兴。
增援部队集合完毕，老邓带着人就往阵地上跑。这时，敌人正不停地往交通线上打“干扰炮”，大家只好分散开来，一边躲炮一边前进。快到阵地的时候，一个参谋叫住老邓，他说刚才在团部时听见阵地上在喊“要炮！要炮！”估计当时敌人是冲上来了，现在阵地情况怎么样可吃不准，看见老邓脖子上挂了个铜号，他就让老邓先联系一下。于是老邓摘下喇叭就开始吹，吹了几遍，阵地上有回音了，大家就朝着回信号的地方摸上去。
到了地方一问情况，这才庆幸那个参谋有经验。原来这时候表面阵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三分之二了。如果事先不联系一下，稀里糊涂跑上来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老邓找到指导员，把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告诉他。指导员说洪军官已经牺牲了，只有那个青年团员还在，让老邓和通联干事去动员他下阵地。可那青年团员坐在地上不说话也不走，两人只好去拽，七拽八拽地才发现她竟然是个女的，弄得大家十分尴尬。
青年团员见自己的性别暴露了，这才哭着跟通联干事下了阵地。老邓跑回到指导员那里报告这桩新鲜事，正在琢磨问题的指导员一时都没回过神来，瞪着眼张着嘴傻了好一阵才冒出一句话：“俺的娘诶，这是个花木兰啊。”
这时候，由于表面阵地局势不明朗，敌我双方的炮火都只是在干扰对方的补给线。阵地上反而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老邓也着手修整工事、收集整理弹药。
正忙着，听到指导员问：“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吗？”
“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老邓答应得很痛快。
第九章
上甘岭防御地带的主阵地是两个主峰，在主峰前端及两侧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山包，一条从南至北的公路就穿绕于这些山坡之间，公路在这里要经过一个叫“上甘岭村”的村庄，因此所谓上甘岭战役，实际上就是为了在“上甘岭村”截断这条公路而展开的一系列战斗。
老邓说，除了上甘岭两个主峰外，其他附近的山头我军和敌人差不多各控制一半，并且不断易手。老邓他们的阵地位于主峰的东南，公路经过他们所在山头的左侧，通往两个主峰之间的“上甘岭村”。也就是说，我军一旦彻底控制了这个山头，敌人的车辆及重型装备将无法到达主峰阵地前沿。
当时，志愿军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山包，前些天，24军进攻时，只是占领了山包右边以及中段的大部分，而山坡最左侧，靠近公路边有两个敌军堡垒，由于得到了公路对面美军的强大支持，始终没有能够拿下来。端午节这天，美军就是从这个左侧发起进攻，在占领了大部分表面阵地之后，又把志愿军压制到了右边角上。
形势对老邓他们很不利，敌人随时可以沿着山脊的表面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击。这时候，弃守阵地当然是绝不允许考虑的。虽然志愿军也可以退回到坑道里，倚据坑口工事进行防御，但那样一来，坑道很容易被敌人封锁，再要想进行有效反攻就困难了。“从一上阵地，连长指导员就讲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阵地，阻止敌军通过公路，以实际行动支援主峰。”因此，如果退回坑道，虽然名义上我军在这个山头还保存有力量，但在战术作用上，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基于这个原因，师、团首长给老邓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直到天黑。
“天黑了就好办，我们的大部队从坑道那边上来，马上就能把敌人再赶回去。”眼前的这一小块阵地，不仅是掩护坑道和后方交通线的屏障，也是实施下一步反击的跳板。
说到反击作战，马甲听老邓头和老王头介绍过美军的一个特点，很有意思。美国人的工兵很厉害，修工事麻利。他们的部队一旦在前边占领了阵地，后面的工兵马上拖来各种各样的材料，几个小时就能把大大小小的工事、堡垒和障碍物建好，把枪、炮火力点、铁丝网探照灯什么的，布置得规规矩矩。如果工事修好了，美国兵防守得就很认真，可如果没有工事，美国人可不愿意像志愿军那样硬着脖子干，一般马马虎虎顶一下就跑了。针对这种情况，上甘岭战役后期，志愿军在与美军进行阵地争夺时，就十分注重使用炮火对敌人运输线实施干扰。这样，美军即使占领了阵地，他们的军工物资一时也上不来，接着，我们则马上利用敌人立足未稳，迅速展开夜间反击，争取夺回阵地。仗打到这份上，大家都精了。
反击是晚上的事，老邓他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把阵地给守住。
从增援部队一上来，指导员和两个参谋就开会琢磨防守的事。志愿军目前所在这个“右边角”的正面，坡很陡，敌人步兵不大可能从这里进攻，因此，防守的重点无疑是左面方向的表面阵地。但是，在正面仍存在着一个隐患，据指导员说，敌人在公路边有两辆坦克，能对我军阵地进行直射，在刚才的战斗中，我们的重火力点都被它打掉了，而由于坦克位置太靠近山坡，我们的大炮又打不着它。如果等会敌人再进攻，这俩铁家伙肯定会顺着山沟开过来，那时候威胁就大了。
那个年轻点的参谋说：“不要紧，我带人干了它。”这时，指导员转头问老邓：“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吗？”
“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答应得很痛快。
年纪大一些的魏参谋（就是提醒吹联络号的那位）站起来喊：“高大炮，高大炮！”于是，高大炮跑过来了。这个高大炮老邓认识，他本来就是连里的兵。上甘岭阵地防御的方针是“前轻后重”，担任防守的一线连队，干部保持满员，但要抽出二三十个士兵补充到警卫连，扩充前指的预备队。高大炮就是从老邓他们连抽出去的。他是个老兵，姓高，可个子不高力气挺大，能把手榴弹扔得好远，就像开大炮一样，所以得了个外号叫“高大炮”，真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
向高大炮交代了任务，魏参谋又说：“这次炸坦克得把它炸得不能用才行，要是光炸了履带，它还能朝我们开火，得先想清楚怎么弄。”老邓寻思，都知道坦克后面有油箱，扔准了能把坦克烧了，要不然掀开顶上盖子往里扔也行，可谁有那个把握啊。于是没敢吭声。
“我有办法”，高大炮说，“拿带子把两个手榴弹连着，扔到炮管上这么一搭，就能把坦克炮筒给毁了”。
“能成吗？”
“能成”，高大炮力气大，自然也就信心足。
于是拿来苏联手榴弹（反坦克手雷），解下腰带一头拴一个，弄了三组，挂在三个人脖子上，说好了由高大炮负责扔，年轻参谋和老邓配合掩护。爆破小组从侧面溜下去，到了坡底就沿着沟边往左侧公路方向爬。
老邓说，电影上的志愿军总爱弄个草帽子戴在头上当伪装，可他们没有搞这个。上甘岭上面连石头都打酥了，到哪里找草去。
“山上光秃秃的全是土，只有些树桩子，被炸得横七竖八的。”
“1955年我们回下甘岭收容遗体（战役期间烈士遗体都临时埋在下甘岭村，后来分别移到了几个公墓），看到山上的树居然都活了，花也开了，红的绿的。可是人却烂得只剩下骨头了……心里难受啊。”
老邓他们三个下到坡底，每人披了一块阵地上装土的麻袋片，主要是为了遮住身上武器的反光。高大炮在前面爬，老邓跟着，参谋在最后。原本的计划是找个合适的地方设伏，等坦克来了再开炸。可爬着爬着，高大炮越爬越快，老邓都要跟不上了，参谋也连忙在后边小声喊“慢点慢点，别太远了”。可高大炮却仍旧不停地爬，还说“快快，我看见坦克了”。老邓急忙抬头张望，可不是么。
敌人的两辆坦克已经离开公路开进了山谷，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刚拐进来一半就不走了，一前一后斜斜地停在那里，像是在等人似的。三个人从侧面爬着接近坦克，距离还有四十米左右时，山上的阵地突然开打了，坡上面的石头沙子被震得直往下滚。
老邓正准备问参谋怎么办，前面的高大炮就已经窜了起来，拎着手榴弹冲上去了。
“要说他胆子也真够大，就那么直着身子从坦克侧面跑到正对面，一扬手就把手榴弹往炮筒子上甩。”
“可是，那带子没挂上炮管，手榴弹砸在炮塔上落到地下，咣地炸了，坦克没有什么事，倒把高大炮给震倒在地上。当时我还以为他完了呢。”
高大炮一倒，老邓和年轻参谋就都冲上去了。老邓首先接近高大炮没炸成的第一辆坦克，可他没再乱甩手榴弹。“我想人家那么大力气都不行，我就更不成了。”他老老实实地爬上坦克，把两颗苏联手雷搭在炮管上